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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6日讯】早在香港移交时，就有人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不可行。其实，一国两制并不是邓小平的创举。早在1950年，中共发动了昌都战役，在大兵压境下，达赖被迫接受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
根据十七条协议，西藏可保留其政教合一，农奴制及达赖、班禅的权力，西藏的国防、外交由中国政府掌管，内政由达赖及其噶厦管理，实际上就是没有明说的“一国两制”。
协议签订以后，大批中共干部开入西藏，立即开始肆无忌惮的违反“十七条”，用无神论与阶级斗争改造西藏，这就导致了1959年的事件。事实上，在中共进藏干部的步步紧逼下，西藏统治者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反也得逼你反，早晚而已。这和西藏的归属毫无关系。因为当时达赖喇嘛既然签了“十七条”，就是承认了“一国”的原则，只是中共容不得“两制”罢了。中共历史上“一国两制”的伟大实验只维持了短短的九年。
到了八十年代，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开始重提“一国两制”，不过这一次的目标是台湾，捎带着把香港澳门也包括进去了。我们知道，中共认真和人谈判时多半是奈何对方不得，如1945年的重庆谈判。一旦实力强过对方，中共是不谈判的，或者是对方签订无条件投降书，如傅作义将军之交出北平。如今要恩赐给台湾一个“一国两制”，说明暂时还拿台湾没办法，香港澳门也跟着沾光。
台湾问题还没解决，香港倒要归还中国了。怎么也得做给台湾和世界看看吧。于是就有了“舞照跳，马照跑，头照摇”五十年不变的许诺。就有了一个叫做“基本法”的东西和一个叫做“特首”的自治政府行政首脑。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香港人民的参与。对中央政府是否信守诺言，香港人民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这只取决于中共对“两制”的容忍度。因为“特首”不是民选，不须对民众负责，只须对支持他的中央政府，或江戏子一人负责。而新近改革的高官问责制则要求香港政府高官只对“特首”一人负责，香港从法制社会堕落成人治社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真正的考验来自对法轮功的态度。自从江戏子开始镇压法轮功，香港就注定了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作为“两制”的样板，当然不能直截了当的宣布一个合法注册的民间团体为非法；作为直接对江戏子负责的钦定特首，却要随时讨好主子。毕竟是阶级斗争的新手，花了三年时间才搞出了个“阻街袭警”案，比起大陆的同行每天都能造出好几起案子来还是有差距的。
事情只要开了头，就不会轻易的到此为止。给法轮功套的帽子可以毫不费劲的套到任何一个宗教或世俗民间团体头上，已经通过的反恐怖法和叫嚷得很厉害的反颠覆法的任意解释将毫无疑问的威胁到每一个香港居民，包括那些支持立法的人。如若不信，看看中共党史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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