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10月23日讯】10月10日台湾双十节这天，对岸的福建省莆田市平海镇上林村村民欧金中，发完最后一个微博“河南加油”之后，提刀走进邻居欧某春家里，砍死两人、重伤三人，然后逃走至今下落不明。
本来，这仅仅是天天幸灾乐祸美国枪击率高发、自己老百姓买把菜刀都要实名、上行下效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残忍、颠倒天理百步笑五十步的共产党中国三天两头发生，已经见怪不怪的一起普通凶杀案。但是，随着事件原委和来龙去脉的流出，迅速引发了举世哗然，人们几乎异口同声的共情欧金中：有人钦佩他的勇气，有人喝彩他的行为，有人证实他的善良，有人难以相信他居然忍耐了五年，有人把他比作大闹山神庙后上了梁山的林冲，更有人祈福他逃出生天永不归案。不光是自媒体直接披露“舆论站在了受害者对面”的主流导向，连一向说谎的中国央视和欺骗成性的《环球时报》也不得不承认：相当大一部分社会大众都把欧金中的行为视为“弱者反抗”、“快意恩仇”、“私力救济”、“正义的反抗” 、“合理化同态复仇”，都为欧金中的举动“叫好”、“辩护和美化”、“原谅甚至支持”。
追根溯源，欧金中案之所以引起滔天巨浪，是因为在苦难深重、冤屈遍地的中国，如今的欧金中和从前的杨佳等等受压迫、遭凌辱、被无视的弱者们即便不想再忍侮偷生、决心豁出了性命、宁死也不愿像蝼蚁一样苟活，他们这种同归于尽式自力救济的发生机会率，也是微乎其微、不足挂齿的，完全凭运气和偶然。更典型的情形、更大量的事实、更显着的概率是：弱者们进退唯谷的抉择尚未做出、自力救济的利刃还没举起，就已经被专政的铁骑踏为尘埃、就已经被强权的巨轮碾成齑粉。正由于此，我从今天的欧金中事件，联想到了几年前两个更加惨绝人寰、耻绝人寰的血案。
在中外旧时代或旧时代题材的文学作品里，有很多“侠盗”的故事。最有名的，中国是《水浒传》，外国是罗宾汉。这些“侠盗”如果细分起来，其实有两类：第一类，对强恶者是盗，对弱善者是侠，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虽然手段粗疏非法，但目的是替天行道；第二类，他们杀人越货、明火执仗，但也盗亦有道、有所不为，而且在关键时刻，往往还做出一些出人意料、让人瞠目的义举。
侠盗的故事，说明尽管时代和地域不同，人类却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就是相信：当社会黑暗、溃败到了极点的时候，为这个世界守住底线的，只能靠有良知或者良知未泯的强盗了；当人们对官员、政府的公信力绝望到彻底心死的时候，只能期待有良知或者良知未泯的强盗实在看不下去而挺身出来匡正这个世界；当国家一切腐烂到了无可救药的时候，最后的救济力量不是法律、不是道德、不是教会、不是宪法法院，而是有良知或者良知未泯的强盗。
人们常说“官匪一家”，其实“官匪一家”是盛世才会出现的现象，等而下之的世道从来就是“官不如匪”。
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上述的那个时候；今天的中国，已经需要有良知或者良知未泯的强盗出来主持公道和匡扶正义了——只可惜，礼崩乐坏、国将不国的今天中国早就诞生不了第一类“侠盗”，而只能寄希望偶尔出个第二类的“侠盗”。
几年前扎堆重审的聂树斌、呼格冤案就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
1995年河北公检法恶行首彰，先入为主的通过刑讯逼供把年仅二十岁的良好青年聂树斌屈打成招为强奸杀人犯，并匆忙极刑枪决。10年后，系列杀人犯王书金被捕，供述的第一件案子就是被强栽到聂树斌头上的“玉米地强奸杀人案”。从那时又过了整整10年，制造冤案、滥杀无辜的河北公检法在深知聂树斌是错判冤杀的情况下，不但没有悔愧内疚，不仅没有昭雪冤狱，反而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伎俩、择尽一切手段，企图瞒天过海，让屈死者永远蒙冤，令枉法人一生逍遥。知道有人因为自己的罪行而冤死，王书金一次次挺身而出，反复呼吁、申辩、上诉，铿锵有声：“我可以再添一项罪名，但不能让无辜者屈死。如果这样，我在地下也会不安”、“我自己难逃一死，但要换他人清白”、“我虽然罪该万死，但聂树斌的这个案子我不是在替他扛，这个不存在，我自己做事自己当，不存在替谁扛的事情”、“我干的就是我干的，你不能让别人背黑锅，这不公平” 、“明明杀了4个，为啥只说3个？”、“我要还无辜者清白，以减轻自己的罪孽，得到心灵的安宁，也对杀死的人有个交代”。个体系列杀人犯王书金自己做事自己当，集体系列杀人犯河北公检法不但自己做事自己不敢当，反而下作到强迫王书金翻供、指导王书金说谎、彩排王书金庭审；个体系列杀人犯王书金尽管凶残，但内心里对下地狱后面对牛头马面的前景还怀有恐惧和敬畏，集体系列杀人犯共产党则“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们不敬神、不怕鬼、不信邪、视人命如草芥、乱砍头似儿戏；个体系列杀人犯王书金临死想求得“减轻自己的罪孽、得到内心的安宁”，集体系列杀人犯共产党人许永跃、张越们不但罪无可逭，而且根本没有人心。于是，一边是共产党公检法官员天诛地灭的一手遮天了10年，一边是王金书抓住一切机会不屈不挠的呼喊了10年，最后在2016年聂树彬案终于异地重审、撤销原判、改判无罪。得到这个消息后，王金书如释重负：“那件案子了结，我也能踏踏实实地走了”。2021年2月2日，王金书终于走上了刑场——当然，河北政法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无耻和难以启齿的阴暗心理，最终也没有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凶手的资格成全给王书金。与此同时，聂树斌屈死作俑者之一张越，正在服着他15年的漫漫刑期（当然不是因为对聂树斌作的孽）；最大的作俑者许永跃，则正在心安理得的享受着他部长级的高端退休待遇，而其他肇事者无一受到追责——和这些不但穷凶极恶、恶贯满盈，而且怙恶不悛、到死都没有良心发现的共产党人们相比，王金书最后人性未泯的行为，毫无疑问是为这个暗无天日的国家守住底线的一个“义举”。
1996年，邻省内蒙古公检法施恶恐落人后，毛手毛脚、照葫芦画瓢效仿河北，通过酷刑折磨取得口供，在“毛纺厂厕所强奸杀人案”中栽赃陷害处死了更年轻的呼格吉勒图。9年后，系列杀人案嫌凶赵志红落网，声明自己是“呼格案” 的真正凶手。从那时又是整整9年，内蒙公检法在断定呼格实属冤案错杀的情况下，自始至终将错就错、装聋作哑、扮鸵鸟、装死狗。知道有人因为自己犯罪而屈死，赵志红没有犹豫，力斥其非。公检法不理睬、不接受、不承认，赵志红一不做二不休，在法庭上当庭质问检察院为何漏诉？法庭立即打断并动用法警禁止他继续发声，并草草宣判死刑，企图杀人灭口。无数次杀人于有形的赵志红终于看到了世间还有一种更邪恶、更歹毒的杀人于无形的黑暗势力。但他并不罢休，秘密在手纸上写下《偿命申请书》托人夹带出狱，里面说：“我在生命的尽头找回了做人的良知，复苏了人性。本着‘自己做事、自己负责’的态度， 现特申请派专人从新落实、彻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还法律以公正，还世人以明白，也让我没有遗憾的面对自己生命的结局”。赵志红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终于觉醒，“找回了做人的良知，复苏了人性”，并决心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自己做事、自己负责’……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还法律以公正，还世人以明白，也让我没有遗憾的面对自己生命的结局”，可他哪里能想得到，这个国家里还有一大批从不知良知、人性、公道和公平为何物，杀人害命却永远不需承担罪责的合法歹徒。 于是，一边是共产党公检法官员丧尽人伦的昏天黑地了9年，一边是赵志红以待杀之身、一己之力和整个内蒙官场没完没了抗争了9年，最后在2014年呼格吉勒图案终于重审、撤销原判、改判无罪。2019年7月30日，比王金书早了一年半，赵志红终于走上了刑场——当然，也和王书金案一样，内蒙政法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无耻和难以启齿的阴暗心理，最终也没有把“毛纺厂厕所强奸杀人案” 凶手的资格成全给赵志红。和那些不但穷凶极恶、恶贯满盈，而且怙恶不悛、到死都没有良心发现的共产党人们相比，赵志红最后良知复苏的行为，毫无悬念是匡正这个惨无人道的世界的一个“义举”。
在上面两起冤狱中，人类法制史上的奇迹终于出现在晴天白日的“中国梦”里：嫌疑人追着法院承罪、有证有据，法院捂着耳朵逃遁、打死不听；嫌疑人不服控方漏诉法庭漏判，一再申辩、上述，控方、法官反复呵斥、警告：“不要讲和你无关的话”、“不要乱认你没犯的罪”；嫌疑人主动要给受害人偿命，公检法联合为其洗脱罪名；被告和辩护人全部诉求就是认罪判罪，公诉方和法庭所有工作就是坚决否认、证明此罪从无——要知道，中国公检法的惯例和特色从来都是“疑罪从有”、“有罪推定”、“预设其有、不信其无”，就像对无法形成犯罪证据链的聂树斌、呼格强行定罪行刑一样——。难怪说“中国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种倒错和颠倒，真的是空前绝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啊！
王金书、赵志红是不折不扣的强盗，但是，如果没有他们最后的义无反顾、坚持不懈，聂树斌、呼格将世世代代沉冤海底，冀蒙犯罪集团将永远不会改过自新，法律和正义将始终遭耻和蒙羞。所以，我说共产党中国是一个要靠强盗伸张正义的国家，有错吗？
欧金中事件发生后，还有一个可笑复可悲的花絮：事发地“平海镇人民政府”10月12日发出《悬赏通告》，里面明确写到：任何群众如发现对破案有重大线索的，将一次性奖励2万元，如发现不明尸体且经查证属于欧金中的，将一次性奖励5万元。 《通告》甫一公布，又一次激起舆论喧嚣，有人干脆阴谋论当地政府急欲置欧金中于死地，故蓄意怂恿民众杀欧金中勇夺赏金，致灭口以湮盖自己责任。有这么一个事先尸位素餐、罔顾民生，事后草菅人命、教唆私刑的政府，欧金中不做出今日的行为，都对不起它们呀！
我想，河北、内蒙当年的政法官员们，如果见识了在当今中央政府鼓励下公权力日复一日的肆无忌惮、胆大妄为，一定会痛心疾首自己没能活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好年头：当初如果有今天的好政策，直接栽以拒捕之名现场击毙或者间接张榜招纳赏金猎人要死的不要活的王金书、赵志红，哪里会有后来没完没了的啰唆？
（全文完）
（转自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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