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五中全会之一

王赫:“十四五”是中共不可能胜利的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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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10月01日讯】在国内外大变局的形势下,五中全会将怎么开?习近平要达到什么目标,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又有哪些较量?笔者拟就其中一些问题谈点拙见。本篇先对“十四五”规划做个总体评估,预判。

虽然“十四五”规划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文件还待正式出台,但是,根据中共的历史和习当局给“十四五”定的基调,我们还是有可能预先对“十四五”做个总体评估的。当然说得也不一定妥当,权且作一家之言吧。这里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总体来讲,中共“五年计划”的做法是失败的

第一条,只要中共这个体制不改掉,“五年计划”这种作法的总效应就是限制和障碍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共控制的一种手段,它的消极性大于积极性,要不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怎么解释?

中共从苏联学来“五年计划”的作法,其对经济发展的效果,是复杂的,有积极的方面,更有消极的方面,甚至是危害性的。从根本上讲,这是计划经济的搞法,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仍然是中共元老陈云讲的“鸟笼经济”,共产党是绝不会把“笼子”拆掉的。如果“笼子”都没了,鸟都自由飞翔了,那共产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不就成了累赘了吗?

再说具体点。国际社会,政治首先是“责任政治”,一个领导人对他的施政要负责任,搞不好老百姓不满意,就得下台。中共搞了将近70年的“五年计划”,有哪个领导人对其主持搞的“五年计划”负责任了呢?而且,“五年计划”的五年和中共领导人一个任期的五年,不一致,是跨任期的。这个责任怎么追究?中共这个体制是绝不允许老百姓对它追责的,“追责”只是内斗中的一个借口,就起这么点作用。

另外,“五年计划”就是一张纸,和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并不是一回事。中共已经走过了13个“五年计划”。制定一个“五年计划”也是一个大工程,耗费巨大的资源、人力。例如,陆媒披露,十三五”规划编制在“十二五”规划实施中期就开始了,历时3年,共分为四个阶段、十个步骤。不能说牵涉其中的专家、人员没有能力,但是,由于被中共体制、中共政治所决定,作为“政治挂帅”、瞎指挥的结果,“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二、十四五是中共在打一场必然失败的持久战

第二条,习当局的定调是自欺欺人,“十四五”(2021-2025)是场不可能胜利的“持久战”,中共甚至都没可能走到2025年。

根据新华社通稿,7月30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定下两个基调。第一个基调,强调三个“仍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第二个基调,从持久战的角度出发,“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9月1日,习进一步提出这是“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第一个基调是鸵鸟政策,无视现实危机,自欺欺人。其一,中美新冷战方兴未艾,全球“清共”潮起,“战略机遇期”从何而来?其二,共产主义内在的进攻性、扩张性和颠覆性,一战打出个苏俄(苏联),二战打出了个“共产主义阵营”,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统天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不过是其实力不逮时炮制的一个谎言、洗脑陷阱,高挂免战牌,当它势力嚣张时就会高喊“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主动出击,挑起战争;但是,美国觉醒了,川普政府的强大攻势是你中共能叫停的吗?其三,实质从2009年开始(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坠,一直没有见底,哪里有什么“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二个基调开错药方,十四五是中共在打一场必然失败的持久战。

习当局非常清楚:“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因此,“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开出的药方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笔者在《透视中共的“国际循环”》一文中指出:中共虽然已多年排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同为世界上GDP超10万亿美元的两个国家,但两者的经济实力、控制力、影响力,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已经开打新冷战的美国,已不可能再给中共机会了。例如,8月10日,蓬佩奥在每年一度的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CPAC)上表示,川普总统改变了美国以往的对华绥靖政策,并要确保下一个世纪不是由中共这样的威权政权来管治。

美国的一个芯片禁令,就能让中兴投降、华为命危;如果美国祭出金融制裁的核弹,中共恐怕就要半死不活了。也就是说,中共渴求的“国际循环”,难以畅通。下面重点说说“国内大循环”。

三、“国内大循环”,一个幻梦

中共窃国超过70年,在经济上,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框架。总体来讲,70年的经济发展的效应,更多的是灾难,而不是成果,是这样一个“两型经济”:道德崩溃型经济和环境毁灭型经济。具体讲到“国内大循环”,本来,在一个现代国家,“国内大循环”是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中国即使在毛时代,搞计划经济,“国内大循环”也是堵点多多。一个标志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论十大关系》,其中第五部分就是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承认“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迄今没有解决。

习当局现在提“国内大循环”,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诸侯经济”的问题。在现行体制框架下,各个地方一味追求局部利益,说白了就是占山为王,搞地方割据,互相封锁,各自为政。催生“诸侯经济”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地方官员的所谓政绩观念,要升官,要有政绩,就要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业,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之一就是把当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或大拆大建,或招商引资,或违规抢上项目,或对外封锁,目的就是一个,政绩是个硬道理,有了政绩就有底气,就有官帽。这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多年来,中共一直在讲产能过剩问题(2014年,大陆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约为78.7%。而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产能利用率超过90%为产能不足,79%-90%为正常水平,低于79%为产能过剩,低于75%为严重产能过剩。据此判断,目前我国工业总体处于产能过剩状态,部分行业已经属于严重产能过剩),其实质就在于重复建设、诸侯经济问题。

要消除“诸侯经济”问题,就必须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个中共已经讲了很多年,搞了3轮清理活动,但是一直没有根本解决。第一轮,2001年4月,因为要加入WTO,中共发文件——《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2013年-2014年,第二轮,商务部等12个部门按照《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工作方案》联手推动。第三轮,2016年6月,中共印发《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2018年3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59个涉嫌行政垄断的案例;2019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发文,要求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2020年4月,中共又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个动作被称为“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统一市场的最新一战”,但在刚性的地方利益、僵化的体制机制、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官员阶层面前,同样又将是雷声大、雨点小。(笔者“中共体制中的地方割据隐患杂谈”也有涉及此问题。)

除了“诸侯经济”这个拦路虎外,还有如下四大难题决定“国内大循环”难以畅通。

其一,“全球产业链重组‘去中共化’无可避免”。这是笔者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了三条:第一,从世界经济史角度看,制造业迁移是常态,上世纪以来已有四波,当前是第五波,这是客观规律的作用,绝非中共所能控制;第二,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共陷阱,使全球产业链重构“去中共化”成为必然选择;第三,“去中共化”的高昂成本,将被美欧“再工业化”、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全球贸易新趋势三者从容化解。

现代经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不可分离的,对中国尤其如此。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品制造国、最大商品贸易国,中国应深深卷入全球产业链中,例如,中国是芯片进口最大的国家,2013年以后,中国进口芯片超过2000亿美元,2018年以后超过3000亿美元,这些芯片自己用掉大概60%,装机出口大概40%。正在进行中的全球产业链重组,整体搬迁,离开中国,这对中国经济将是灭顶之灾,“国内大循环”就要断掉。

其二,对外科技依赖。2001至2002年间,陆媒《科技日报》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题,刊发了21篇报导。十多年后,2018年《科技日报》再次推出了一组由35篇报导组成的这个专栏,系统性地向公众介绍了我国在哪些核心、关键领域还受制于人,包括35项“卡脖子”技术和中国尚未掌控的六十余项核心技术。这表明中国对外科技依赖没有根本性的改观。今年9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忧患溢于言表,渴求“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其三,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出了现实考虑,文革后中共给民营企业开了条口子,甚至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人士是“自己人”;但是,防范心理和做法是无日或缺。9月16日,中共召开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议,发布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份民企统战文件,要求民营经济人士“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而对这些年来的“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解决措施,政策越来越“左”。但是,没有民营企业的生机、活力和发展空间,“国内大循环”只能是一句空话。(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其四,中国民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中国经济是种畸形经济。在毛时代,貌似平均主义,但官民之分与城乡之别,把中国人基本上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官员阶层(“新阶级”),借助党国体制,手握生死大权,垄断一切资料,成为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第二类,城市居民,底工资、高就业、享受低水平的社会福利,例如商品粮、医保等等;第三类,农民,被套在人民公社、生产队里,自生自灭。这种情形下谈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民间消费,没多大意义。

“改革开放”后,“统治阶级”权力套现,中国演变成一种最坏的经济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贫富分化走向极端。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李克强一句“中国有6亿人的每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把底子揭穿了。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的报告,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此外,如果以1090-2000元标准来界定中低收入者,则该群体的人口规模总量会达到3.64亿。也就时说,月收入2000元及以下者,高达9.64亿人。

这也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所揭示的情况相一致。该文分析了中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呈现为一种“倒T字型”,总人口的64.7%在最下层,至少超过就业总人口的84.1%居于社会的下层。其他群体呈立柱式分布,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即贫困和地位低下的人民占绝大多数,而中间阶层与上层都只占很小的比例。10年后,李强研究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结论是:整体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观,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仍然比例较小。

2015年9月美国高盛公司(GoldmanSachs)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消费市场以一小批中产阶级为主导,仅有2%的就业人口收入达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水平,目前有大约11%的中国人口可以被定义为“中产阶级”(约为1.53亿人);除他们之外,中国大多数人的收入只能满足生活必需。最顶端的“高端消费者”仅有140万人,人均年收入为50万美元,这些人构成了在巴黎、纽约、东京、伦敦的商场里“火拼”购物的中国人主体。

中国这样的人口结构、消费结构,能支撑起“国内大循环”,那才是咄咄怪事!

结语

中共吹嘘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支柱是其经济成就,尤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是增长巨大,但是,付出的代价更大,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只是分担代价,并没有分享到多少成果,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是世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了。中国已经到了不解体中共,中国就要崩溃的地步了。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不过是中共给人民的一个画饼而已,这个世界不会有人仅靠画饼就能饱肚子、活下去的。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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