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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璞华编译/金融时报10月28日起分五部分连载了“中国的未来”一文﹐对中国的前景及面对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以下是第四部分。
在通向江桥的凹凸不平满是车轮压痕的土路经过的一处偏远农村﹐有一个假冒文件的地下市场。司机转过头来说: “在江桥市场上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但除了人是真的外﹐其它都是假冒的。”
市场四周看起来和其他任何农村市场没什么两样﹕酱黄面孔的年老妇女在摊位上卖着蔬菜﹐一个男人站在一堆加了糖的苹果旁边﹐小贩们用白布盖在他们的猪肉饺子上给其保温。
但靠近这个市场的中部, 在桌布上陈列的物品却有点异样。几乎所有各种颜色的伪造正式文书都在这里﹐吸引着躲躲藏藏的顾客的注意。邻近的打印机可以提供各式规格的定制文件。
在一个小时之内﹐顾客就可以来个完全的身份转变。证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学位的毕业证每本售价在人民币80到100元 (10到12美元)。中国控制其13亿人口的主要工具–居民证–就摆在企业执照以及一堆堆的假发票﹑收据旁边一起出售。
尽管外国人很少目击, 这样的市场仅仅是弥漫几乎所有中国机构的无数腐败形式的一角。这样的腐败扼杀着中国的官僚机构﹑侵蚀着公司的盈利并滋长着人民对政府的怨气。
清华大学的两位著名学者胡鞍钢和郭雍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说﹕“[ 腐败] 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病症﹑最大的社会污染﹐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挑战。”
腐败现象比其他问题更强地突显出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在管理一个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上不能胜任。但政府官方否定了象胡先生和郭先生之类的学者们的断言, 这些学者们说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相反﹐官方更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一些犯错的个人的不当行为。
因此政府对腐败的对策就是增大对贪官的惩处并考虑一些程序上的改动﹐但同时又坚称其一党化的体制没有必要引入外来的检查或权力上的平衡机制。
当沈阳原市长慕绥新2001 年被查出组织了一个包括当地人大委员长﹑税局局长﹑检察长﹑警察局长和地方暴徒在内的黑帮的罪行之后﹐官方媒体将他称为” 流氓市长” 。
但是﹐至少在公开场合﹐没有人讨论今年死于监狱里的慕绥新为什么能够不受察觉地将这个中国第五大城市当作他的封地一样统治这么多年。
同样的﹐当中国东南口岸厦门的一位高官被发现进行金额达人民币530亿元的走私诈骗时﹐只有一些异见分子敢于说该案暴露了本应对共产官员进行监督的公检法系统反而向其屈服的阴暗一面。
何清涟﹐一位由于敢言而被迫 流 亡美国的作家﹐说北京的否认与事实相去太远。她说腐败已从80 年代的个别现象发展到了90 年代初成为普遍现象﹐以至现在已成为社会﹑政治和经济资源进行分配的主要通道。
很难确切估计腐败导致的损失。但评论家们可以指出几个领域﹐权力的滥用或者是导致了直接的损失﹑降低了决策的效率和质量﹐或者是将资源导向了对社会和经济来说价值最小的地方。
一个无处不在但基本上被隐藏起来的问题是政府对事业的干预。中国的各级官僚-从中央政府部门到村委会-都同时是关键公司的所有者和市场竞争的管理者。
这不仅结导致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只从自己的狭小商业利益出发订立规章﹐还阻碍了那些被要求向其上级官僚支付红利的公司的发展。
尽管北京要求各级政府与商业利益脱钩﹐官僚们看来反而使其商业利益多样化了。例如﹐北京政府现在拥有16,000 家本地公司。电信管理者拥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和中国联通的大多数资产。财务部仍然拥有” 四大” 国家银行百分之百的资产。电力管理者也拥有国家电力公司的大多数资产。
胡先生和郭先生这样描述与那些象电信﹑财务﹑税收﹑银行等较有利可图的业务有关的官员们搜刮的红包﹑薪资和津贴﹐他们说﹕“这样的灰色收入可以达到极高的数额。”
有的时候政府对其下属公司的这种偏袒达到了令人侧目的程度。
例如﹐北京直辖市发布了一个章程规定﹐除了由该市政府下属公司制造的”北京吉普”之外﹐其他越野车不能在该市三条主要道路上行驶。
这样的地方贸易保护主义案例极为普遍﹐加强了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政府﹐特别是省市一级的政府﹐在商业仲裁方面还不如一个高度多元化的控股公司的经理公正。松驰的政府会计标准使他们可以掩盖其不当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名资深学者说﹕“在省政府财务里有一项叫做‘其它费用’的栏目可以占到总额的大约百分之30 到40﹐这些钱可以被用在任何方面。”
政府同时也被认为应对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的资本非法外流负主要责任。一则官方消息来源称﹐朱镕基总理在最近一次内部会议上说2000和2001年的资本外逃分别达到人民币5千5百亿和6千亿﹐相当于政府总收入的约三分之一。
官方的中国经济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将2000 年的资本外逃数额定为480亿美元。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欢说非法资本转移的隐蔽性使得准确的数字不可能获得﹐但他估计中国每天至少有1亿美元的资本外流。
官方消息来源称这些金钱大部分是地方官僚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诡计将其秘密转走。一些被转移到各省政府在香港的窗口公司﹐一些被”投资”到海外的空头项目中﹐还有一些通过使用类似在江桥售卖的那种伪造文件进行虚假贸易而转移出去。
正象江桥政府对当地的假冒文件市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样﹐中国政府机构也直接参与或默认各种对知识产权的侵犯行为。例如在北京﹐贩卖各种假冒影碟﹑光碟和计算机软件的商店就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大张旗鼓地营业。
上海附近的义乌镇臭名远扬﹐不仅仅是因为它有数百工厂仿冒外国品牌﹐更是因为地方政府组织的对这些仿冒者的清理有时也是在做戏。通常这些工厂事先会得到通知﹐并且在清理后又重新恢复生产。
官方的统计表明过去五年里有78万共产官员由于腐败被惩处。 对一个有6千4百万成员的党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受到惩罚的数字只相当于逃脱惩罚的数字的一个小分数。普遍认为那些在北京高层有朋友的官员基本上不会受到起诉。胡先生和郭先生估计约百分之80的官员有腐败行为﹐但他们当中只有百分之10 到20会被查出。这些被查出的官员当中只有百分之6 到10 会受到处罚。
这样的分析会让人质疑周期性的反腐败运动是否有效。现在许多分析家认为如果不引入真正独立于共产体系之外的监督性机构的话﹐腐败的肿瘤将在中国的政治机体内埋藏更深。
但建立这样的独立机构必须要对政策做出巨大改动﹐因为自从1949年革命以来共产党一直自豪地﹑官方确认地位于”一切事物之上” 。仅仅是建议它可以让非党组织来进行监督就好象是犯下了反革命罪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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