【大紀元1月11日訊】憲法是根本大法，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既然是根本大法，就應該具有一點神圣性。凡是法治國家，提到“憲法”這兩個所表現出的敬畏，就反映出了這种神圣。我們要實現法治，就必須形成憲法權威，使憲法不但在字面上而且在人們的心目中占据應有的地位。
然而，我們的憲法有權威嗎！別的不說，僅僅從我們以往在憲法一詞的使用上，似乎就可以看出來點問題。
眾所周知(年輕人可能不知道)，過去在農業生產中，有“八字憲法”一說。所謂“八字憲法”，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种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方法的概括，在六七十年代特別流行，講農業，必講八字憲法。把近乎神圣的“憲法”一詞用在這里，說明了憲法在我們一些人心中的地位。
當然，你可以說，憲法用在這里不過是一种比喻，借用，但為什么不用別的詞匯呢？難道漢語的表達方式就如此匱乏，除了憲法一詞再沒有更好的詞匯來表示農業生產中的關鍵因素嗎？在我看來，“八字憲法”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們對憲法的某种看法，以及如何對待憲法的潛意識。
除農業有八字憲法外，工業也有一個憲法，這就是著名的“鞍鋼憲法”。所謂鞍鋼憲法，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群眾、技術人員三結合。對于鞍鋼憲法如何評价擬另當別論，這里僅僅涉及一個問題，即与八字憲法同樣的問題：這种管理手段与方法的概括，用憲法一詞恰當嗎？
而且，問題不僅到此為止。与鞍鋼憲法相提并論的對立面，還有一個馬鋼憲法。馬鋼憲法可不是什么好東西，是蘇聯的貨色。在中蘇決裂的大背景下，馬鋼憲法成為蘇聯“修正主義”的罪證，把這個批判對象也稱之為憲法，憲法在人們心目中的位置可見一斑。毛澤東曾經把鞍鋼憲法和馬鋼憲法作為兩种工業路線的象征，尖銳地提出了“要鞍鋼憲法還是要馬鋼憲法”的問題，顯然，好坏東西都可以用憲法來形容。
有意思的是，馬鋼憲法這個名稱，并不是蘇聯人命名的，而是中國人命名的。把本來不是憲法的東西冠之以憲法之名再來批判，更說明了憲法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八字憲法和鞍鋼憲法，以及作為批判對象的馬鋼憲法，統統都用憲法一詞加冕，反映出了憲法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實際地位。确實，憲法是重要的，然而，只不過是工具性的。用則如珍寶，棄則如敝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八字憲法和鞍鋼憲法，就是這樣被視為珍寶并召來的，馬鋼憲法則也是同樣被視為敝履并揮去的。
更為重要的是，憲法之所以成為憲法，是由其价值理念支撐的。任何憲法，都有基本的价值判斷，比如公民權利的設定，政府體制的選擇等等。离開了价值前提，憲法就不成其為憲法。筆者竊以為，中國的憲法最大的不足，不在于其條文的具體內容如何，而在于壓根儿就缺乏某种价值理念。我們再看看，上面所說的八字憲法，其內容基本上是事實陳述，鞍鋼憲法的內容，則屬于管理方法匯編，憲法賴之于安身立命的价值判斷，則不見了蹤影。憲法一詞的在中國特殊“語法”中的含義，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從語言習慣上，可以反映出相應的顯現觀念和潛在意識。1954年，共和國制定了第一部憲法，作為起草這部憲法的主持人，毛澤東說過一段有名的“憲法是根本大法”的語錄。但是，僅僅過了一年，到1955年抓胡風時，有人小心翼翼地提醒毛澤東違憲問題時，毛澤東極為生气，以不屑的口气反問：“憲法是什么！我忘記了！”如果從共和國的領導人對憲法一詞的使用進行分析，恐怕能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結論。假設佛羅伊德在世而且誕生在中國，我相信，他有可能不會從兩性角度而是從政治角度進行潛意識分析的，因為在中國分析政治素材比分析兩性素材資料更多更方便。
可能有的朋友會認為我這樣論證有點小題大作，甚至會認為我是故弄玄虛。其實不然。中國實現憲政和法治的難度，正表現在這些地方。在這些不起眼地方，既有“主義”，也有“問題”。
轉自《新世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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