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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8日讯】
内幕之一（蜀报、商务早报被关）
自2001年6月下旬以来，细心的成都市民发现，曾跻身于成都报业四强的《商务早报》、《蜀报》突然从报摊上失去了踪影。与此同时，幸存的《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连续多日打出《成都日报》和《成都晚报》的招聘启事及出刊广告，并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促销大战。7月1日，当崭新的《成都日报》创刊号和改头换面的《成都晚报》齐刷刷在报摊亮相时，谜底才被揭开：由于种种原因，《商务早报》、《蜀报》在四川的报刊整顿中被”腰斩”，肢解后整合成了今天的《成都日报》和《成都晚报》。
7月1日，对成都各报的老总们而言，同样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展开手中散发着墨香的两份新报，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新出刊的日报乏善可陈，倒也在同行们的意料之中……日报的骨干和中坚力量皆来自原来的晚报，所谓”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而晚报由于全面克隆了《南方都市报》的版式、栏目和色彩，倒给市民们增添了好奇和兴趣。时至今日，晚报销量见长，行情渐渐好了起来。
《商务早报》、《蜀报》分别是成都报业中最强势的主流媒体之一，其发行量，受众群和影响力仅次于《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发行量均在10万份左右，前者是西部报业中的后起之秀，后者则是四川乃至西部创办最早的”百年老报”。这两家报纸的夭折可以说是四川报业史上一大遗憾！小报凶猛
对于两家摘牌报纸，业内和外界完全是两种反应。
市民们普遍感到疑惑和震惊，好端端的报纸怎么说停就停了？而且这么突然！业界在惋惜之余，却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同时也认为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商务早报》和《蜀报》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不说，内部管理也很混乱，人员鱼龙混杂，多次违规。尤其是《蜀报》记者在市民中的口碑很差。而招致灭顶之灾的却是托普集团的变相收购！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步伐的加快，报刊市场的改革也在加大力度，尤其是纸介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在媒体格局的震荡和变动中，经济水平和思维观念都很落后的四川，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却走在了西部乃至全国的前列，甚至比经济发达的江浙、津沪还要繁荣和超前！报业繁荣程度仅次于广州、北京，竞争激烈则远甚于京广地区。
应该看到，成都报业的繁荣是一种畸形繁荣：一方面是媒体结构不合理。报业过于发达，而期刊电视的发育水平很低，导致了报业一枝独秀的畸形发展格局。1999年，全省有统一刊号的报纸达140种，仅成都地区就有60余种。目前刊物达324种，却没有一本成为全国畅销品牌。另一方面，报业高度同质化。上述四家主流媒体加上《四川青年报》等，均定位于”市民报”，内容也都是”都市新闻”。连《成都商都》这样的品牌都没有实施差异化竞争。社长何华章就一再强调：”我们就是小报，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谁有先进经验，我们就学谁”。市场定位、形式及内容的高度同质化使成都的报业竞争空前惨烈，陷于同室操戈的恶性竞争中不可自拔，报纸之间的”口水仗”不断。
也就是这种市民报的低层次目标定位，使成都各报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过分热衷于新闻炒作和渲染色情暴力，内容一度集中于卖淫嫖娼，天灾人祸，仇杀情死、乱伦畸恋：《老收荒匠专玩女疯子》、《有情无缘的异国恋：和一个法国男人恋爱是一些女孩最浪漫的事，可如果被父子俩同时爱上呢？》、《下阴撕裂、血流满地的女大学生说：”我是处女”》……一段时间以来，这类内容荒涎，趣味低级的特稿、新闻带着醒目标题充斥各大报的重要版面。以至于许多订户都不敢把报纸拿回家，怕自家孩子看了后误入歧途！
小报的错误导向在社会和读者中引起了不良影响。去年8月在四川德阳召开的全省报刊总编培训会上，该省宣传部一位领导向与会者讲述了一个近似天方夜谭的真实故事：不久前，省委一位干部的亲友从东北赶到成都探亲，下了火车后他呆在站台死活就是不敢出站，非要等到来人护送他出站。该干部问及原因，他才道出心中顾虑：”我在火车上买了一份成都的报纸，报上说成都火车站抢劫杀人时有发生，治安状况不好，我怕出站遇到不测，所以非要等到你们来接我才敢出站”。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从侧面反映了成都市场报在新闻报道上的消极影响，以及对城市形象的损害。特别是《商务早报》、《蜀报》两家犯有前科的”小报”，公然违规向托普这样的非国有资本出售股份，使管理层下定了重典治乱的决心。有关两报停刊的决定竟然是一夜之间的翻云覆雨！
一夜之间两家影响很大的报纸被停刊整合，这在中国的传媒史可能绝无仅有，当地政府整治报刊的动作和力度也是罕见的。虽然方式有点武断，政府行为多了点，但从趋势上符合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的要求：根据国际惯例和传媒市场规则，在发达国家，通常一个中等城市最多只能容纳两至三家综合性日报，像成都这样一个农耕文化痕迹明显，读者群参差不齐的城市，类似《蜀报》这样的综合性日报，竞有十几种之多。重复生产、无序竞争，实在是对稀缺的新闻资源的巨大浪费！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两家报纸被封杀后，其中的精英和骨干都被《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挖走，两报的新闻质量明显提高，更多了几分卖相和看点。说明，管理部门的宏观调控还是有助于市场规范和新闻资源的配置、整合。只是，这种调控要保持科学、客观、专业、持久！
因此，管理层对两家强势媒体的”封杀”还是得到了业界和有识之士的理解，但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报刊的去留存亡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应通过政府管制来生杀予夺。尽管媒体资源属于国有，民间资本只能参与广告和发行，但实际上目前国内许多纸介媒体被私人承包和外资参股，已是普遍事实。为付么非要拿《蜀报》和《商务早报》开刀？
内幕之二（传媒之花凋落天府）
创刊于上世纪初的《蜀报》是四川报界的元老，九十年代中期曾一度与《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三分天下。之后中道衰落，由新华社四川分社过继给四川省旅游集团，在龚建平一班人的策划运作下东山再起，再次称雄于成都报界，与商报、华西、商务早报并列报业四强。
与其他三家媒体相比，出道较晚的《商务早报》则创刊仅两年半，虽然属于小字辈，但在广州日报集团的支持下，创刊伊始，《商务早报》便以其灵气、活力和个性在成都独树一帜，锋芒直逼商报和华西。加之该报取名”商务”，名称上又没地域限制，为包括广州日报在内的许多投资方都很看好这个壳资源。而商务刚问世便出手不凡，加之鲜活、清新的版式，很快便在报业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凡事皆有利弊，作为一张新报纸，年轻、有激情、有创意，没有禁忌，环境宽松使这张年轻的报纸充满了活力；但管理上的疏松和混乱也是显而易见：记者乱串口子，索要红包，编假新闻，加之急功近利、求贤如渴，招聘的记者良莠不齐，以致于该报多次受到主管部门的”黄牌”警告。最严重的莫过于1999年5月初《商务早报》在刊发一条”西藏自治区成立45周年”新闻中，竟然将”成立”误写为”独立”，报纸刊登后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经再三疏通后，主管部门给以停刊7天的处罚。此后一段时间内，连续多次的报道失实让《商务早报》诉讼不断，其中与轻工大厦的官司就让该报赔款数百万。事实上，”西藏成立”事件只是个表面，而掩藏在这一事件背后的危机则是：《商务早报》鱼龙混杂，管理机制上存在重大缺陷和漏洞，不然何以一篇有严重错误的稿子，竟然会顺利通过部门主任编辑、责编、值班总编、核对及版面编辑六七道关卡……真正匪夷所思！
致命的缺陷同样也发生在《蜀报》身上。在成都的报业大战中：先是红火过一阵子的《蜀报》于1998年8月由新华社四川分社”过继”给四川旅游局，半年后，全新改版的《蜀报》在龚建平等人的运作下，重新占领了市场，与《商报》、《华西》分庭抗礼。一年后，因重蹈《商务早报》旧辙触犯”天规”而几乎灭顶；总编辑龚建平下课走人，而他由华西、商报网罗的业务骨干也相继作鸟兽散。此次整顿使《蜀报》元气大伤直至今年被托普出资收购都没能恢复元气。
动荡中的《蜀报》由于不稳定，使得它的管理、机制上的混乱比《商务早报》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人才饥渴，在人才招聘上饥不择食，要么是生手，要么就是在其他主流报纸中因能力、素质，培养新手或因品格问题淘汰下来的熟手。加之蜀报管理层更迭频繁，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和核心。就给报纸今后的发展留下了隐患。记者乱串口子，乱领红包，写有偿新闻，与编辑勾兑稿子的事蔚然成风，甚至发展到了以曝光为名敲诈事主的地步。1999年8月，该报就开除了一个借曝光为名向事主敲诈1000元钱的记者。更可怕的是，这位被蜀报开除的严姓记者通过关系又跳槽到了《商务早报》，该报明知他是被《蜀报》除名的记者，却让他改名换姓在社会新闻部做起了记者，以至于许多采编人员对此表示不满，一位老编辑对这种破坏游戏规则的事感到愤慨：你《商务早报》连这样的人也敢接收，还有什么事不敢做？还怎么用职业道德去要求记者编辑？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蜀报的业务管理更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该报经济部在两个月内竟然换了八个跑交通、公用事业口子的记者。如此频繁的节奏让有关部门目瞪口呆，四川省交通厅和公交总公司宣传部对此颇有微辞，”记者走马灯似地换，让我们怎么对口衔接工作。这样发展下去，报纸还有什么前途，早晚给整歪了。”毛宁被刺事件发生后，《蜀报》为了吸引眼球，长篇累赎地”独家报道”了毛宁同性恋人”小玉”的内幕，后经证实，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假新闻。与《蜀报》同工异曲，《商务早报》在造假方面也不甘落后：2000年新千年特刊中，该报为了凑够版面，竟让经济版一位编辑冒充私营企业主，并且以图片新闻的形式出现。
广告上的”瓶颈”限制了报纸的经营收入，财务状况一直不见好转，无奈之余，两家报纸甚至开始秘密地出卖版面–这是新闻出版部门严合禁止的违规行为。可见，媒体已处于饥不择食的状态。
作为文化传媒，声誉和口碑是报纸的生命，像《蜀报》、《商务早报》种种自毁长城的做法，无异于引鸠止渴，实际上是一种慢性自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报社老总说：”可以这样说，即使没有托普的收购行为，《蜀报》和《商务早报》迟早要走向末路，只是个时间问题。”即使没有财务危机的存在。
同时，两家报纸的亏损也使老总们寝食难安，2001年3月底托普传媒财务人员进驻两报时，《蜀报》的亏损额是800万，而《商务早报》亏损额更高达1200万，这也是媒体急于找资金输血救命的原因。
内幕之三（媒体择友不慎，资本遇人不淑）
除去其政策方面的限制和风险不谈，此次传媒资本全军覆没的核心问题就是”择友不慎”。对媒体对托普而言，都不为过。
在中国的信息产业和资本市场上，托普由小而大由弱而强，也不过是七八年的时间。不论是技术、管理还是产品，托普都没有什么”独门暗器”和建树可言，唯独在资本市场，托普通过资产重组和借壳上市，先后控股和重组了两家上市公司–托普软件和炎黄在线。并在网络经济大潮中搭了一次末班车。
托普当初建立网站的本意与投资传媒并无任何干系，而只是基于IT产业优势和资本优势的一种时尚冲动。当时托普高层对传媒业还没有基本的认识。直到2000年8月，时任托普集团副总载兼企业发展中心主任的吴波，邂逅了一位年轻的而新锐的资深报人，这位媒体策划高手的一番高论让吴波茅塞顿开，”媒体是中国目前最后一个暴利行业，由于体制的原因，这种垄断高额利润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最关键的是，中国曾经向贸组织承诺，加入WTO5年之内，中国传媒业要逐渐向外资放开事项，机不可失啊！尤其是像托普这样一个正处于上升阶段，有着良好IT产业背景和网站平台的知名企业，如果投资传统媒体，钱途不可限量！”
耳提面命之余，这位媒体策划人还将自己对中国报业和成都报业的研究成果留给了吴波。企业发展中心是托普集团负责项目投资开发、企业发展规划及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门，而此时的托普集团继”炎黄在线”开通之后，常州托普软件园、宁波托普软件园也相继开园。满面春风的宋如华正在寻找新的产业支撑和投资项目。随即，吴波关于投资成都报业的项目计划通过了董事会首肯。一个月后，托普传媒正式成立，由吴波担任传媒公司总裁，接下来，原本只是想创办一本专业杂志《IT风云》的吴波目光锁定了《商务早报》和《蜀报》。但这次，吴波没有听从那位策划高手的劝告：《蜀报》是个烂摊子，不要染指《蜀报》，先从财经杂志做起–按照那位高人的见解，做报纸风险太大，而杂志就不同：低成本运作，风险小，容易打造成品牌和精品。而传媒产业最黄金的搭配应该是：广告公司十网站十报纸十杂志。
接下来的事众所周知，托普投资《四川文化报》300万连个水泡都没冒，双方闹得很疆，托普尴尬退出，接下来是跟《商务早报》和《蜀报》的合作，这次谈判很顺利。亏损严重但机制灵活的两家小报很容易地被托普传媒控股。忘乎所以的托普传媒完全忽视了国情、体制和政策风险。
资深广告人，广州美凯广告公司副总谢佩伦认为，在传媒资本的运作上，托普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大失误。
第一，没有绕开政策”雷区”。尽管媒体市场化已经开始，计划经济的管制格局正在打破，但由于国情、体制所碍，民间资本公开进入媒体，还是政策不允许的。按照当前的政策法规，传媒（包括刊号）属于国有资产，民间资本只能参与媒体广告和发行，而不能参与采编业务。所以说，托普传媒公开控股四川报业而且是两家主流媒体，这肯定是政策所不允许的。
而托普无所顾忌地大事张扬，则更是幼稚。第二，托普”择友不慎”。四川省舆论管理一位高层人士透露，在某种意义上，《商务早报》和《蜀报》这两家管理混乱，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并多次违规的报纸其”政治生命”早已结束。实际上，两家媒体已被判处”死刑”，只是执行时机未到，托普的介入正好给有关方面提供了口实。何况，托普所接手的媒体都有重大前科，且不止一家。处于投资饥渴中的托普竟然忘记了风险的存在！
内幕之四（传媒：金钱不是万能的）
托普收购媒体的失败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报业史上一个经典案例，它告诉我们，在现行体制下的意识形态领域，资本的力量看似强大，实际上弱不禁风；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是，此次资本运作不但让托普赔进3000万人民币，而善后处理也给托普留下了尾巴。至今心抑难平的宋如华还在北京高层奔走、申诉。除此之外，这个案例向业界传达了一个最强烈的信息，对传媒而言，资金固然重要，但市场定位和人才更为关键。
想当初，《成都商报》创业时的启动资金累计还过两三百万；却做成了今日的西南第一大报和中国报业第一股，年广告收入超过3亿元。而《商务早报》的启动资金也不过三四百万。而当时的成都报业市场几乎被商报、华西、蜀报、晚报瓜分完毕。就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由于吸引了商报、华西的一些骨干，加之《广州日报》的智力援助，《商务早报》仍然做成了北京、广州同行公认的”成都最好看的报纸”。尽管如此，由于定位于市民报，就始终不能突破市场份额的局限，也超越不了商报、华西，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而《四川青年报》的启动资金高达1000万，却因为缺乏人才、定位失误、策划不力而愈做愈差，如今已被踢出了成都主流媒体的行列。
回头再看看今年5月创刊的《京华时报》，其初始投资高达4000万元，时至今日依然反映平平。其症结仍出在都市新闻的定位上。而2001年初问世的《21世纪经济报道》，相对于都市报要深奥、专业得多，仅用了三四个月就做成了目前中国财经报纸的第一品牌，并迅速得到了业界和受众的认同。成功诀窍就在于定位准和市场差异化。像《商务早报》这样一个取名”商务”、没有地域限制的好”壳”，撇开地缘、人才方面的劣势不谈，假如当初走专业财经新闻的路子，也许就不可能有今天大红大紫的《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观察报》……也未可知。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传媒运作和经营中，媒体普遍缺少资金，这是不争事实。而在本质上，资本已退居到次要位置。而具有全新理念和新锐思维的复合型通才是媒体经营运作的至胜法宝。据了解，《21世纪经济报道》的启动资金也不过千万。
就以托普收购媒体的事情为例。除了政策禁区和”遇人不淑”的缘由外，托普文化积累不够，人才准备不足也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一声叹息从本质上来说，托普是一个技术导向型的产品制造商和资本运作高手，根据记者掌握的情况，托普集团从上到下，人员是清一色的技术人员，学者和行政官僚，缺乏人文背景和底蕴。
因此在企业文化的积累和建设上毫无建树。
就拿托普创办的《托普报》、《西部软件报》来说就乏善可陈，且不说企业办内部报纸这种方式已经落伍和过时（成熟的现代企业如万科、宝安甚至成都的浦发集团交大高新都时兴办刊），单就两报的形式和内容就不敢恭维。版式老套、土气，文风陈旧，内容乏味，比机关报还难以卒读。记者先后同托普企业发展中心几任负责人交流合作过，发觉他们对大众传媒、企业文化营销策划知之甚少。可见，托普在人文方面的知识积累和人才积累很是单薄。《托普报》一位编辑就很坦诚：”托普连自己的内部报纸都都办不好，又怎么可能经营好像《商务早报》这样公开发行的强势媒体呢？
按照托普当初的构想，调整后的《商务早报》采用周刊的形式，以财经新闻为主，力争做成四川的”南方周末”；而《蜀报》则以都市新闻为主，全力打造成一张综合性精品日报。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托普在大幅度提高采编人员工资的同时，也引入了新的制度：记者采用”五星级淘汰制”，记者分一至五个星级，最高为五星级，待遇与主编等同，月薪8000元；最低一星级，底薪3000元。同时，实行编采合一的主编负责制，部门主任一职不复存在，而编辑和管理人员的薪资也扶摇直上；编委月薪1万，主编8000元，副主编7000元，责编7000元，编辑5000元……应该说，这个薪资待遇在四川乃至中国内陆都是天价了。
用心良苦，但事情的发展出乎托普所料，按照这个待遇，全新改版的《蜀报》在三月中旬打出了招聘广告，《蜀报》常务副总编亲自坐阵接待应聘人员，但令《蜀报》失望的是，除一名吴波亲自推荐的精英之才外，几乎没有可造之才。而这次招聘，使本来就很混乱的《蜀报》人心惶惶，一些部门主任为了保持既得利益，联合向报社发难，加之没能找到合适人才，从外地赶回的李宇西总编只好暂时停止主编制的实施。
而另一次尴尬也发生在半年前。为储备人员，刚成立不久的托普传媒登出大幅广告招聘大报部门主任和责任编辑。应聘者来了不少，但大多都是非主流媒体的老弱之兵和一些”报串串”。
面对人才难题，面对《蜀报》这个”烂摊子”，蜀报常务副总编张焰一筹莫展：”托普光出钱不行，恐怕也得派点人过来才行啊！”可他哪里知道，托普也正为人才短缺而懮心仲仲。事情再简单不过，对中国传媒而言，最稀缺的资源就是人才。成都的报纸固然不少，人才依然异常稀缺。出色者基本上去了广州、深圳，稍微成熟点都被商报、华西和商务早报网罗殆尽，哪里还有蜀报的份？就是成都商报也在闹人才饥荒：去今两年，一批资深记者和业务骨干相继远走高飞。
为此，一位业界资深人士尖锐指出：”即使《商务早报》、《蜀报》不被停刊，在托普的经营运作下，也不会维持太久！”–那种原认为媒体只需要资金和给媒体大量输血就会赢利的想法显然非常浅薄和幼稚。
内幕之五（宋如华的”传媒情结”）
托普对传媒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而且不顾起码常识，一下子控股两家主流报纸？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托普同时也在跟《四川青年报》《四川经济日报》商谈收购事宜。托普何来如此贪婪的胃口？
宋如华的伙伴、托普一位高层人士向记者道出个中原委：90年代初，文人出身的宋如华下海不久，就办了一张叫《电子报》的专业报纸，好景不长，该报就在报刊整顿中”夭折”。心高气傲的宋如华对此耿耿于怀，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只是那时的宋如华还默默无闻，托普也鲜为人知。这就是为什么托普刚一初具规模，宋如华就一气办了两张内部报纸–《托普报》和《西部软件报》。
今非昔比，如今的宋如华和托普集团已是如日中天，羽毛丰满的宋如华在吴波等人的鼓动下，想一偿夙愿，认为进军传媒的时机已成熟。2000年报2月产量日，宋如华第一次视察托普文化传媒，便心有所系，”我们涉足传媒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是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目的。作为托普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先搞杂志，后搞报纸，再搞影视、图书出版。”不曾想，托普却弄了个鸡飞蛋打。
事实上，收购媒体失败后，托普传媒已经停止了运作，而把精力投放到了影视上。但作为一种象征，托普还在运作四川省电子厅的《信息产业报道》。由一位著名朦胧派诗人主办，该杂志正在为财务危机而懮心忡忡。
托普集团背景
托普集团始建于1992年，是四川省最大的民营业企业之一。集团总裁兼董事局主席宋如华是其创始人。1992年放弃成都电子科大副教授那沉闷的书斋生活，宋如华与两位同事怀揣5000元钱下海开公司，起初靠给沿海企业和国外产品作代理。在完成了初步原始积累之后，于1994年成立股份公司，开始进军电子工程技术和软件业。1998年购并重组”川长征”，借壳上市更各为托普软件。迄今，托普集团拥有托普软件、炎黄在线、托普科技等三家上市公司，以及40余家有限责任公司。
目前，该公司已发展成为计算机软件、品牌电脑、应用电子、通信网络、精密机械等软硬件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以及系统集成、技术咨询与服务于一体拥有总资产达59亿元的高科技集团公司。公司现有员工达5000余人，年产值21亿，税后利润1.5亿。预计2001年集团销售收入可达50亿元，其中软件收入占30%多。
宋如华拥有托普集团20%多的股份，从一个农家子弟到入选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人第86名，宋如华仅用了9年时间。宋如华乃至托普最擅长的就是资本运作，宋本人非常欣赏牟其中，尊称其为”资本运作大师”。据了解，托普在信息产业部2001年电子百强企业中名列第45位，总资产逾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扶持的高科技企业，也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名列国家经贸委全国300家重点联系的非公有制企业之一。
自收购《商务早报》《蜀报》失败后，托普便着手实施”整风”和”收缩战略”。有传言说，四川封杀两报也是对托普”东迁”的一点惩示。但这更坚定了宋如华入逐上海滩的决心。据托普内部人士透露，托普的核心层和大部分优良资产都已迁往上海、宁波。
内幕之六（传媒是块烫手山芋）
据统计，2000年整个彩电行业首次出现亏损的同时，家电行业在全国传媒方面的广告投入较上年减少了35亿。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大众传媒反复炒作家电业的价格大战，价格联盟等无聊做法，无形中的新闻炒作为家电业作了大量的免费广告宣传，因而使家电业节省了广告投入和支出，家电业如此轻易地将中国媒体玩忽掌上，从而暴露了传媒的平庸和浅薄。由于中国传媒业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和层面上，故而使得许多文人和投资者产生了传媒业很容易运作的假象。的确，中国传媒业的高度垄断使得传媒业处于高度同质化状态，具体表现就是互相克隆、相互模仿，而在体制上，垄断产生腐败，一些投机者凭借关系和权力很容易地控制和占有媒体资源，从而使得本应该是高文化含量、人才密集性的传媒行业在某种意义上，技术门槛和准入成本非常之低。而真正有水平的传媒精英通常既无机缘执掌传媒，又不愿也无法同这些文化投机者苟合。或者只能附着于强势媒体，或处于边缘状态。报刊资源基本由一些权力部门和优势行业所垄断的事实，使得许多媒体经营者和承包者，可以轻易地借助媒体所挂靠的部门及行业，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摊派发行、征订和广告经营。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有9000多种期刊，其中在报刊市场流通、出售的不足1000种，其余8000余种即使不用发行、无人问津，也能生存维持的原因。就是因为行政体制上行政垄断、行业封锁、行业壁垒及条块分割根深蒂固地存在。表面上看，中国传媒业颇有点”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安逸。但从深层意义上讲，由于政治风险、文化属性和市场竞争，尤其是人才稀缺，使传媒业如履薄冰，带着镣铐跳舞，使它成为风险最大的一个行业，稍有不慎，就会香消玉陨、人财两空。
托普传媒收购媒体失败,还有”个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秘密：作为本土传媒游戏规则的破坏者，托普的介入，势必打乱既有的利益格局。这当然是《商务早报》、《蜀报》的对手所不愿看到的结果。不过，被搞得草木皆兵的对手们高估了托普的水平。可以这样说，托普的失败使宋如华因祸得福–以托普的人文底蕴和媒体运作水准，西藏药业就是它的前车之鉴。(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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