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10月02日讯】（大纪元专栏作家Paul Adams撰文／曲志卓编译）如果没有真相，所谓的违法行为是否真的违法？
在他1963年从伯明翰监狱寄出的富有感染力的信件中，马丁‧路德‧金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是在回应那些反对种族隔离但拒绝“公民抗命”的神职人员，因为他们认为“公民抗命”是违法的。（注：“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是指公民采取行动，违抗不合理的法律，并付出惩罚代价，以唤起其他公民和舆论的关注和压力。）
他的核心观点是，法律可能是公正或不公正的。我们有责任遵守公正的法律，并反对甚至违抗不公正的法律。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两种法律类型的存在，并学会如何区分它们。
马丁‧路德‧金提到了希特勒的纳粹暴政和1956年匈牙利反对共产主义暴政的革命。他写道，“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而匈牙利自由战士在匈牙利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在希特勒的德国帮助和安慰一个犹太人是‘非法的’。即便如此，我相信，如果我当时住在德国，我也会帮助和安慰我的犹太兄弟。如果今天我生活在一个压制基督教信仰所珍视的某些原则的共产主义国家，我会公开主张不遵守该国的反宗教法律。”
马丁‧路德‧金提用圣经的记载，早期基督徒的殉难，和波士顿茶党为例，解释为什么要拒绝服从不公正法律。
真相与违法
与美国的国父和《独立宣言》一样，马丁‧路德‧金并不寻求废除法治，而是呼吁法治。他同意托马斯‧杰斐逊的看法：法律不仅仅是主权国家所宣称的东西。他和国父们一样认为，如果这样界定法律，那么那些想将法律简化为自己意志和权力的暴君就没有了约束限制。
那么，正义法和非正义法有什么区别呢？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马丁‧路德‧金和《独立宣言》都借鉴了一种古典传统，即认为法律植根于客观现实，以现状为本。这是一个至少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古老的传统。他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说，“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他还引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话说，“不公正的法律是不植根于永恒法律和自然法的人类法律。”
同样，《独立宣言》呼吁“自然和自然之神的律法”。它基于不言自明的真理，并肯定了造物主赋予而不是国家或主权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没有真相 就没有违法
对于一些现代人来说，这种对真理或现实的追求似乎本质上是不宽容的，因为你的真理不一定是我的真理。我们看到一种激进的相对主义弥漫在法律、教育和媒体中。事实证明，这种相对主义绝不是宽容的。
相对主义者认为，我有权宣布我的信仰，无论这种信仰多么荒谬、不合逻辑，或者与人性背道而驰，而你仅仅接受和容忍这一点是不够的，你现在必须以共产党中央委员式的热情去支持它，为亲爱的领袖的发言鼓掌。
相对主义是暴君的意识形态。对斯大林和希特勒来说，历史站在他们一边，胜利是必然的，任何质疑他们真理的人客观上是国家的敌人。“真理”本身就是统治者意志和权力的。如果他们的政策和法令的结果不是他们所承诺的，那并不是因为它们与现实和客观条件相矛盾，那是因为党内外的敌人的密谋破坏。
在美国，我们看到这种不受约束的现实观在蔓延。它不体现于斯大林或希特勒的纯粹的极权主义，而是体现于越来越多的对现实的否认。它拒绝民主进程，拒绝争论或辩论，它审查或压制言论，甚至审查媒体和校园上的普通信息。那些勇敢地为真理和反对不公正大声疾呼的人比红卫兵或褐衫队更有可能在推特上面对充满仇恨的暴徒。（注：褐衫队指纳粹党员。）
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经常用华丽的修辞大肆鼓吹他最激进的司法激进主义，声称人们有权利编造现实。这些华丽的修辞表明肯尼迪无视《宪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民主政治和立法进程。
在1992年的凯西堕胎（the Casey abortion）判决中，肯尼迪有句名言：“自由的核心是有权定义自己的存在、意义、宇宙和人类生命之谜。”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的埃德‧惠兰（Ed Whelan）将此话解释为：“我们法官有无限的权力决定在哪些问题上你们这些家伙没有法律保障。”
肯尼迪的判决在实践中开启了数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合法杀害脆弱和无辜者、否认现实的行为。
变性身份的意识形态是拒绝真相的一个极端案例，但是在左翼看来，接受这个意识形态是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要求。这种准宗教伪科学所推动的荒谬和不自洽的说法，以及信徒的灾难性的热情（你必须接受我的自我诊断，否则你就是在逼我死，而那是种族灭绝罪）表明这种做法已经接近于极端分子的邪教了。
虽然美国和英国少女对此抱有狂热，但是被认定为跨性别的人数很少。然而，左翼政党、专业团体、媒体、教育、图书馆和官僚主义国家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迅速接受是非同寻常的，尽管它对年轻人、他们的身体和家庭关系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不靠谎言生活
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接受相对主义，将“真理”简化为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力，同时试图把自己的真理强加于人。他们显然是专制的（如果不是极权主义的话）。但是，我们看到西方精英在意识形态和运动中推动着同样的倾向。他们否认客观真理，试图压制言论自由、公开辩论和民主决策。
激进相对主义的暴政是其悖论之一。它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同时坚持自己的真理。
我们是否必须屈服于这种欺凌行为？说真话会激怒推特上的暴徒。我们会被取消、被解雇、被我们选择的学校或工作拒绝，失去演讲的机会，或者找不到工作。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纳粹、共产主义者或伊斯兰国圣战恐怖分子的迫害中幸存者的见证提供了答案。无论幸存者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是奴隶制或宗教迫害的受害者，他们始终坚持诉说和倾听真相的极重要性。集中营警卫及其大屠杀受害者的观点不同，共产主义东欧的基督徒和迫害他们的国家镇压代理人的观点也不同。
这并不意味着真实的事件只能有一种叙述，或者原告必须永远被相信。恋童癖卡尔‧比奇（Carl Beech）破坏了许多人的名誉。他的虚假指控导致英国警方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历史性虐待调查（2014—2016年）。这应该让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当时流行的口头禅“相信所有受害者”，思考一下是否应该放弃正当程序和无罪假设。
2019年，比奇因多项妨碍司法公正罪和欺诈罪被判处18年监禁。他对知名人士的虚假指控（有些已经不在世了）导致调查存在灾难性的缺陷，给那些被指控的人及其家属造成了巨大损害，同时妨碍了真正的虐待受害者站出来。
真相很重要
虚假指控可以歪曲或否认正义，并且导致对真正的受害者的忽视，比如几十年来在英国罗瑟汉姆（Rotherham）发生的臭名昭著的情况——当局没有针对性贩运和有组织的儿童性虐待的报告采取行动。受害者害怕说真话就会遭到报复。据估计，罗瑟汉姆有1,400名受害者，他们中很多人的证词都没有被采信。这些都会导致司法不公。
关键是，正义取决于承认真相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超越国家、政党或领导人所说的范围），确定真相，然后叙说真相（或者至少不说谎），即使讲真话的成本很高，你可能会失去工作，或者在网络凌霸时代，会给家人带来风险。
这是那些见证过俄罗斯古拉格或纳粹集中营等恐怖事件的人的首要任务。它也应该是我们的责任。没有真相就不存在违法，因此也就没有正义。
作者简介：
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是夏威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awai‘i）社会工作荣誉教授，也是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教授和学术事务副院长。他是《社会正义不是你想像的那样》（Social Justice Isn’t What You Think It Is）一书的合著者，并撰写了大量关于社会福利政策和职业道德和美德的文章。
原文“If There Is No Truth, There Is No Injustice”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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