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闫丽梦:揭中共掩盖病毒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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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8月11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杨杰凯采访报导/秋生编译)“我意识到我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向世界讲出这个真相的人,但是我真的不能在香港讲。只要我一站出来,我就会被失踪,那么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闫丽梦说。

超过2000万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全球经济正在面临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统计数字表明超过74万人死亡。可是,这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吗?

闫丽梦博士说,2019年12月,她在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导师,让她去调查中国武汉出现的神秘病毒,那么她发现了什么?讲出真相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栏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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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闫丽梦博士,欢迎你来到《美国思想领袖》栏目!

闫丽梦:谢谢你!谢谢你的邀请。

杨杰凯:今天能和你交谈,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不久前你离开了香港,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故事。我们知道其中有些内容,已经上了电视等等,传遍了美国。我们今天想更加深入地谈一谈。

闫丽梦:没问题。

杨杰凯:在我们开始以前,我想要听一听你对最近刚刚通过的香港国安法的看法,我相信你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闫丽梦:当然啦,其实是肯定的,因为我在中国居住了几乎三十年,我知道国安法其实就是把他们已经在中国大陆做的那一套,搬到香港以及其它与中共文化有关的国家。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在中国大陆已经干过的那些事情,就是可以在香港干的。

杨杰凯:关于这个《国安法》,因为你在香港的大学、香港的实验室工作,那么它会改变你曾经可以做的事情吗?

闫丽梦:其实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你可以议论事情,可以核实事情,有你自己的观点,但是自从中共把香港从英国收回到大陆以后,20年里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因此香港的自由减少了,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年里,爆发了香港抗议运动。

就我所知,如果你试图质疑政府,试图质疑香港政府和中共的做法非常不公平、非正义,你就会受到惩罚,甚至于被失踪,这已经在一些香港抗议者身上发生了。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家庭会受到威胁,没有人敢说你存在过。现在更糟,因为他们在利用《国安法》,向世界表明他们有多么强大。我敢肯定,即使是你,如果你乘坐国泰航空,你就会被带到某个地方,接受中共的审问,因为你正在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

杨杰凯:《国安法》中有一条说,即使人不在香港,而且不一定非得是中国人,也适用于这条非常模糊的法律。

闫丽梦:是的,正是这样。基本上讲,只要你说了什么不能通过他们审查的话,你就有麻烦了。

杨杰凯:是啊,当然啦,我们在以前的很多访谈中都提到过。请跟我简单说说你的职业,以及你从前的工作。我想给我们的观众一个机会,了解你的背景。你说你住在中国大陆30年了,那里当然与在香港工作非常不同,但是请你简单说说你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你离开香港的时候,是什么职位?

闫丽梦:我离开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时候,是一名博士后研究员。我在中国已完成了医学学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MD)。后来去了位于广州的一所大学,攻读眼科博士学位,本来可以在中国成为一名眼科外科医师,但是我想继续从事研究,所以转到了香港,更换专业进入了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病毒学、免疫学和疫苗开发。我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参考实验室工作了5年,独立承担通用流感疫苗研究项目。后来,在COVID-19疫情爆发以后,除了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进行秘密调查以外,我还做一些与临床研究有关的其它研究和COVID-19的染色体图研究。

杨杰凯:很有趣。你最初主要是研究流感,对吗?

闫丽梦:是的,因为我的实验室是世界卫生组织流感H5参考实验室,我们同时也是中国政府的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还对全世界范围的人兽共患病病毒,比如萨斯,进行监控。在当时,我的实验室是做这方面研究的顶级实验室,现在仍然是世界顶级冠状病毒实验室。顶级病毒学家如裴伟士(Malik Peiris)教授、管轶教授、潘烈文教授和袁国勇博士,也在香港大学工作。这个团队从2003年起开始研究冠状病毒;后来转向研究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作为第二类冠状病毒,它可以给人造成某种不良反应,影响我们全人类的健康;再后来我们转向研究COVID-19。

从COVID-19疫情爆发开始,我们需要做这方面的研究。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参考实验室,我们需要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全世界,提交全球卫生监控报告。因此在一开始潘烈文教授,让我以世界卫生组织参考实验室代表的身份,通过我在中国大陆的关系网,进行秘密调查,因为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非常不足。

杨杰凯:你的意思是说——我想确定一下我们没有遗漏信息——你的老板让你进行一项调查,不公开地,如你所说,秘密地。为什么这种调查不能公开进行?

闫丽梦:因为他知道他无法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官方资讯,中共不想让他知道,而他又必须写汇报,至少要向香港政府汇报。另外,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他想要了解更多情况,因此他让我秘密调查,以免招惹麻烦,我们不能公开地做。

杨杰凯:有趣。请跟我说说调查怎么进行的,也许说一说时间线。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了这个未知的病毒?又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它具有致命性,而且可以人传人?请跟我讲一讲。

闫丽梦:说来话长,但是长话短说,去年12月31日我接受了这个任务,第一次知道这个病毒的时间,是在与中国大陆的专业人员进行接触、谈话以后,我得到了第一手资料:当时武汉已经有了40个确诊病例,不是他们说的27个。此外,当时在武汉他们已经有了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不是他们所说的在一月中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现象,因为有全家集体感染。这个判断是基于公共卫生知识,你可以很快做出判断。

但是中国政府不想让人们议论它,或者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全部消息都被中国最高层政府控制着,由他们作出声明。所有讨论都必须依照他们的声明,无论你是医生还是教授。此外他们还想让人们相信,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尽管我们看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去过那里的记录。可是如果没有去过那里的记录,你就得不到诊断。

杨杰凯:你说的是你在与社交圈的不同人士交谈过程中的发现,与官方党的路线不相符。

闫丽梦:是的。我马上向潘烈文教授做了汇报,他让我保密。后来他也接触到一位专业人士,得到了更多的消息,然后告诉我,“现在你不用做了”。那是在1月3日,他说,“我可以直接跟他们接触,我得保护他们”。“保护”的意思是他们知道,按照中共的《国安法》这是违法的。1月16日我再次承担了这项任务,工作了几乎两个星期。其实潘烈文教授有他自己的方式了解在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被要求靠边站,因此我就想自己获取信息。

也是在那个时候,李文亮医生受到了处罚,因此那些医生对这些事儿都不得不闭嘴,再没有信息透漏出来,再也没有。我认为,在我做第二次调查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可能已经参与其中了。

杨杰凯:你刚才告诉我的事情内容很多,我们看看我理解得对不对。你的老板什么时候告诉你停止调查?

闫丽梦:1月3日,后来在1月16日他又在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想让我做更多的调查,并且要小心,否则我会被失踪。

杨杰凯:这是他说的吗?

闫丽梦:是,正是他说的,“不要越过红线”。

杨杰凯:那个红线是什么?

闫丽梦:正如我在接受“作战室:全球瘟疫”(War Room: Pandemic)的采访中所说,实际上,红线就在你的脑子里,你被中共政府训练过,所以你知道他们不喜欢什么,这就是“不要越过红线”的意思。因此如果你看不到红线,你就得自己做判断。意思就是,一旦你不小心越过了红线,那你就得冒风险,因此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远离它。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面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的原因。

杨杰凯:你是说他告诉你去调查,但是不要太认真吗?

闫丽梦:不是,我来解释一下。对于在中共统治下的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懂得这是他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顾问,想让我做的调查,但是调查的时候要小心,因为那里有很多看不见的线,我得自己判断中国政府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我听到有人说“啊,我们的政府不让我们议论这些”,那我就应该停下来,回去告诉他“是,这儿有一条线,那儿还有一条线”,他就会根据这些条线,在有限的范围内,提出他的说法。

杨杰凯:有意思!这是做研究的一种非常复杂的方法。

闫丽梦:你需要像我一样,在中国大陆接受至少30年的训练,才能理解这种文化。

杨杰凯:你是在什么时候确信,发生了病毒人传人?

闫丽梦:我说过,是在一月初。从12月31日起,我知道武汉当局已经知道了病毒人传人,并且政府试图把样本送到北京做进一步的检测。根本上讲,那意味着他们可以推迟发布检测结果。在那以后你仍不能发布结果。你得告诉政府最高层,让他们发表声明。因此我相信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非常清楚已经有了人传人。

做出这样的判断不是难事儿。如果你看发病史,看人们的旅行史,看他们怎么与患者接触因此被感染,这些都是你与患者交谈,就可以得到的非常基本的事实。作为公共卫生专家,他们很容易根据事实判断,这是或者不是人传人现象。

杨杰凯:他们为什么说不是人传人?你怎么看?

闫丽梦:我认为他们有几千条理由去解释,就像现在他们正在做的那样。至于我,我不能去解释他们的动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看到的事情。不仅如此,他们其实还掩盖了很多事情,掩盖的比这还要多,因此说这只是他们撒谎的开始。如果你一直待在共产中国,你就会明白,有时即使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告诉你真相。我不能去解释其动机,因为我不喜欢撒谎,但是他们会撒谎。这的确是关于动机的问题,必须去问中共当局。他们会回答得非常好,因为他们是专家。

杨杰凯:你为什么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上是跟随中共当局的立场,而不是做自己的研究?或者它自己在做研究吗?

闫丽梦:你是问他们是不是自己做研究吗?

杨杰凯:是的。

闫丽梦:我听说世界卫生组织,内部消息,我确信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些顾问,比如说裴伟士,他去过武汉,这没有被公开报导。我也知道中国政府不想告诉人们,武汉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比如,即使有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前往武汉,他们也找不到机会去那里的实验室,而那里可能是病毒的发源地。我是说,不能问任何问题。他们也不允许从华南海鲜市场获取样本。这些由中共政府组织当地专家来做。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只能根据这些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但是为什么他们只能依赖中共政府给他们提供的证据?这也是人们应该问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世界卫生组织在COVID-19全球疫情期间说了谎,与中共政府合作,后来又提供误导性的信息。他们说这不是全球瘟疫,没有必要用旅行禁令封闭中国,没有必要戴口罩,没有必要使用羟氯喹等等。

世界卫生组织在这场危机中所造成的祸害,比我想的要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中共政府?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只有他们自己能回答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杨杰凯:非常非常有趣。请你说说你对羟氯喹的看法。

闫丽梦:首先,这不是灵丹妙药,世界上没有灵丹妙药。但是基于现实,我们得想一想要不要用这个药。实际上,作为医生,如果你想建议你的患者使用什么,那么你得考虑它是否安全,以及你是否还有其它选择。如果有一些副作用,那么就比较一下疗效,看哪一个更好。

实际上羟氯喹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了,六十多年了,起初是作为抗疟疾药,用于防疫和治疗。长期的研究已经表明,长期使用是安全的,甚至包括对孕妇和儿童。当然,患者需要每半年做一次视网膜检查,但是与很多其它药相比,这个检查不算什么。

此外,羟氯喹还可以作为抗萨斯药。我记得甚至福西博士(Dr. Fauci),早在2005年就对它做了一些研究。另一件事,如果你关注萨斯冠状病毒2(SARS-CoV-2,武汉病毒)和萨斯——根本上讲,萨斯冠状病毒2是萨斯的增强版——它们针对人的核心机制,是细胞素(cytokine)风暴。我得说一下这是裴伟士教授首次发现的。

这意味着你的身体会出现免疫反应过度,你的免疫系统会被打乱,开始把好的当作坏的进攻,但是这个药可以克服它。所以说这个药被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已经很久了。基于这三个我已经证实核查过的事实,我觉得眼下面对这个萨斯冠状病毒2这种高变异病毒,(而)我们没有一个有效的疫苗——研究疫苗要花时间——对这种高传染性病毒人们需要一个好的防疫措施,那么这种药可以被用来帮助人们预防和治疗。

当然了,我们期待着一个通用疫苗,有效的疫苗,或者一种更好的药物治疗它。但是目前你比较一下医生的临床数据,你会看到这些数据支持羟氯喹,其疗效比羟氯喹以外的药物要好得多。你可以亲自去看效果。

杨杰凯:我想谈一谈来自中国的统计数字,听一下你的意见,因为你知道美国有很多媒体也在报导COVID-19病毒——或我们称之为中共病毒,我们知道《大纪元时报》和一些媒体这样称呼——他们都采用中共官方统计数字,当它成事实。那么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并不是一个大问题,而美国在死亡和确诊数字上都遥遥领先等等,对此你有什么意见?

闫丽梦:你是说中国的死亡数字和确诊数字吗?

杨杰凯:是的。

闫丽梦:我能告诉你的是,也许中国政府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和死亡,因为我听说并且有来自中国的消息确认,说在COVID-19疫情期间,有很多很多种诊断方法。正如我提到过的那样,他们可以推迟诊断,还可以干脆拒绝为你提供足够的试剂盒做最后的诊断。

我想也许美国人不太了解,在美国等其它国家你使用的诊断方法准确率,至少达到90%~95%,但是在中国大陆,尽管我所在实验室首次并且多次开发出快速诊断的方法,供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给很多国家,但是中国大陆都不使用。他们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诊断方法,他们的很多版本准确率,只能达到20%~30%。

但是30%的准确率,并不意味着3次检测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结果。不是,它意味着你至少要做9次或者11次检测,然后你才能得到真实的结果。但是记住,在中国大陆做2次就可以确定结果。那么你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病例被忽略了。还有一件事能够让你看得更明白,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我们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甚至没有死人。

杨杰凯: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你看来,这种漏报是不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故意行为?这是一个推测,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数据作出的判断:他们严重地漏报。我想听听你的观点。

闫丽梦:根据诊断实例我可以知道的是,真实的死亡率,一定要比他们报告的高很多,因为根据我们所做的研究,甚至于流感研究,中国政府使用另一种方式确定死亡病例。

这不同于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如果你感染了,去了医院,不知怎么的由于并发症或者其它由于感染引发的问题你去世了,那么你也会被计入COVID-19的死亡病例当中。如今在中国,就我所知,他们甚至会让患者使用呼吸机并且采用其它维持生命的方法,直到使用口腔拭子测试(oral swab test),使用同样的样本,两次结果为阴性,然后他们会撤下呼吸机说:“啊,他死了,但不是死于COVID-19病毒”。

杨杰凯:中国的医生们知道冠状病毒疫情被掩盖以及漏报的事情吗?

闫丽梦:不只是医生们,甚至普通人都知道,尤其是在疫情开始的时候。他们知道,而且很害怕,尤其是在我通过媒体、YouTube揭露真相之前。随后我们的政府不得不改口,承认存在人传人以及武汉以外存在更多的病例。在那之前,我们的政府把那些没有检测结果的患者放在医院的普通病房。在那里医生、患者、患者家属都不穿防护服,他们都处于恐惧中,中国政府也不允许他们议论疫情。

后来,又有了其它措施,比如你不能未经审查就发表论文,不能做某种治疗,你得按照某种指南去做,比如按照他们推荐的某种中医方法。这些都是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们也不是不想说实话。有一些医生和专业人士真的很想说实话,但是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状况,比如像香港的《国安法》,因为有这种压力,他们没有办法说实话。如果他们说了,他们就将面临生活中的巨大损失。你不能期待人人都去做这样的事。那需要很大的勇气。他们知道真实情况,你可能意识不到有这么多人知道,但是他们不能公开讲。

杨杰凯:既然知道有风险,你为什么决定公开讲?

闫丽梦:因为我两次被派去进行调查,一月中旬我在做第二次调查的时候,我意识到实际情况比我想像的还糟,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共政府,都不采取行动解决问题。于是在1月17日,当我看到了这些事情,我决定用我自己的方式把它讲出来。

我必须得找到一种方式告诉全世界,至少得让我们的政府明白,来自外界的压力巨大,你必须得做事,而不能阻止海外专家参与调查,你应该让专家们去武汉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当时是中国黄历新年,数百万人途经武汉这座位于华中的大城市,这将很快导致疫情爆发。但是我知道我不能依靠我的导师或者政府,于是我想到我只能通过我信任的路德先生(Mr. Lu De.)的媒体发声。

当时我知道我的生命将受到威胁,就像香港的抗议者,或者像中国大陆其他试图讲真相的人那样,我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失踪,留不下任何痕迹。可是如果将来瘟疫爆发、百姓遭殃,原因在于政府掩盖,而我没有说真话,我将无法面对,我不能原谅自己。我也意识到如果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说真话,那就意味着我会永远失去说真话的能力,因此我决定把消息传给路德先生。至少在我被消失之前,我能让其他人把消息传出去。

杨杰凯:不可思议,你非常勇敢。请简单描述一下后来发生了什么?你是怎样最终来到美国的?

闫丽梦:今年1月19日,就在路德的节目播出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我们的政府立刻作出了反应,因为他们知道有人泄露了真实信息。4个小时后确诊病例从60例上升到198例,翻了3倍。第二天他们确认武汉以外的广州和上海也出现了病例,再后来,他们承认了存在人传人。习近平主席也发表了声明,那是2020年的第一个声明,把萨斯冠状病毒2,升级为一种类似于萨斯的传染性疾病。三天后,武汉封城。

再后来,有更多的谎言传出,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控制疫情,因此我非常气愤,也对我的政府很失望。我一直在做调查,因此比别人知道得多。我当时就意识到了(中共在撒谎)。

我一直与路德先生保持合作,通过他的平台把我(知道)的消息告诉给人们,比如,医院里发生的事情,政府如何对COVID-19病毒研究进行审查。我知道政府一定会追踪路德先生,以便找到他的信息来源。于是在四月中旬,路德先生告诉我说,我有危险。同时我也知道英语国家与汉语国家完全隔离。我们的信息可以用汉语有效地传给我们的观众,但是在海外,面对这场全球疫情,人们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政府的虚假信息误导,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意识到,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向全世界说出真相的人,但是我真的不能在香港讲。我只要一站出来,就会被失踪,那你就什么也不知道。因此,在当时,路德先生和那个帮助人们逃离中国政府迫害的机构合作,帮助我逃离香港。我就逃了出来。

我离开后几个小时,香港警察就知道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教授组织校友、学生以及行政人员搜索我,收集我的全部信息。我的朋友圈里的一些人和香港政府或者警察合作。他们告诉我所有的朋友,甚至在中国的中学朋友,说我没有隐私权,他们必须告诉警察他们知道的关于我的全部细节,尤其是与COVID-19病毒有关的细节,说是因为我卷入了一桩刑事案件,说如果隐藏了与我有关的任何事情他们就要负责任。

至于我的父母,就在同一天,我还在逃亡途中,香港政府就通知了北京的国安部。他们随即派人去了我的家乡青岛,到我家威胁我的家人。我得说我父母都是被洗脑过的。他们很顺从地与他们合作。他们认为我是撒谎,我做了伤害我可爱的家乡的事情。

从五月中旬开始,甚至于在我公开露面之前,中国政府就开始散布谣言攻击我。他们盗用我的个人信息在Facebook上开设虚假账号,在推特上利用网军传播谣言,包括在红迪网、油管等等上面,诋毁我的名誉。

他们企图把我描写成一个可怜虫,无所事事,能力差,想在美国挣钱、拿绿卡。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署名第一共同作者,他们却说我在香港就是一个(在实验室里用仓鼠做研究中)“养老鼠的”(hamster keeper)。他们竭力破坏我的名声,阻止我,不让我说话。不幸的是我丈夫,我们已经结婚七年多了,与他们合作。

杨杰凯:这一切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你被嘲笑成“养老鼠的”的也让人难过。我们知道你可绝对不是一个“养老鼠的”的。(注:闫丽梦5月14日参与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的论文,核心就是通过研究证实了金仓鼠之间存在中共病毒的气溶胶传播,这是该病毒在人传人领域的重大突破之一。)我知道我们刚刚收到消息,我们必须立即结束,但是结束前你还有话要说吗?

闫丽梦:我认为人人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人人都在其中,无论你健康与否,你的经济条件如何,生活状况如何。我们应该面对这场瘟疫的始作俑者,我是说中共政府,追究他们的责任。

杨杰凯:非常感谢你!谢谢你接受采访!祝你好运!

(本采访经过了编辑以求清晰简洁)

责任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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