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1月29日讯】截止目前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共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导致全国80人死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700人。春运高峰不可避免地会到来，疫情在未来的加速恶化也将不难想像。
据传在2019年年底武汉地区就已经有多人感染，但由于当地官员对于真相的掩盖与不作为，导致这种尚无特效药的未知病毒在短时间内几乎呈指数倍地传播，以至于中国政府现在以全面封锁几乎整个湖北省这样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式处理此次危机。当西方民主国家政府官员对于危机处理不当时，将会被公开指责、弹劾、甚至锒铛入狱。但是在非民主国家处理危机决策错误的责任又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在社交媒体上被千夫所指的若干官员果是此次危机的真正元凶吗？人民群众又该如何在未来的公共危机中获知客观真相，来保护自己最起码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历史和现实总是惊人地相似，血淋淋的教训也一再地重演。在专制国家，或许强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可以扑灭来势汹汹的灾难，但当执政者夸耀功勋的同时，无辜的群众早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发生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正是专制体制造成的特大型灾难的典型。该事件产生的核泄漏量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前后共造成了约4万人因核辐射而死亡。然而最初在事件发生时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或者刻意地选择忽视了其严重性。官员们最大的担忧与其说是人民群众的伤亡，不如说是这口黑锅最后该由谁来背。所以他们的首要任务必然是互相推卸责任，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之后才能坐下来讨论灾情。当然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规章和法制，官员们为了规避惩罚免不了隐瞒灾情的实际情况。这样下一层欺骗上一层，效果逐层叠加，最高领导人得到的消息，毫无疑问将会是极端扭曲了的假象。比如当时清理爆炸废墟中心的区域“玛莎”，由于辐射量过高而国内又没有相应的高科技装置，苏联政府只能低头求助于老冤家联邦德国的机器人“小丑” 。但是由于西德得知的辐射计量值——即苏联最高层了解的情况——远远低于实际测量值，导致“小丑”到现场后竟然由于辐射过量无法正常运作。最后当局只能动用军队，让士兵徒手去清理爆炸产生的高辐射石墨碎块，其惨烈结局可想而知。
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下层的官员也没有人敢于独当一面拍板做决定，所以处理几乎任何情况都只好向上层请示。最终命令的递交、审批、决策、传达等一定会受到严重阻塞，行政效率也就会大打折扣。在平常无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集权的危害不会十分明显；但当像核爆炸泄漏和烈性传染病这种每一分钟都攸关生死的紧急事件发生时，低效率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核爆炸事故发生于1986年4月26日，而戈尔巴乔夫却直到5月14日才发表了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主要目的为指责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污蔑苏联的全国电视讲话。他还曾在后来令人哭笑不得地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想必他当时如果能及时搁置手中的“事业”，坐镇最前沿带领全体苏联人民共同面对这场灾难、而不是躲在莫斯科红色宫墙之后聆听官僚们扭曲的报告、下达凭空想像的远离客观实际的命令，至少最后造成的伤亡数字将会大大减小，也会为残喘的苏联政权再延续若干年的寿命吧？
这次中共肺炎（俗称武汉肺炎）和当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在其它诸多方面也极为相似。即便不断有人死亡，依然不能阻止统治集团良好的自我感觉。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粉饰太平，即“在中央的卓越领导下，救灾工作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而既然天下已经如此太平，就不应有捣乱分子存在，于是独断而愚蠢的“封城令”便应运而生：以“怕辐射或者疫情的扩散”之名，行封锁消息之实。在医疗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强迫健康人和辐射源或感染者混在一起，和谋杀别无二致。官僚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高层将人民群众的生死置之度外，自己却有条不紊地躲了起来；下级官吏也积极配合上层害人的指令，都希望借别人的血表忠心进而立功受奖，于是驱使着善良勇敢的部队官兵、消防队员、工程人员、医护人员、科技人员一批一批地去前线以命相抵。特务部门也接到了新的指令，即监视甚至拘禁执行救灾的官员和科学家，威胁他们绝对不能说出真实情况。只有国际舆论的压力增大到难以承受时，当局才会扭捏作态地稍稍放出真相……政治在专制国家高于一切，人的健康、生命和尊严自然也不在话下。
实际上专制政权的腐化与堕落，早已为悲剧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苏联政府早年为了省钱，没有给反应堆冷却棒尖端安装阻隔器，所以紧急停堆按钮按下去之后，尖端的石墨接触剧烈反应的堆芯，导致了爆炸。而发生爆炸的反应炉，其实当初没完工就投入了使用。之所以这么着急，就是因为厂长等人当年故意伪造了确认完工的文件，好在年前完成任务计划、为自己的仕途增光添色。反应堆前三次验收测试全部失败，而官员们置之不顾，执意进行第四次、即多次违反操作程序的、导致爆炸事故的测试，以图尽早拿到报告交差。这好像今日中国政府，疯狂地卖地放贷为政绩工程提供财务支撑，而忘记了诸如水利、医院、消防等无利可图的配套设施的建设，导致洪水来临时才想起来去完善下水系统、疫情爆发时才想起来去仿造“小汤山”医院一样。这些官僚的罪恶自然是罄竹难书，但身处一党独大的政治环境，逡巡不前者必将被弃之一旁。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为了自己的前途、家人的幸福，也只能犯险立功，别无选择。归根结底，正是专制体制的腐朽将人性的自私、敷衍和冒进成指数倍地放大，也将成千上万无辜和淳朴善良的人们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有奸佞作恶的小人，也就有顶天立地的英雄，包括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不相信下级汇报亲自测量辐射值的苏联将军、冒死开直升机为燃烧的厂房丢下硼和沙土的飞行员、主动请缨潜入极高辐射蓄水池，暂缓了连环爆炸的三名工人、在反应堆下方挖隧道安装热交换器为其降温的煤矿工人、去爆炸中心区捡石墨碎块的战士们、勇于调查和公布真相的科学家，以及今天在湖北武汉封锁区夜以继日冒着感染风险辛勤劳作的医护与科研人员，相信没有人愿意失去生命，但他们一定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会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历史将会把他们作为真正的救世主、而不是政治的牺牲品铭记。备受煎熬折磨的是他们，一往无前的依然是他们，这就是生命的张力和人之为人的尊严。
无论是哪个民族或者个体，都有其正反两面。人性如河水，制度如沟渠：按照高规格的设计把沟渠挖好夯实，河水就会光辉夺目，灌溉良田造福他人；否则邪恶丑陋就会占上风，泛滥成灾贻害子孙。就像罗素所说中华民族是他所遇见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然而有三个是他并不愿提及但无法回避的缺点。很明显他所提及的这些缺点，都和这个民族上千年的专制集权政治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统治阶级的盘剥造成了底层人民的赤贫而贪婪；人民无法对抗强权为了活命只好顺从而懦弱；为了巩固王权推行的严酷的监督和检举制度使人民变得麻木冷漠。打开政治上的枷锁，不仅可以实现任贤用能、提高效率、赏罚分明、以人为本，完善行政法制等诸多方面，更是从根本上提升道德和医治人性的良药，也会让如此大规模的人祸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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