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刘泽锋:重拾港人尊严 爱国非爱共

【大纪元2020年07月06日讯】(香港大纪元记者黄采文、梁珍采访报导)中共仓促强推“港版国安法”,垄断9月份立法会选举被视为主因之一。参与选举的民主派与本土派候选人,或将成为中共打压与报复对象。立法会初选候选人刘泽锋接受《珍言真语》专访时表示,希望进入议事殿堂,捍卫本土的文化与历史,重新拾回香港人的尊严。

身为本土派的他说,对抗中共这只庞大怪兽,未必有100%赢的信心,“但我们不是去看有没有把握赢,才去做那件事;是觉得做那件事是对的,要坚持这个信念,所以我们继续走下去。”

“港版国安法”出台,香港民众人人自危。参与9月份立法会选举的民主派与本土派人士,可能面临遭到DQ(取消资格),甚至被罗织违反国安法罪名的风险。参与初选的刘泽锋说,“坦白讲,其实每一个人,不管是否参选,普罗大众都会担心国安法实施之日,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更加影响民生问题,所以人们都会害怕。”

“我承认我自己是怕死的。但是,我更加怕的是香港人以后生不如死。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岗位上,尽量做。”

1996年出生的刘泽锋,16岁时经历“反国教运动”,港人高文明的自律举动,令他骄傲,开始感受香港人拥有思想自由与中共的极权统治,存在极大不同,于是本土意识与香港身份的认同逐渐萌芽。而这场运动成了他的政治启蒙。

2017年,刘泽锋当选树仁大学学生会会长。为帮助“鱼蛋革命”(2016年旺角警民冲突)抗争者,同年10月与学界朋友筹组学联抗争者支援基金,之后连任两届主席。

当时社会氛围弥漫着不理解、也不支持“勇武派”抗争者,刘泽锋向社会募款,感到极大的挫折,“很心灰意冷,但没有质疑自己做错,因为他们冒了很大的风险,承担的是香港史上最严重的政治罪名,我们作为同路人,是不应该去割席(划清界限),要更加去支持他们。”

直到去年反送中抗争,警暴泛滥,“勇武派”开始受到港人的支持与认同,这对刘泽锋而言是件最开心的事,也是鼓舞前行的动力,“终有一天,手足不会被扣上政治犯的罪名,得到真正的自由,流亡的手足可以回到香港这个家,这些事是推动我去尽力去做(的原因)。”

7月1日国安法出台,38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恶法,刘泽锋认为今年的游行赋予了一层新的意义,“这一年当中,我们的手足遭受很多迫害,坐牢、流亡、被自杀,当时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险。现在国安法实施之下,其实是将风险分摊了,每一个人走出来冒的风险都很大,代表着我们都愿意为牺牲了的手足,共同承担同一份高风险,愿意和他们一起去承担这一份苦难。”

他认为,国安法是将“国”和“党”混为一谈,“很多人之所以反中国,是反对这个掌管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身为本土派的他对中共无好感,“但我不需要太憎恨一个国家,我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精神专注于本地上。”

刘泽锋也尊重身边“爱中国”的理性香港人,“他们会将‘爱共产党’和‘爱中国’分开。他们爱中国是爱当地的风土人情,爱中国的文化历史等等。对共产党糟蹋中国这块土地感到痛心疾首,他们很希望中国有一天会得到民主自由,去实施普世价值。”

他说,本土派以重视本地的利益为依归。“在一共一国之下,就使得这些本土的文化、历史全部被忽略。所以,我们本土派很希望去捍卫这些东西。”

他认为香港短短200年的历史,却有很多历史事件值得被挖掘与省思。包括六四事件,让港人意识到中共的残暴本质,不再相信它,“当去到历史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站出来告诉中共,我们是不会相信它会有转变呢?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香港人去读、去想的。”

“我常常想:香港人会不会有一天可以当家做主?去选一个特首,而不是由中共去委任。香港人会不会自强不息?在经济产业上做到多元化,不需要再依赖中国这个单一的市场。是不是可以重新去拾起我们的尊严,不需要继续被一些高官、建制派,或者是一些大陆的人去说:香港人如果没有他们的资源、水源、米等,就不行呢……”

眼前的路似乎黑暗,但光明总在黑暗之后。“现在本土思潮开始茁壮成长,我希望能将本土派手足的声音和意志带入议会。”他希望参选成功后,翻转议员角色,抛下光环、荣誉感与高贵的形象,走出议事厅,“在这个乱世之中,议员要走到前线,和手足一起并肩作战。”

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无惧国安法高压 坚持参选立法会议员

刘泽锋:我是刘泽锋。曾经担任学联的抗争者支援基金主席。回顾之前,看到“鱼蛋革命”的义士惨遭泛民“割席”,我们一帮本土派看到一帮手足孤立无援,所以当时就和其他学联的同学们成立了学联抗争者的支援基金,希望手足不会因为义武抗暴被民主派边缘化,也是肯定他们当时的行为。所以我们一起成立这个基金陪伴手足共度经济难关。

现在本土思潮开始茁壮成长,我希望能将本土派的手足的声音和意志带入议会。

记者:“港版国安法”已通过了,无论是参选还是准备参选,都是一个高危的职业。怎么看?为什么要参选?不担心被DQ(取消资格)吗?

刘泽锋:国安法7月1日就实施。坦白讲,其实每一个人,不管是否参选,好多普罗大众都会担心国安法实施之日,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更加影响民生问题,所以人们都是会害怕的。但是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的抗暴运动,从6.09,6.12,7.21,8.31,10.01到中大保卫战,我们的手足都是在面对很高危的情况下,继续选择抗争。如果我们不继续选择对抗下去,是对不起一帮已经牺牲了的手足。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带出一个信息:对待已经牺牲了的手足,包括牺牲了前途、青春、自由的手足,不是用完即弃的。我们不是光会喊“齐上齐落”的口号,而是愿意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记者:“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文汇报》、《大公报》说,甚至讲“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唱“荣光归香港”都会违反国安法。与你同一年的学运领袖黄之锋、罗冠聪都退出“众志”,你是前学联成员,怎么看在这个情况下,本土派的前景。

刘泽锋:《文汇报》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唱“荣光”都是触犯了国安法。这个报导恰恰指出,在国安法的实施之下,就算你讲任何东西,喊任何口号,如“五大诉求,缺一不可”,都会随时触犯国安法。国安会采取一个滥捕、滥告的行为。

记者: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吗?

刘泽锋:老实讲,每一个人,包括我都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承认我自己是怕死的。但是,我更加怕的是香港人以后生不如死。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岗位上,尽量做。如果能成为代议士就最好,可以利用代议士,即立法会议员的影响力,影响力所附带的信任与民意基础,继续在香港本地和海外去支援我们的手足。就算不行,也可以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多做一些。最近的“斗黄”现象,我觉得香港应该跟自己“斗黄”,国安法实施以后,我们要跟自己“斗黄”,问问自己:我们能否再继续多做一些,冒多一些风险,令香港早日得到光复。

记者:你96年出生,政治启蒙何时?何时开始对这个政权进行反思?

刘泽锋:我自己的政治启蒙是(始于)2012年的“反国教”,在“反国教”之前,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其实是既不反感也没好感的。但在“反国教”期间,发现原来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是有一些排他的,有一个抵触,因为我们见到,中(共)国那套思想是不同的,他们是走集体主义,没有思想自由,总之你是中国人你就一定要爱国,那就不会和你讲太多人权自由,总之你就是要爱国,就要去为这个国家奉献自己的所有,你是没有其它选择可言的。

但在“反国教”之中,我们认识到,其实爱国是一个自己发自内心的情感,如果我们去认识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但我们又做不到爱国的话,都应该给人留一个空间,有不爱国的自由的。那么,除此之外,在“反国教”期间见到,香港人有着国际级的文明素质,见到许多人,虽然大家素未谋面,但都很愿意去奉献自己,有的人捐钱,有的人捐水,有些学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就帮忙去派派传单,去安慰自己身边的不认识的香港人,或者帮忙去开开路,有人晕倒,都愿意(去帮忙),好像“分红海”,分开人群,让救护车进去,让那位市民可以尽快送到医院(救治),见到其一是,香港人的自律性和团结,令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提高了许多,也意识到中国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这件事成为自己的政治启蒙之余,也是种植了本土的种子。

爱国非爱共 且应属个人自由意志而非被强制

记者:觉得爱国和爱共产党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

刘泽锋:我也认识一些爱中国的香港人,我认为爱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我自己喜欢认同自己是香港人多一些,但与此同时我也不会禁止其他人去爱中国,这种爱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除此之外,我对爱共产党这件事,有些我认识的爱中国的人,其实他们会将爱共产党和爱中国分开的,他们爱中国是爱当地的风土人情,爱中国的文化历史等等,一些比较理智的爱中国的香港人,他们会将党和国分开,他们对共产党糟蹋中国这块土地感到痛心疾首,他们很希望中国有一天会得到民主自由,他们将一些普世价值去实施,我们会尊重他们的。

传承本土文化和历史 认清中共本质

记者:《国安法》是不是将党和国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呢?

刘泽锋:我认同《国安法》是将国和党混为一谈。事实上,现在很多人会所谓反中国,其实是反对这个掌管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其二,我自己作为本土派,我对于中(共)国是没什么好感的,但我觉得我支持本土主义,我不需要太憎恨一个国家的,我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精神专注于本地上。

我常常会想:我们香港人会不会有一天可以当家做主?由我们香港人去选一个特首出来,而不是由中共去委任,我们香港人会不会自强不息?我们在一个经济产业上做到多元化,不需要再依赖中国这个单一的市场,我们经济产业面对的市场是一个更加广大的国际市场,我们香港人是不是可以重新去拾起我们的尊严,我们不需要继续被一些高官、建制派,或者是一些大陆的人去说我们香港人如果没有他们的资源、水源、米等,就不行呢?我希望是,我们本土派可以继续将我们的焦点、精神放在本地,我们继续将这股思潮发扬光大,继续告诉香港人,要学习独立自主,要捍卫香港人的尊严。

记者:作为本土派的一员,这次52个参加初选的候选人中,不少是你们年轻的学生,或者是本土派的支持者。你觉得本土派和传统民主派之间有什么不同?在这一场运动中,你们抗争的作用在哪里?

刘泽锋:关于这次很多本土派参选,我都很乐见这个情况。好像梁天琦(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社会运动者,“本土民主前线”的前发言人)所说,他希望之后出现更多代议士是本土派的。怎么看泛民和本土派之间的分别?我觉得本土派是会以重视本地的利益为依归。对于泛民来说,他们可能觉得中国和香港的价值,或者制度之间是有一个兼容性的。但是我们本土派意识到,原来当靠近中共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保护本地的文化,包括我们香港人的历史,我们的文化特别是语言。

讲到历史,现在在这个教育系统之下,主要是叫学生要去认识中国的历史,培养他们的爱国精神或感情。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这使香港的学童忽略了我们香港的历史。虽然香港的历史不长,只有200年,但我觉得,很多历史事件是值得去挖掘出来,给学生去反思,比如对于不同的事件,香港人是怎么看的,当中其实是包括“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对我们香港人来说,是意识得到中共的残暴本质,我们不能再相信它。当去到历史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站出来告诉中共,我们是不会相信它会有转变呢?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香港人去读,去想的。但是在一共一国之下,就使得这些本土的文化、历史全部被忽略。所以,我们本土派很希望去捍卫这些东西。

记者:主权移交23年了,你觉得现在香港是什么状况?而你们抗争的路应该怎么去走呢?

刘泽锋:关于7.1大游行这个传统,是来自于03年的。2020年之前的7.1,大家参与,除了是一个传统之外,更加见到,原来我们在03年的时候,可以使得这政府让步,所以大家就觉得,每一年去参加这个传统的游行,可以和政府有商量,是一个商讨的空间。但是这十几年的7.1游行,我们是见到,其实政府真当它是一个传统,已经不再重视当中市民的诉求,包括政治诉求和民生诉求。

为什么本土派会觉得7.1、“六四”等是例行而已,就是我们意识到,以前是有一个商讨的空间,但现在已经是没有了,这些行动已经无用,雨革(雨伞运动)之后,本土派很喜欢提“无用论”:做这样东西没用,做那样东西也没用。但到了2020年的7.1,其实已经赋予了一层新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无用,但是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的手足已经是遭受了很多迫害,有的人坐牢,有的人流亡,有的人被自杀,当时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险。现在《国安法》的实施之下,其实是将风险分摊了,每一个人走出来冒的风险都很大,今年7.1走出来的意义是代表着我们,都愿意为这帮牺牲了的手足,去共同承担同一份的高风险,我们愿意和他们一起去承担这一份的苦难。

成立基金会帮助手足 回报虽差但未质疑自己做错

记者:你在“学联”期间成立基金会去帮助这帮手足,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故事?遇到什么波折和受到什么打压?

刘泽锋:当时我和学联的同学们去成立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大家都和身边的朋友宣传,结果是,好一些的就是冷漠;不好的,他们会反问,为何要去帮那帮“暴徒”?

当时很多人没经历(过),警暴的情况没那么广泛,很多人对于警察会有些同情的空间,会觉得“其实警察都是打工的,为什么要打警察?”、“为什么要去投掷砖头?”事实上我经历过,我看到帮过的手足,他们自己亲身,或他们的亲朋好友2014年都经历过警暴,所以我们对这些行为是很同情的,但当我去这个基金的时候,遇上很多的对于抗争支援的不热情,或者对义士的不了解,那时候所面对的是一个低谷,那时,学联拿出100万来帮,但是支出很多,收入很少,当时一段时间都很心灰意冷,但都没有质疑自己做错,因为他们冒上了很大的风险,他们承担的是香港史上最严重的政治罪名,我们作为同路人,是不应该去割席(划清界限),而更加要去支持他们。除此之外,社会代表人士,去找他们帮忙做事也很困难,当中有成员都和我们透露,自己很多朋友都是泛民主派的,当提及他们去帮助“鱼蛋革命”(2016年旺角警民冲突)的义士的时候,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批评,和不被理解。一度,一个基金都很难去做的。

好些的情况就是,“反送中运动”的爆发,当很多人遭受了警暴之后,也都明白到我们要“和勇”不分的时候,才能争取到更多的一些抗争的空间,大家就会由当时的不了解、批评、割席(划清界限)到同情,再到现在的认同、支持,所以都是开心的一件事。

记者:鼓励你不断向前走的动力是什么?

刘泽锋:其实是保持抗争支援,我看到很多手足,(一般人)对于前线的印象是很高大,很威猛,学了很多搏击、武术的技能,很勇武的,打到警察逃跑的。但事实上,我认识的前线是不同的,很多前线只不过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20多岁甚至是14、15岁,16、17岁,很瘦小、个头很小的小朋友,甚至有些连声音还没有变,当我见到他们在前线被黑警打到头破血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作为(他们的)“命运共同体”,作为民族的一分子,我不可以放下这一帮手足,他们牺牲了,我们继续去扶着他们,一起去前行,同时我们也都要继续,尽快光复香港,令这帮手足终有一天,不会被扣上一个政治犯的罪名,同时希望一帮手足,包括一帮流亡的手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帮流亡的手足可以回到香港这个家,这些事是推动我去尽力去做(的原因)。

记者:上一代的香港人为逃避共产党而来到香港,从雨伞运动到了去年,更多的一批年轻人走出来。觉得现在新香港人的精神是什么?你们这一代人,对和中共极权(打)的这场仗,是否有信心去赢呢?

刘泽锋:其实作为一个本土派的人来说,大家都见到中共是一只很庞大的怪兽,说老实话,我们未必有100%的信心会赢的,但作为本土派大家的想法就是,不是去看有没有把握赢才去做那件事,我们觉得做那件事是对的,我们要坚持这个信念,所以我们继续走下去。

放弃高贵乌纱帽光环 到前线保卫香港

记者:如果你参选成功的话,将会给议会带来什么变化?

刘泽锋:我觉得是分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体制内的东西呢,靠联邦(学生联会)怎样去参选,因为,以往大家对于立法会议员的印象是,很高贵的,做了立法会议员是一个家庭、家族的光荣,很有面子的,衣着打扮光鲜亮丽,好像做了官似的。但事实上,我这个年轻人走出来,就是想消除这些印象,在这个乱世之中,其实,议员是要走到前线,不可以只留在议事厅里,要放下我们的所谓光环,那个荣誉感、那个面子,走到前面,那个高贵的形象,我们要走到前线,和那帮手足一起并肩作战。我们随时遭受的待遇是,给那些黑警打,本来黑警应该被我们监察的,在这个乱世,我们要去放下自己的尊严,我们被黑警拿警棍打,被胡椒喷雾喷,或者我们会被拘捕,由一个尊贵议员沦为阶下囚,这些事想告诉那帮泛民议员,我们所要面对的是继续,去转化一个议员的身段,和一帮手足并肩作战,议员不是一件前路很顺畅的事,像岑子杰所讲的,我们是在拿一个苦杯去喝的。

责任编辑:连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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