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肺炎疫亡者家属追责 律师顾问团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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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4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新安采访报导)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中的真实死亡人数一直被中共掩盖着,对于民间发起的任何维权活动,当局都予以打压。但有家属坚持维权,也有律师和公益人士组成律师顾问团,帮助家属索赔

清明节前中共肺炎疫亡者人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有疫亡者家属互助群群主遭到武汉警察上门传唤,被讯问建群目的,并称“这(建群)是不稳定行为”。

在网民上传的传唤现场视频中,群主说,“我们这样的人太可怜了……我们多次求助社区,想把我爸爸送到医院,安排住院,社区……我父亲走的时候死不瞑目啊,完全是。

北京维权人士李蔚近日发帖表示,他在武汉的两名亲戚近期去世,“2020218日,表姐夫因新冠肺炎去世,才50出头。表姐夫的侄女比他还早去世,年仅24岁。”

李蔚的表姐在《武汉新冠肺炎患者未亡人的哭诉》一文中说,2月2日丈夫“双肺已白”,家属哭求医生给他一个床位,医生只说,“必须社区安排,目前也没有空床位,只有人死了才会有床位空出来”。

2月4日,家属再次和社区联系求床位救命,无论怎么求,打多少次电话,社区的答复永是已经上报,等待安排。后来居然要他们马上到方舱医院隔离。在丈夫痛苦离世6小时后,感染自愈的家属却被带到了方舱医院。

3月24日,社区又上门告知,需要在他们的陪同下处理后事。文章最后写道,“可笑!可悲!可恨!我想要一个公正的说法,为什么这么难!!”

《一个武汉新冠肺炎幸存者之祭》一文出自失去爱女的杨女士之手。文章说,武汉市政府一直虚报瞒报大量真实信息,为了一已私利置武汉市民生命与国家利益于不顾……市民毫无防备,让这座拥有1400万人口的大城市,在他们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之下,陷入深渊。

杨女士的女儿是1月16日去协和医院就医时被感染的,19日开始发烧,由于医生迟迟不给确诊,25日才转入金银潭医院。因医护严重不足,她连喝口水都十分困难,排泄物也得不到清理,完全是睡在污秽物之中。

24岁武汉女孩的死亡证明。(李蔚推特)

文章描述道,虽每日打针,但病情日渐严重,她出现咳血,血氧浓度急速下降。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去照顾女儿,看到女儿呼吸困难,张大嘴巴,就像鱼离开时无法呼吸时张大嘴一样……母亲被感染后经历了女儿一样的痛苦,肺里像有玻璃渣一样硌得疼。而送入ICU的女儿于2月6日含冤离世。可是到现在始作俑者没有一人被追究,反而被告知要默默地私下处理后事。

杨女士写道:“没有一个公正说法,死了的人不会同意,活着的人更不会答应!”

记者日前致电杨女士,但对方表示现在没有心情接受采访。

武汉曝“百家灰”事件 家属要索赔

中共肺炎(武汉肺炎)疫情以来,据媒体公开报导,已有多位死难者家属表示要追责,索取国家赔偿。此外,网络消息显示,“(武汉)这边还在准备,已有家属决定起诉”。特别是“百家灰”事件曝光后,更是激起民愤。

网路消息显示,有中共肺炎(武汉肺炎)死难者家属决定要求赔偿起诉。(网路图片)

所谓百家灰,是指武汉家属们领取的亲人骨灰不匹配。中国异议人士李方向大纪元表示,他收到一个朋友发的截图,说有人曾经打电话问过武昌那边火葬场的一个工人,好像工人的口气很大的,回复就是说,他觉得这很正常。

李方解释说,“那么多人,一天要烧一百多人,十几个火化炉都不停歇地烧,工作环境很热,温度很高,火化完灰是烫的,刚刚刮出来不可能去装,又没地方堆,灰又很多,所以他们觉得混在一起是很正常的。等灰冷了以后,忙完了,差不多交接班的时候,就再给分一下骨灰,把姓名贴上去。”

火葬场工人关于“百家灰”的解释。(受访者提供)

“因为尸体太多了,用车装,有的一车装一、二十个,尸袋上有姓名牌,有的姓名牌路上就丢了,根本不知道烧的是谁?”

李方指出,其实这种事情不单是因为在武汉死人多,就是在以前正常火化的时候,由于中国是一个缺少信仰的国家,国民普遍来说职业道德很差,如果家属不全程监督,有的根本不确定出来的骨灰是不是自己亲人的。

中共出台“六不得” 索赔律师顾问团受阻

今年36日,由来自九个省市及旅外访学律师发起的新冠肺炎(中共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以下简称律师顾问团)正式成立,为因感染肺炎病逝者及医护人员的家属的索赔行动提供法律支持。

作为参与者的李方表示,早在2月底的时候,他们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在疫情当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和伤害。中共为了武汉市、湖北省两级的“两会”,延迟了2周~3周时间去压制疫情,以致后来疫情大爆发。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责任是在政府,政府造成了疫情大爆发,死亡和后遗症,各种各样的个人、家庭和企业的损失,都是老百姓来承受。我们觉得政府应该负它的责任。由于政府的失误造成老百姓的损失,在任何国家,老百姓都是可以追究国家赔偿的。”

中共司法系统口头要求中国律师“三严禁,六不得”。(受访者提供)

据他介绍,在三月中旬,中共司法部门专门出了一个“六不得”,不准律师介入到集体诉讼、集体索赔这种案件当中来,因为这个禁令出现以后,律师顾问团在国内地一、二十个律师的行动就受阻了。

“他们(中共)感觉到了有索赔这么一个动向,所以很快就出台这么一个政策。”李方说。

顾问团受理多起案件 艰难维权

中国资深公益人士、律师顾问团的发起人杨占青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目前顾问团收到7、8个受害人的请求,其中三人是因为家属病逝。有的感染者是前期去医院没有床位,等到肺部感染特别严重了终于住上院,但入院一两个小时就死亡了,没有机会确诊。

他说,另外一个感染者是在隔离点死亡的。患者在隔离酒店没有人管,家属去送药,只能送到前台。后来患者病情严重,拖延致死,之前核酸检测阳性。

有一个人是在感染康复之后,单位不予接收,所以想要维权;还有一个人是第一次检测阳性,但医院说他是病毒性肺炎,不承认是新冠肺炎(中共肺炎),拒绝出示病例档案,他只有出院证明和肺部x光片子,寻求知情同意权。

针对目前国内压制律师的情况,杨占青表示,虽然有困难但是还可以做,“因为律师顾问团只是起一个顾问的作用,比如案件需要一些法律意见,但是真正的要起诉,可以另外在国内找律师,跟顾问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也不算集体索赔,相当于只是个案,这样没有集体诉讼给官方施加的压力大。但是个案一旦立案,法院不管他是拖着还是审理,都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件。外界关注这个案子,给政府压力,现在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做。”他说。

杨占青认为,在国内维权很艰难,当地对这些维权的人软硬兼施,一方面是威胁,另一方面又表面给一些好处,比如如果赶快下葬,补贴多少钱,派车免费接送,想通过恩惠把他的案子化解掉。

“由于大环境整体的控制,信息渠道有限,(受害人)需要的话(律师团)提供帮助,他自己不愿意维权也没办法,只能说尽量能做多少做多少。”他说。

责任编辑:李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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