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5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施萍纽约报导）两个多月前，当史坦顿岛万德比特高谭公立医院（Gotham Health Vanderbilt）的华人儿科医生梁颖斯（Sally Wing Sze Liang）刚刚从媒体上得知中共肺炎的时候，她并没有当回事，她以为就是像流感一样的疾病。
直到她报名参加了接听市政府的病毒咨询热线电话的时候，那来自城市各个角落的求助电话让她第一次体会到这场瘟疫的“严重性、持久性和毁灭性”。
“那些打进来的电话真是无穷无尽的，每一通电话都是一个新病人，他们在哭泣，在愤怒，许许多多电话都是这样。”
她在5月7日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那一刻我感到震惊，（中共病毒）正在感染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以致整个世界。它在影响着我们所有人，不论我们的种族和地区。”
相对于梁医生对瘟疫感受的猝不及防，同一医院的华人内科医生简国俊（John Gian）更加有准备，因为他的家人在中国大陆，在疫情来纽约之前已经知道了中国的情况，所以他有一种“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的感觉。
“刚开始我听说疾病的时候我就知道会在纽约造成大流行。”简医生在电话上说，因为纽约是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的城市。“原来是担心，最终变成了一个真实的问题。”
不管人们当初抱有什么心态，一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疾病从中国武汉传出，迅速席卷了世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包括在前线医护人员的生活。
梁医生：与家人成“陌路”
梁医生是在儿科工作，负责看2岁以下的幼儿疾病。瘟疫流行之后，她的90%的业务是通过远程视频进行的，偶尔她也会让人们来医院就诊。2个月内，她每天最害怕的就是把病毒带回家。
“作为一线医护人员，我们最主要的担心是把感染带给家人，所以我有一整套的清洁程序。”
她每天进家门前要用消毒剂喷鞋子和裤子，进门后不和任何家人接触，直接走进浴室，换下所有的衣物，开始清洗。
“甚至我吃饭都是单独的，我用自己的碗筷。”她说，她家还有一个成员是医生，干脆都不回家，自己出去住。“我们几乎不见面，如果有什么事都在外面的院子里说，从来不进门。”
梁颖斯是香港人，2岁移民到美国。因为喜欢自己的家庭医生而选择了当医生。她说，因为父母给她丰富的中国文化和语言的教育，所以她热衷于服务中国社区。在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学院毕业后，她就一直给中国人看病。2018年，她决定加入万德比特高谭公立医院。
“一个是因为这是史坦顿岛的联邦资助的公立医院，你知道这里很多社区原来需要到外区去看病，我一直想回到我成长的地方，服务这里的居民。”她说，“另外很多中国人现在也搬到了史坦顿岛，所以我希望贡献给这些缺少服务的社区，让他们在这里也可以找到中国医生。”
在这次疫情中，她没有因为儿童患者少而掉以轻心，她一直在鼓励幼童的家长们给孩子打疫苗。
“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我鼓励二岁以下儿童的家长给他们打疫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想让一些可以防止的疾病，如麻疹、百日咳或者脑膜炎因为没打疫苗而爆发。所以，我现在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促进家长打疫苗。”她说。
梁颖斯的理想是，向她儿时的家庭医生学习，沿着前辈的脚印，做一个优秀的儿科医生。
简医生：经历“情绪的过山车”
作为内科医生，简国俊以前是为病人提供初级保健的人。大流行开始后，他进行了更多的电话看病。病人们不仅问自己的问题，还问家人的问题；不仅问医疗，还问饮食以及所有与病毒有关的事情。
在疫情开始时，他也接待重病人，给他们做测试，直到医院外的测试站普及为止。“做测试、打电户、做日常的覆配药物，还要做电话访问……那段时间是非常忙碌。”他说。
“（瘟疫）改变了我们看病人的方式，改变了同事们在工作的接触方式，改变了我们家人在一起的方式。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不仅要考虑病人，还要考虑到我们在诊所以外的互动。”
他和其他人一样，不论在哪里都带着口罩，这让他感到情绪上的不舒服。
“我们看病人的时候说话受到限制，戴口罩呼吸也不容易；和病人沟通、走到外面、到公众场所，整个一天都要戴口罩，甚至在家里，与你亲人在一起也要保持距离……”
他说，他们从一个只负责照顾病人的医生，到了一个要照顾自己、病人、同事、家人到整个社区的人，“这就像坐一个持续的情绪的过山车。”“这个疾病改变了 一切。”
简国俊来自中国大陆，在纽约上医学院，之后从实习医生做到住院医生，已经有15年以上的行医经验。他的志向是做一个预防保健的好医生。
“我喜欢与社区互动，保持社区健康，防止疾病传播，让病人从一开始就制止疾病的发展，因为那样治疗起来会困难得多，对于整个社区来说治病也昂贵得多。”
随着疫情的高峰下去，复工的日子也快到了，简医生也看到了希望。
“我想今后我会更加解脱，希望我能够再次接待我的病人，能够再次面对面地与他们交谈细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在手机上和他们说话。”他说。
责任编辑：杨亦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