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4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馨编译报导）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到目前为止已造成全球成千上万人失去生命。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全球防疫最顶级的世界卫生组织没能帮助全球控制疫情传播，让学术界专家学者反思。
弗朗索瓦·戈蒙德（François Godement）是巴黎蒙田学院（Institut Montaigne）的亚洲高级顾问，也是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并且是法国外交部政策规划的外部顾问。3月23日，梦田学院网站发表了戈蒙德的博客文章，他通过研究全球对抗中共病毒疫情的政策，分析了中共对世卫组织的影响，及其如何再影响全球各国的抗疫政策。
疫情九要点 透露世卫如何受中共影响
戈蒙德认为，世卫组织在与中共政府合作处理中共肺炎疫情方面，一直无视人类所面临的危险，反而一面倒地支持中共，对中共政府言听计从，还利用其在世界卫生领域的权威身份掩盖疫情真实情况，导致全球各国政府对中共病毒疫情反应迟缓，令中共病毒在全球肆虐。
他总结九个要点，阐述到世卫是如何在中共影响下处理疫情的：
1. 世卫组织在2月12日去中国考察之前，进入中国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它都对中共官方主张没有质疑。
2. 世卫组织仅在1月24日才承认中共病毒能人际传播，并推迟宣布此次疫情为紧急卫生事件。
3. 世卫组织在3月11日才宣布全球大流行。
4. 世卫组织的预算不依靠中共。中共向世卫提供的自愿捐款很少，并在世卫组织渠道之外实施其国际卫生援助政策。
5. 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是第一个来自非洲的世卫组织总干事，他原本是一名流行病学专家，但他不顾其他成员国的反对，避免一切针对中共的批评。
6. 但从1月23日起，中共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世卫组织开始一直不断地向各国政府提供信息、协调和建议。
7. 这让世界其它地区容易达成共识，即中共严格的遏制措施是有效的。谭德塞称中共的做法为世界其它地区提供了“机会窗口”。
8. 世卫组织采取了韩国的一系列政策，而坚定地无视台湾的政策。
9.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成员国的抗疫能力是否能遵循其建议，即使最发达的成员国也不例外，特别是在测试、防护设备、追踪和隔离等方面。
两个延迟宣布 一个严重后果
戈蒙德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各成员国在其国内拥有对其操作的最终发言权，那么世界卫生组织（WHO）是否能比其成员国做得更好？
戈蒙德指出，当联合国系统内中国（中共）影响力日益增强，同时，所有合理的证据都指向这场全球瘟疫始于中国时，这样的质问达到了顶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中共的行为大加赞赏，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也就是说，当中共一手可能控制了世卫的决定，一手又控制着中国国内疫情的真实情况，那么中共通过世卫传出的所谓有效做法很可能会给各国带来灾难。是跟着中共控制的世卫走，还是抛弃中共和世卫，各国自主决定如何控制疫情，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戈蒙德同时指出，世卫组织是联合国的一个重要组织，在建议、协调和协助预防和治疗重大卫生问题方面扮演主要角色。但谭德塞总干事在此次危机期间对中共的措施始终如一地大力支持，无疑产生了反作用，该组织本身现在被指控错过了阻止全球大流行的机会。这是两个决定造成的后果。首先，尽管有强烈和持续的人际传染迹象，同时，台湾卫生官员直接向世卫发出了警报，但世卫组织直到1月23日才承认已证实中共病毒能人际传染，关键一点是，世卫在1月14日时，还跟随中共否认中共病毒能人际传染。
其次，世卫组织一直拒绝宣布全球大流行，直到3月11日，而当时已有114个国家报告了118,000例病例。
这些决定影响了全球，因为无论是好是坏，世界各国，甚至私人企业都会根据世卫组织的指导原则采取行动，随后可为其行为辩护。例如在法国就是这样，法国公共当局在1月20日时仍然在说没有人际感染的证据。也就是说，世卫组织的声明产生了连锁反应。
结构性约束小 中共措施不经世卫
戈蒙德观察指出，就目前的中共肺炎而言，任何快速从中国非官方渠道搜集信息的人，包括武汉勇敢的医生，他们从2019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就开始发出警报，都证明中共未能意识到（或刻意忽略）人际传播并宣告流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一直把台湾当作“中国的一个省”，但在这次疫情中，台湾的警告被中共官方（刻意）忽略了。
戈蒙德因此认为，“我们必须寻找一个答案，来解释为什么一个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办事处，且对世界上的流行病和应急响应拥有丰富经验的，耗资38亿美元的联合国机构会陷入这一陷阱。”
戈蒙德认为，要找到这个答案并不容易，因为这“取决于人的个性与真实，或可感知的结构性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他特别指出了结构性约束对中共和世卫关系的作用。他谈到，世卫组织在财务上并不依赖中国的捐款，因为这笔款项非常小：2019年为8,600万美元，其中包括2017年琐碎的自愿捐款1,040万美元。这不到美国同年捐款的10%，更只占美国自愿捐款的2.5%，美国盖茨基金会的捐款就占了世卫组织所有自愿捐款的8%。
戈蒙德指出，实际上，如此巨大的差异只有一个理由，世界卫生组织来自联合国会员国的资金强制性水平低：其预算的80%来自自愿，其2020-2021年预算计划的模板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筹款活动，而不是预算案。近年来，中共在应对国际危机方面的举措通常不通过世卫组织，例如，它在应对非洲埃博拉危机时是通过双边进行的。
中共加强利用世卫领导人特征
但中共却擅长利用人的个性。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局局长陈冯富珍是第一个领导联合国机构的中国公民，她于2006年至2017年成为世卫总干事。戈蒙德指出，她在位期间成绩平平。在埃博拉病毒爆发时曾出现一些争论，令人奇怪的是，陈冯富珍竟然曾经对朝鲜的卫生系统表示了赞扬，还有几次反对台湾不完全“尊重一中”的原则。
而谭德塞在成为世卫总干事之前，曾加入埃塞俄比亚解放阵线，并接受了传染病学和疟疾预防的教育。他曾担任外交大臣和卫生大臣。戈蒙德认为，与陈女士相比，谭德塞战胜了更多显赫的人物。事实上，他来自一个喜欢批评西方的国家和大陆，但他与许多私人捐助者的关系一直很好。在当前的危机中，他通过捍卫对北京的称赞以获得合作的需要。然而，在中共向世卫组织提交的第一份“未知疾病”报告到2月13日之间，世卫组织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才派出一支完整的世卫组织专家团队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而且进入武汉的机会非常有限。
联合国难民署扯上“一带一路”
戈蒙德指出，虽然这看上去是世卫领导人的个人问题，但这也反映出在联合国乃至许多国际组织中的整体趋势。他举了一个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例子。该组织年复一年地对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BRI）给予了官方赞扬，但是戈蒙德表示，看不出“一带一路”倡议与难民问题有什么关系。
那么，许多国际组织偏向支持中共的原因是什么？戈蒙德认为，这完全是中共的巨大地缘政治势力，以及这些组织无法拒绝中共，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赢得投票联盟；在联合国体系中，其强制性预算捐款的重要性，以及中共现在通过其在预算委员会中的较高知名度来进行控制。
戈蒙德指出，简而言之，尽管美国在联合国大声讲话但举着小棍子，而中国虽然现在轻声细语，却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中举着大棍子。
世卫屈从威权 各国不应盲目跟从
但疫情当下，这个问题就变得性命攸关：当主要流行病起源于中国时，世卫组织的真实可靠性如何？戈蒙德表示，世卫组织没有质疑中共的官方消息来源，因此在这方面没有履行其新闻使命。但更糟的是：许多政府和组织要么天真地相信了这些主张，并因此不愿宣布流行病，以及后来的全球大流行，或者他们选择依靠这种错误的安慰来推迟采取措施的困难。
戈蒙德指出，从时间表和谭德塞的演讲来看，他显然不愿以任何方式批评中共，甚至还有一点防止“谣言”传播和避免恐慌的成分。但是，即使在最普通的媒体报导中也不乏警告和指南。
戈蒙德认为，到目前为止，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月20日，中共有限的沟通和官方否认，以及世卫组织高层避免大声点名中共的明确政治意愿，使世卫受到很大的阻碍。对于国际组织来说，这一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这并不仅限于联合国系统内部。
但是同样清楚的是，一旦中共最终开始采取措施来应对武汉市和湖北省的疫情时，世卫组织也突然能够行动起来。戈蒙德深刻地指出了其它国家的监督责任：“那些情愿自己没有耳朵，没有眼睛的人，可以自由地跟随谭德塞通过世卫组织沟通渠道传递的政治化处理方式，并以此为借口延迟响应。该借口可能对较小、欠发达和经验不足的国家有效，但不适用于参与世卫组织决策进程的强大成员国。”
他指出，世卫组织允许各国共同努力，真实信息、最佳实践和指南的传播是不可替代的。如何减轻一个无情的威权政府的影响依然是一个问题，避免事先屈服，质疑官方“真相”而不是假装听从他们，或许是一个开始。
世卫组织行动时间表
2020年1月14日：认可中共当局的初步调查结论，即没有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2020年1月23日：确认中共病毒（COVID-19）人传人，并建议对机场出口进行检查。世卫组织应急委员会首次召开会议。
2020年2月4日：承诺与各国政府共享信息。
2020年2月7日：强调全球个人防护设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简称PPE）短缺
2020年2月12日：为各国制定运营计划指南
2020年2月20日：警告“机会窗口”可能会关闭
2020年2月24日：意识到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
2020年2月27日：列出各国卫生部长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2020年2月28日：发布“世卫与中国（中共）有关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联合使命报告”
2020年3月5日：建议进行广泛检测
2020年3月11日：宣布全球大流行
责任编辑：林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