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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3日讯】亲爱的朋友们﹕
我忠心感谢你们年复一年地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纪念那些在十三年前倒在中共机枪和坦克下的同胞们。
“六四”过去十三年了﹐但这个日子对我来说依然沉重无比。每当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我那压抑在意识底层的“痛不欲生”的感觉就会骤然而起。
明天6月2日﹐是我儿子的生日﹔如果他还活着﹐他已到了而立之年。那么﹐他今天也许就跻身于你们的行列中﹐因为他生前曾向我表示﹐等到在国内大学毕业﹐就会去国外深造。当然﹐他也或许会留在国内﹐继续为中国的未来而奋斗。因为我了解我的儿子﹐我深信他对民主理念的执着。
在今年的“六四”周年﹐令我感到无比沉重和难以忘怀的﹐还有这样三位遇难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士生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周德平。这三位中的两位﹐程仁兴和戴金平﹐都是被戒严部队枪杀于天安门广场的﹐前者倒在“共和国”的旗杆下﹐后者倒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这三位大学生都是农家子弟﹐都来自湖北农村﹐都是全家唯一受高等教育者﹐而且﹐生前都肩负着改变全家贫困境遇的希冀和重托。然而﹐为了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为了改变中国人的命运﹐他们毅然放弃了个人和家庭的一切﹐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倒下的地点。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家庭和亲人﹐因为他们就是从这些家庭里走出来的。这十三年来﹐他们的亲人因此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和艰辛。程仁兴的父亲因贫病交加﹑不堪承受丧子之痛已于95年离开人世﹐程母经受不住接连的打击﹐也曾多次悬梁自尽﹐幸被家人及时救下。戴金平遇难后﹐戴父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远走他乡靠出卖苦力打工谋生﹐结果又无缘无故被歹徒打死﹐现在戴家只剩下了一个无依无靠﹑倍受疾病折磨的老母了。周家自儿子死后﹐两位老人先后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也只是勉强维持着残生。我常常想﹐要是他们的儿子不死﹐这三个家庭怎能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呢﹗
我在这里提起这些﹐只是想告诉朋友们﹐“六四”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它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并没有在今天的现实中终结﹐历史的伤口也没有弥合。
这十多年来﹐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海内外许多朋友的理解和帮助。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从93年开始﹐你们对我们的帮助从未停止过。在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中﹐很多人都知道在大洋彼岸有一群留学生在关心和帮助他们﹐尽管他们并不一定知道你们之中哪一位的具体姓名。
最后﹐请朋友们接受我良好的祝愿。再次谢谢大家。
丁子霖 (签字) 20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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