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12月22日讯】当前“万物齐涨”的“通货膨胀”，受到世人高度关切，而要求政府负起消弭责任的声音非常响亮，于是政府“查价”、“打房”诸种政策也纷纷出笼。这样的情境早已司空见惯，但经济问题还是此起彼落，特别是政府“振兴经济”、“拼经济”更已成口头禅，而且果真各国政府都一肩挑起振兴经济的任务。但见各项振兴方案一再出笼，尤其“印钞救市”货币政策的剂量愈下愈重。然而，全球经济依然难有起色，甚至还向下沉沦，原因何在？这本成功企业家爱德华･康诺（Edward Conard）早在2012年出版的《经济复苏的手段与意外恶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hy Everything You’ve Been Told About the Economy is Wrong）提出了问题所在，并点出了一条明路。
错误经济观念需扫除
作者清楚指出“错误经济观念的灌输”就是问题所在，这真是一针见血，毕竟“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为是受观念带动的。而由政府担当“拼经济、救经济”主角的观念，自一九三○年代以来，就不断被灌输到地球人的脑中，如今可说已是根深柢固。哲人曾告诫我们：“根植一个观念不容易，但观念一旦形成，要将之刨根更不简单，何况我们没有知识麻醉药。”说得真是鞭辟入里，不过，虽然说万般困难，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错误的观念还是得导正。如果本书抓对病根，且提供正确观念和化解之道，还真是功德无量！那么，本书指出了哪些错误观念，又指引了如何正确认知？
本书先回顾历史上做对的时期之关键因素，其次找出当前的真正问题，最后再提出化解之道，亦即，全球经济今后应该怎么做、如何走才好？
作者是以世界首强美国2012年以前的二十五年繁荣为例，找出维持这么长期繁荣的主因，亦即，做对了什么？作者认为“生产力的提升”最为关键，而美国靠的是网路的发明，拉大它和其他先进国家的距离，“投资于创新”就是秘诀，必须把稀有资源（指有才干的劳工）从生产当下的消费品，移转到蒐寻与执行创新点子上，除了一般大众了解的（有形）人力资本外，将无形资本包括在内的“智慧”资本更重要，作者特别强调“过时的会计方法将创新的投资费用化而不是资本化，掩盖了投资和创新之间的连结，尤其是失败的成本。这会让人误以为创新不需要大量投资，会从规律的业务流程随机产生。”
累积智慧资本提升生产力
所谓的智慧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结构（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结构资本又可分为基础结构资本（组织运作机制、知识库）和创新资本。作者指出，为什么美国利用网路提高生产力的效果，比欧洲和日本更好？这些国家也都具备相同的科技、拥有教育程度相当的劳工和投资所需的资金，却只有美国创造出谷歌、脸书、微软、英特尔、苹果、思科、推特、亚马逊、eBay、You-Tube等企业，欧洲和日本几乎没有贡献。
答案就是“网路的发明拉大了它和其他先进国的距离”，这是“靠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风险性投资，来找出未经证实的创新；必须靠有才干的员工拿一生一次的珍贵职涯，冒险投入这些努力当中；要靠投资人延迟消费来担保风险。”亦即，企业与经济体把资源从“生产消费品”转到“投资于创新”。美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资讯科技同时提高了最有才干员工的生产力与无形投资的价值。由于劳力重置成本与边际税率较低，让已经很高的投资报酬率更加扩大。这增加了成功的概率，也加深了他们的恐惧──没有承担风险就很可能失去地位，提高了他们承担风险的诱因。
勇于承担风险，让一些企业里成了营造出宝贵的人才训练场地，例如微软、谷歌、脸书等公司，他们在不断增加的创新之后再强化这些成功。这些企业不但训练出国家需要的人才大军，也刺激投资人和有才干的创新人才复制、扩大他们的成就。缺少类似成功经验的欧洲和日本在这些新兴机会上被判出局，让他们的投资人与有才干的员工因此蒙受损失。
拼经济是企业的事
作者提出的“创新救经济”，看似稀松平常，其实是将重责大任置于企业而非政府，要企业提升智慧资本、勇于承担风险、终而创新，至于政府的印钞救市、量化宽松，作者认为只会引发通货膨胀，不能增加投资，而政府振兴经济政策更只会留下天文数字的账单，政府大兴公共工程，是举债消费，不是举债投资，政府的社福、健保等所得重分配政策是道德办法，不是经济对策，政府帮助穷人应是投资而不是慈善，应让穷人找回尊严、厚植人力资本。
作者以个人投资和经营企业多年的经验，率直地指出，当前各国的复苏经济手段，往往掺杂了道德因素和利益团体的介入，加上不尽责的公务员（监管机构以及执政者），误信了不再适用的经济学理论，或是见树不见林的经济分析，导致善意却得到恶果。
作者是成功企业家，而台湾本土的成功企业家许文龙也有相同的看法，他更明言“政府常常在喊‘拼经济’这句话，完全是在骗百姓的。”许文龙指出，订单、原料、技术都和政府无关，政府要拼什么经济？公司的订单也不是政府替他们争取的，低价的原料也不是政府谈来的，技术也不是政府帮忙研发的，政府能拼什么经济？
许文龙举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为例，当时英国政府只规定你不能犯规而已。有关经济的事，政府一句话都不曾说。“我给你自由，所有人都不能犯法”，就这样，香港经济就自然发展了，大家都想去香港做生意。
许文龙又说，对于经济，政府老是爱讲“辅导”。不过，政府有能力辅导吗？他说：“一个卖肉粽的，是政府教他怎么包肉粽吗？”
许文龙甚至认为，所有的企业，没有一家是靠政府辅导成功的。这些企业人才，也不是政府培养出来的。政府不去“辅导”张忠谋，台湾照样会有现在的发展，因为台湾的条件已经成熟。但官员们为了让人民觉得政府“大有为”，不断灌输人民这种观念，再透过教育跟媒体不断放送。
就因为这样子的“洗脑”，到现在，很多人的观念还停留在旧时代，以为企业一定是政府去辅导、去培养人才，然后才有的。
在许文龙眼里，政府力拼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几个看起来漂亮的数据背后，往往只会沦于救股市、救房市而已。一般人往往质疑，股市跌、房价落，消费者就会信心不足，企业也不敢投资。
政府拼经济的观念宜彻底清除
但许文龙并不这样想。“不动产跌一半，正是买房子的好时机，为什么没有人觉得高兴？假如股价这么低，本来买不起的人，刚好可以买啊！这样的声音都没有出来……这些应该高兴的人没在高兴，反而产生不安，觉得自己可能失去工作、调薪的机会降低”。
当前流行的看法是，景气好等于股票涨，股票涨等于好，股票跌就是不好。在许文龙看来，这种逻辑根本忽略了每项产业本身的发展、竞争力和股价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只要碰到股价大跌，政府就得如临大敌，国安基金进场护盘俨然成了必要的救命丸。许文龙痛斥：“这不是拿多数人的税金、退休金、劳保金来保护少数投资者的利益吗？……台湾股民忘记要自负投资风险的事，整个社会变形，就是政府鼓励出来的。”
许文龙揭穿了国王的新衣，他早就曾声嘶力竭表示过同样的看法，十多年后再重提，可见问题还在。其实，问题是愈来愈严重，错误的政策变本加厉，全球经济每下愈况！关键就在“印钞救市”屡见不鲜，说白了就是凯因斯一九三○年代提供的“政府创造有效需求”政策，或者“政府能精密调节经济景气”的观念深植人心，政府当局且屡屡化为行动，许文龙以“吃兴奋剂”形容这种政策，已故的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则以“酗酒”称之，而有专家学者更以“毒瘾”来比喻。
让政府做对的事
不过，由于该政策与“权、钱”紧密结合，又有诸多专家学者背书，因此很难说清，也更难去除，必须回归一九三○年代大恐慌时期凯因斯和海耶克之论辩，或者台湾一九八○年代初蒋硕杰和王作荣的论战。而未来主人翁的年轻人，更应该好好去接触这些论辩，并作根本性思考，毕竟观念左右人的行为、错误的观念危害甚大，但观念浸淫灌输而生根固然不易，一旦生根再要挖根、刨根更是难上加难。
政府角色的扮演可说是最关键的观念，政府的职责不在于管控经济，应在创造并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安全、和谐的大环境，在国防、治安、法治上戮力，做个公正无私的裁判，许文龙所举的一九九七年以前的香港就是个好例子。前美国总统雷根的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说的真好！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