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梁晃维:港青年争民主不惜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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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5月29日讯】(香港大纪元记者林嘉丽、梁珍采访报导)中西区观龙选区是多年的建制派老巢,去年区议会选举中,一个22岁的年轻大学生,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参选区议员,在无政治经验、无政治党派的情况下,竟然扳倒亲共阵营,成功当选。他就是香港大学生物医学系的梁晃维

中西区议员梁晃维接受《珍言真语》主持人梁珍专访时表示,他之所以能够胜选,是因为反送中运动中香港年轻人的付出,特别是区议会选举前发生的中大和理大保卫战,触动了很多香港人的心,使得投票率超高,民主派因此大胜。

而他参选区议员的初衷,是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之后,看到“香港的情况已经差得已经不能再差”,所以希望利用自己能言善辩的才能,在新的战线、新的平台上去帮助整场运动。

作为一个区议员,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唤醒民众的公民意识,“区议会里应该多提一点政治性和全港性的议题。”社会都到了这样的地步,每个人都无法从这个政治氛围中脱身,与其回避,不如就将这些东西带进社区,跟民众一起谈论,一起思考:希望这个香港变成什么样子?“无论哪个年龄阶层的人,都应该要有机会参与其中。”

他批评港府防疫工作做得很差,许多街坊都买不到口罩,或买不起口罩。而且政府采取很多手段架空区议会,阻民众发声。香港100万、200万人上街游行,港府都没有任何反应,“政府不是聆听市民的意见,尝试解决他们的需求,反而做更多无谓的事情去限制大家的自由,我觉得是一个本末倒置的状态。”

对于香港的疫情轻微,梁晃维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从来不相信中国(中共)。从这个疫情开始到现在,中国(中共)都有很多的隐瞒,例如最开头隐瞒疫症能够人传人,到后来隐瞒确诊数字、死亡数字。如果香港人真的听信中国(中共)讲,不需要害怕这个疫症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绝对不会有那么少的确诊个案。”

他3月份参与了黄之锋、张昆阳国际战线的一个行动,向美国提交了15万个香港团体和巿民的联署,促请美国即将出台的首份《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年检报告,考虑启动制裁机制的搜证程序。他认为整个国际战线除了要打空战,就是直接向外国政要游说之外,也要打地战,就是香港本地民众的意愿也非常重要。他举例说去年美国快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也是因为香港人坚持抗争,让美国看到香港人对民主人权的强烈渴望。

在香港因为反送中运动被捕的人士,很多都是大有前途的学生,选择豁出来,为香港的未来去拼搏,是因为:“香港的年轻人真的是非常渴望民主,真的是不惜代价地做一切能够做的事情。”

“香港人没有忘记初衷,仍然在追求民主”,梁晃维非常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帮助香港人。他也相信,“只要香港人这个群体存在一天,香港这个地方就一定有希望有出路。”

以下是访谈内容整理。

23岁港大生 参选区议员扳倒亲共阵营

记者:你很年轻,只有23岁,第一次参选就已经赢了中西区那个传统建制派票仓,怎样看这次获胜的原因?

梁晃维:老实说我当时是抱着一个“打白区”的心态,纯粹是不希望保皇党可以那么容易当选。观龙选区是中西区一个很大的票仓,因为那里有一个公共屋村,以前一些保皇党的“大佬”例如叶国谦都曾经是这一区的区议员,他们在那里的势力非常大。曾经参选过这一选区的政治明星,例如长毛梁国雄、梁颂恒等等都输了,而且输的票数都挺多。我当时纯粹是抱着挑战一下的心态,没有想过真的会胜出。

为什么最终能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一班手足的付出。尤其是区议会选举之前,发生了两场大学攻防战,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之战,牵动了很多香港人的心。很多香港人都会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政权要这样对待社会上一班有想法、有理想的年轻人?就是因为这样的社会氛围影响了大家,最后才造成了那么高的投票率,也使我能够成功当选。

记者:参选过程中,有没有比较难忘或感动的故事?

梁晃维:都有的。因为做区议员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以前在大学里面做过学生会,但那是一些比较社运形式的工作,和做区议员,去服务社区是两个很不同的面向。一开始落区时,很多事我都要摸索,学怎样跟街坊相处。尤其一些老人家可能对政治上的事情没有概念,反而着眼于一些民生的事情。这些不是我最擅长的,就要在其中慢慢摸索,去了解居民的需要,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区议员。

讲一件难忘的事,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老人家,因为当时选区里的公共屋村要加租,那些老人家和一班街坊就组织了一个关注组,希望制止加租这件事。我当时作为区议会选举的参选人,之后是候任议员,都有帮他们争取这件事。那些老人家看到你投入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的。有的老人家之后跟我说,其实他以前是帮民建联做义工的。到现在他们都变成了我的朋友,也很支持我的工作。

记者:他们怎么称呼你?

梁晃维:因为我比较年轻,除了叫我梁议员,有时他们会叫我的名字“维仔”。老人家看到一个后生仔(年轻人),都感到开心。

记者:很亲切啊。你以前是港大生物医学系的学生,这次参选获胜,港大的同学朋友有没有来支持?

梁晃维:当然有。我的选区很接近港大,整个竞选过程中都有很多同学来帮我,甚至竞选团队里大部分都是我大学的同学和朋友。另外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这次区议会选举,在全港各区都有很多港大的学生或毕业生参选,当中很多我们互相都认识。当你感受到比较熟悉的人在整个香港都一齐奋斗的时候,无形之中都给我一股动力,去推动自己不断进步,在这场选举中胜出。

记者:对去年7月1日港大梁继平那番感言,你有什么感受?跟你参选有没有关系?

梁晃维:其实我不认识梁继平,当然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在港大上学时出版了《香港民族论》,这是每一代港大人都会记得、也非常尊敬的一件事。他当时讲的一番话,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香港已经退无可退,如果我们输了,我们的公民社会最少会倒退十年。”从主权移交到现在,大家都会说:“啊!香港还有机会。”或者是觉得香港都还没差劲到一个极点,我们仍然有机会去改变它。而从整个反送中运动,延续到现在的这一场运动,大家都看到:其实香港的情况已经差得已经不能再差,真的是很急切地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香港重返正轨”才有机会。

那时听了他的一番话,我想:以自己的能力和资源,除了做一个运动的普通参与者之外,是否还能多做一点事呢?我对政治有些概念,又算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那觉得不如尝试参选区议员,在新的战线上、新的平台上去帮助整场运动。

记者:你的同学估计都从事对口专业,你是否其中唯一的一个区议员?他们对于你的选择有什么看法?

梁晃维:他们其实没有太大反应。因为以前上学时,同学都知道我的兴趣不是在读学科上面,反而对社会、政治的东西比较关注。那科的学生很少会参与学生会的事务,我估计我是那一科里第一个去参选学生会干事的人。他们可能有些意外,就是我最后真的选了区议员作为我的终身职业,但是大家普遍的态度都是支持的。

把政治议题带进社区 唤醒港人公民意识

记者:刚才讲到想带一些改变给这个社会,你是身体力行去做这件事。你会带给这个地区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梁晃维:我觉得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地区,除了一些硬件的东西,软件也很重要,就是指社区里面的人。因为以前的区议员,不论是保皇党还是泛民主派,在区议会的层面都有一点被香港整个政治环境割裂了。大家只会注重区里面一些民生的改善工作,跟居民平时的相处啦,帮助啦,给一些不同的小礼物蛇斋饼粽啦。当然帮助居民不是错,这是需要保持的,因为服务社区都是我们其中一个职责。但是我觉得区议会里应该多提一点政治性和全港性的议题。

尤其是社会都到了这样的地步时,每一个人,无论是否支持这场运动,都没有办法从那个政治氛围中脱身。与其回避,不如我们就将这些东西带进社区,跟区里的市民一起谈论,一起思考到底这个社会应该怎样继续走呢?或者现在走的方向是否正确呢?这是我做得多一点的事情,我觉得作为一个区议员,有责任继续提醒大家的公民意识。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这些政治的东西,只是一小撮人参与的事情,或者只是一些年轻人的权利。但我觉得不是。无论哪个年龄阶层的人,都应该要有机会参与其中。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例如我们在区里面设立一些连侬墙,给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另外我们比以前的区议员更加敢讲一些政治议题,或者做一些政治宣传。

因为每一次香港都是要等到有一个很大型的社会事件才令大家觉醒,这样可能很久都不会令香港有真正的改变。那么在社区里面一个那么好的平台,我作为区议员,有社区里面的联系网,我们就应该好好应用这些资源,跟那些街坊说我们希望这个香港变成什么样子,希望大家怎样参与。

港府架空区议会 阻民众发声

记者:中西区区议会说过要拆除中联办前的政治花槽,现在结果是什么?

梁晃维:中联办外面有宽阔的行人路,但是前几年突然一夜之间建了一个很大的花槽,说是美化环境,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政治动机很明显,就是阻碍传媒采访,阻碍一些人士去请愿。我们听过一些街坊意见,尤其是一些同事住在中联办附近,他们都会说,那块东西(花槽)很占地方,又不美观,跟附近的环境格格不入。以前区议会会动用拨款去做一些社区的改善的工程,例如平整某些路段,或者移除路上的一些障碍物。

所以我们在区议会里提出动议,希望移除中联办的花槽。当然能不能成,现在就比较难评估。因为整个政府由民政总署牵头,明显试图架空这届区议会的职能。我们区议会平时反映的一些意见他们都不听,当涉及到反送中运动,或警察执法的问题,政府很明显是一个回避的态度,甚至是很刻意不想处理这些问题。

比如我们区里面有些行人天桥被铁丝网封住,如夏悫道的天桥,和中联办附近港澳码头的天桥,都被铁丝网封了。我们区议会曾经收集居民的意见,很明显大家都不希望有那些铁丝网。但现在面对的困难是,政府说那是一个更加高层的决定,并不是由下面的部门决定。其实政府是用推卸责任的方法,用刻意回避的手段,避免区议会去做一些跟他们想法不同的事情。

记者:是的,香港很多事背后都有深层的原因。中联办的政治花槽,其实跟2002年法轮功学员去中联办请愿有关系。当时他们被诬告阻街,打了三年官司,最后法轮功学员胜诉。后来中联办就弄了一个政治花槽,使人们不能在那里表达意见。你可否再介绍一下,那个行人天桥的铁丝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原因是什么?

梁晃维:铁丝网是大概去年12月或今年1月的时候开始的。它当然没有讲安装的原因,但是大家都很明显估计到,他们是希望阻止在天桥上面扔东西下去阻塞交通。政府做这样的工程其实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为什么大家要用阻塞交通这些手段去表达政治诉求,就是因为当大家和平示威的时候这个政府都不听。当我们100万、200万人上街游行,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市民很自然就会采取一些更加激进的行为。政府不是聆听市民的意见,尝试解决他们的需求,反而做更多无谓的事情去限制大家的自由,我觉得是一个本末倒置的状态。

例如我们那一区,有一个天桥底的一根柱子,本身可能是给那些街坊来做连侬墙,它(政府)现在都用路政处的水马去围住那里。为了要阻止大家表达意见,为了要将社区里的声音消灭,政府是无所不用其极,无论那些工程多破坏这个社区的观感,多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它都会做。他们只是希望香港看上去歌舞升平,从来都没有想过解决问题的核心。

港青年不惜代价争民主 渴望国际社会帮助

记者:港大一直都是风眼,风暴的中心,去年中大理大事件,而港大似乎算是保住了一点,没有给检查出来。你觉得港大的学生,他们的特性是什么呢?起了些什么作用呢?

梁晃维:很多时候港大的学生不一定会走在最前线,但是他们比较有策略性,他们会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就会朝着那个目标一步步迈进。以我自己为例,我知道自己的才能在哪里,那么我就尝试做一些跟我的才能吻合的事。例如我擅长演讲,那么在运动初期,我就跟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些宣传队伍,去学校或在各区做一些宣传,向民众解释反送中运动。到了后期我发现可以更进一步去参选,成为一个区议员。我想港大每一个同学都很会利用自己的资源,我相信很多港大同学都在这场运动的不同岗位上默默的做着贡献。

记者:你最近帮忙做一些国际战线,跟张昆阳,黄之锋等等?

梁晃维:上次我们国际战线的一个行动,就是希望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第一份年检报告,向美国提出一些建议。黄之锋、张昆阳他们国际线的手足,会找像我这样的区议员一齐做这件事,是因为打国际战线,除了一定要有像他们那样的代表性人物出外游说之外,本地民众的意志聚集其实也都非常重要。

区议员大部分都是用一个民选的方式来产生的,跟立法会不一样,立法会有一半的议席是功能组别。如果一大班区议员能够团结在一起,我们代表到的民意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民意,能够直接代表到香港人这一刻到底想要些什么。整个国际战线除了要打空战,就是一些人直接跟外国的政治人物谈判、游说之外,我们也要打地战。

例如去年美国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如果香港人不能够展现出真想要这条法案的意愿,美国的国会议员也是爱慕能助的。因为我们11月份一连串的行动,还有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的结果,让美国的政府、议会看到,香港人非常渴望有这个民主的到来,非常渴求外国能够做一些事情来帮助香港人追求民主,所以他们才那么快的速度通过了这个议案。所以这次我们应该找一个类似的手法,再一次找一些不同的手段告诉外国社会:香港人没有忘记初衷,仍然在追求民主,希望国际社会在疫情中能够抽一些时间来继续帮助香港人。

记者:现在进展如何?因为五月份就会出这个二读审议报告。

梁晃维:上次我们将那些联署交给美国驻港的领事,他们会带给美国国务院。我相信美国国务院那边已经在准备这份报告。但是什么时候发放,现在还没有消息,可能美国受到疫情的影响,那么本来应该是四月份之内出的,可能现在要延后了。

记者:你们提供的制裁名单,大概有多少人左右?

梁晃维:制裁名单最终有多大或者有多少人,这个还是未知数。但能够讲的就是,这份报告能够预期是一份比较强硬的报告。其实美国在上个月都出了一份人权报告,其中关于香港的章节很长,很详细、很清晰地描述了过去这一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例如新屋岭拘留所,例如8·31太子站的恐怖袭击,反映出美国对于香港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记者:这个制裁名单的重要性是什么?

梁晃维:这个制裁名单最重要的就是给中共和港共的一帮爪牙一个警示。就是要跟他们说,如果你们继续打压香港的自由,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当然就算制裁他们,冻结一些资产,禁止入境美国等,比起他们过去一年对香港做的事情,是真的微不足道。

因为有那么多香港人因为这场运动而被捕、受伤,甚至有些人失去性命,而这一班打压我们的高官、保皇党和香港警察,他们依然毫发无损,依然每一天都在拿工资。所以这个制裁名单只能够说是第一步,但是距离我们真正能够制裁到这一班卖港的人,真正能够帮助香港实现民主之路,我想仍然要有一段时间。

我个人觉得另一个着眼点是,我们应该看看,美国即将递交的这份年检报告,对于香港普选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因为美国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支持香港在2020年全面普选的,但是在时间上现在暂时就不可行,因为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即将到来了,只有几个月时间。所以美国到底会怎样写关于香港普选状况的这个部分?下一年会不会将香港的民主政制改革或者普选,作为验证香港自治的一个条件?会不会因为香港不能够实现普选,而对香港的政策做一些改变呢?我觉得这一方面都值得我们期待。

记者:我之前采访过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游说团,他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国际社会非常重视香港年轻人,特别是这些年轻大学生的声音,他们可能提供了很多意见给了美方那边。而港大都有很多手足被捕,有没有将他们的声音带过去呢?

梁晃维:作为一个大学生,身边都一定有一些同学被捕的,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当然跟我们想法相近。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要跟国际社会说,在香港看到的一班被捕的人士,或运动的参与者,他们不是乌合之众,其实他们都是可能很有前途的学生。

例如我身边都有一些医科、法律系的学生因为这场运动被捕。看到一班原本是大好前途的人,都要选择豁出来,为自己这个城市的未来去拼搏,我相信国际社会都能够知道香港的问题有多大。不仅跟美国,而且跟全世界其它国家,我都会不断重复这一点。就是跟他们说,其实香港的年轻人真的是非常渴望民主,真的是不惜代价地做一切能够做的事情。

记者:你在争取民主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压力?因为很多区议员都被捕,包括你们区议会主席。

梁晃维:在2020年成为一个区议员、一个有名有姓的反对派人士,一定是会有风险。尤其现在的警察要拘捕人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一个合理的原因。例如上一次区议会主席郑丽琼被捕时,警察引用的都是殖民地时代的法例,根本是随便编造理由去报复,因为之前在议会当中郑主席对待警察的态度。

现在不可以太奢望完好无损地完成整个任期,我有心理准备,可能有一天,因为参与示威行动,因为一些言行,警察甚至可能会像对郑丽琼主席那样,将我拘捕,我觉得都不意外的。或者我们每一个区议员这次走出来参选之前,也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准备。

港府防疫工作差 区议员帮找口罩

记者:很多区议员上任之后,第一个挑战就是找口罩,你们好像都有一些故事?

梁晃维:找口罩应该是所有区议员一个共同的回忆。大家都没有想到上任不久就遇到这个疫情,打乱了很多人的计划。但是不要紧,疫情也有疫情带来的一些机遇。整个社区比以前更加团结,因为大家都很想能够守住社区,防止疫情扩散到社区。不论是议员,大厦的管理组织,或者街坊,都比以往更愿意主动分享资讯,互相求证,确保社区没事,居民安心。

找口罩,我有这样的经历,例如订完口罩被人截单,或者给了钱之后,到现在都收不到口罩。但幸运的是,透过一些有心市民的捐赠,或者自己最终能够买到口罩,在过去几个月,都不断给区内的居民提供一些口罩。可以看到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的问题。当然我明白在疫情期间,口罩等防疫物资的价格会水涨船高。

但是当社会上的口罩涨到这样的价格,很多人真的负担不起。以我自己的区为例,有公共屋村,还有一个老区有很多独居的长者,要他们现在200多300元买一盒口罩,真的不可能。平时可能300元够他们吃一两周, 要他们取出两个星期的饭钱来买一盒口罩,合理吗?他们会觉得不值,所以宁愿不戴口罩上街,都不会花钱买。

政府在整个防疫工作上,尤其是在防疫物资方面,完全做得不够。例如现在台湾是每个人两周可以买9片口罩。但在香港,疫情已经三四个月了,仍然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措施。说是资助一些本地生产线,但是生产出的口罩都卖200、300多元。基层市民在这场抗疫战中完全感受不到政府的帮助,反而要靠社区自救,例如一些有资源的街坊,将多余的口罩分给其他市民;或者靠我们区议员张罗口罩派给他们。

那些公公婆婆每次都在等这周区议员派口罩,或者下周派口罩,但是这不能够持续做下去,因为即使我们区议员每次自己掏钱去买,能够买到的口罩都很有限,而且不是每一个区议员都很有钱,所以最后要真正解决这些事情,是要靠政府主动建立一个更好的全香港口罩发售的制度。

染疫人数少 重要原因是港人不信中共

记者:这个疫情已经感染了500多万人,死了30几万。香港和台湾,是最近大陆的地方,反而相对来说是较少。你觉得有什么启示?

梁晃维:我觉得那个启示就是我们的公民意识。台湾和香港都经历过2003年的SARS,对于疫症这个东西很有警觉性。从疫症还不严重的时候,我们已经全民带口罩,减少外出,不去外游,可以说这是一个民间自救的成果。而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从来不相信中国(中共)。从这个疫情开始到现在,中国(中共)都有很多的隐瞒,例如最开头隐瞒疫症能够人传人,到后来隐瞒确诊数字、死亡数字。如果香港人真的听信中国(中共)讲,不需要害怕这个疫症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绝对不会有那么少的确诊个案。

记者:你对香港前景有什么看法?

梁晃维:能够估计到,中共和港共政府对香港的打压必然会越来越强。但是我相信:只要香港人这个群体存在一天,香港这个地方就一定有希望有出路。我以前是不相信的,但是从去年6月到现在的这场运动当中,看到每个香港人展现出的灵活性、主动性和坚持,会使你感受到这个群体、这个共同体系是有希望的。我相信将来不论这个打压有多强,香港人都必定有他们的方法变通,必定能找到一些新的出路,带领香港继续向前。

记者:经过这一年多的洗礼,你有些什么改变?

梁晃维:我觉得是成熟了,因为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人士,当中的转变其实都很大。以前在学校里,朋友与朋友之间没有那么多猜忌,不需要顾虑。但是进入社会,尤其是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做每一样事都要比以前更加小心,又要处理不同的人之间的一些人际关系,这方面都学了不少东西,我相信将来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一个网友问,区议会有没有官方直播?

梁晃维:有的,这要看不同区议会的情况。我们中西区区议会有一个Facebook的专页,就叫作“中西区区议会直播”,上面会直播我们整个的区议会大会和委员会的会议。这是我们之前跟中西区区议会的秘书处讨论,¬而做出这个安排的。我所知道的还有南区区议会有他们的官方直播。

记者:关于选举的问题,海外的一个网友问,已经移民去外国、没有香港住址的香港人,是否可以有投票的资格?

梁晃维:如果他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在香港曾经登记过选民,理论上选民资格是不会消失的,移居海外,回来香港投票,据我所知,理论上是按照最后一个地址的那个选区来投票的。如果想知道选民资格还存不存在,可以到选举事务处的网站核对。

责任编辑: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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