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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5日讯】在“三皇”若干版本的传说中，没有“有巢氏”。但是如果和“三皇”们比较起来，我以为，在“燧人氏”之后，就该轮到“有巢氏”出场。“燧人氏”和“有巢氏”，同是远古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发展时期。
关于“有巢氏”的传说，也见于《韩非子-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有巢氏时代，是人类走出洞穴的时代，也就应该是山顶洞人以后的事。如果可以做一个对应的话，我倾向于认为：将“有巢氏”时代定位在河姆渡文化早期，较为有意味。尽管北方的仰韶文化与南方的河姆渡文化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但“构木为巢”的生活，落在南方似更具说服力。据河姆渡文化方面的挖掘报告称：河姆渡文化的木工手工工艺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而且，已经有房屋模型被考证出来——他们的房屋属于栽桩架板的干栏式建筑，木架的连接采用榫卯技术，木板的拼合采用企口技术。在遗址中，还发现有木质漆碗。而这类技术和文物，是仰韶文化所不具备的。河姆渡文化或有巢氏时期应在7000年前，即公元前5000年左右。
欧洲人一般认亚当夏娃做他们的始祖。四世纪时教会历史的作家凯撒利亚主教尤塞比乌斯、基督教教父耶罗姆，五世纪的西班牙神学家奥罗西乌斯，以及阿奎丹人维克托里乌斯，都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到了六世纪的法兰克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时代，仍然“愿意遵循上述作家的前例”并把“全部年代一直推算到”他所在的时代。都尔主教的代表作《法兰克人史》，从亚当夏娃算起，直至他就任主教的第二十一年（公元594年），总计五千七百九十二年（这个数字与他自己统计的年代有些出入）。如果再算上这个主教身后的1400年，那么他所推算的亚当夏娃时期，也正是有巢氏时期。
有巢氏时代就是亚当夏娃时代。有巢氏率领着他的人民走出洞穴；亚当夏娃则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大约从此也需要有一个“构木为巢”的活动时期。如果按照中国人的观念，亚当夏娃也就是最初的“圣人”。
像“燧人氏”一样，“有巢氏”在走出洞穴以后，在采集果实的活动中，或在围捕狩猎的活动中，他发现了多根木棍可以交叉支撑的特点。在对力学规律的把握中，他领先氏族所有的人，并经由不懈的努力，建造了第一个小屋。我猜想这个小屋大概与东北人进山狩猎，或看管菜园瓜地，临时居住的“马架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作为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个东西已经足够伟大了。第一个“马架子”的出现，其意义肯定要大于一座后来的皇宫，以及商业贸易中心大厦。
继“燧人氏”之后，新一代的“圣人”就这样诞生了。
“燧人氏”解决的是人类的吃的问题，营养改善问题；“有巢氏”解决的是人类的住的问题，生存安全问题。一般来说，吃的问题，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住的问题，也即安全问题乃是更为迫切的问题。按照马斯洛的原理，安全问题是生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如此看来，“有巢氏”作为“圣人”，他所作出的贡献，丝毫不比“燧人氏”逊色，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古人建造一间房屋，应该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程。一般小康之家在平安岁月，或可能有一套设施比较齐全的房屋，贫寒之士就往往居住湫隘了。所谓“地无一亩，房无一间”，说的就是无巢可居的贫困状态。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贫富程度，往往就在居住房屋方面看出等级。战国秦汉以后，国家开始颁布所谓“营造法式”，不同的官阶、品级住不同的房屋。帝王的宫殿是绝不允许民间仿造的。这个“营造法式”，几千年来没有多大变化，所以中国的建筑，几千年来一个模样，鲜有重要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士大夫阶层身居陋巷，读着圣贤书，是从来不曾想过这些“规矩”（而不是规则）合理与否的——他们想得也只是读书做官，将来弄些良田多少亩，盖起府第多少间，所谓“光宗耀祖”，而已。或者学了犬儒做派，自甘贫贱，如《文子》所说：“古之为道者，量腹而食，容身而居”，以为这样才高尚什么的。事实上，也并没有解决“巢”的问题。
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便知道老杜家的住房状况多么糟糕。有趣的是，人老杜家房顶的茅草都叫秋风掀了去，屋里还四处漏雨，却居然可以被郭沫若看出另外的美妙来：“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老杜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郭沫若据此发明道：“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喜欢，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们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这个便是弄《李白与杜甫》的郭沫若。
（“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尽管确实不过“只是一些士大夫们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但有这个“主观臆想”，和没有这个“主观臆想”，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中，这类“契稷经纶”，是最可珍贵的东西。这是住在深宅大院，享受着锦衣玉食，由官府养起来，弄着《李白与杜甫》的“郭老”，和拒绝官俸，决绝了去做自由人，弄着《阿Q正传》的鲁迅，不一样的地方；我想，也是每一个富有社会良知的读书人与“郭老”不一样的地方。）
看来杜甫的时代，并没有解决人类的住房问题。一些“贫无立锥之地”的穷苦人常常容身于破庙，桥洞，地下管道里，几千年不曾有过多大变化，阿Q就住在土谷祠里。我曾见过有人在北京的立交桥下搭了铺盖，用捡来的瓦楞纸围作小屋遮挡风寒；也曾在天津街头灯红酒绿的饭店台阶旁，看到有人围着破棉絮，头顶一块塑料薄膜，瑟瑟地抖着过夜——其时，天上正降着大雪……还看过一个专题片，介绍“幸福工程”。片中一个山区的贫困家庭，“房屋”就搭盖在山坡丛林间，没有门，没有窗，一家人几乎就是露天而居……
读一读中国历史，注意一下身边的底层穷苦百姓，到贫困山区走一走，便知道，几千年来，“巢”的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这个“有巢氏”已经过去了将近7000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