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在金门:通往自由前线的旅程

作者:亚当‧迈克尔‧莫隆 /李玉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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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12月22日讯】我在前线。

独自一人在军事戒备下的岛屿海边,周遭是防止入侵的铁丝围篱。

一个美国人与极权主义的中国(中共)面对面对峙。

10个月前,我当时在美国国会大厦台阶上遇见众议院代表,一位曾接受表扬的退伍军人,我询问他美国国会是否会在隔天纠正导致总统选举结果翻盘之舞弊——大量记载显示美国选民的投票权被因中国新冠病毒造成的疫情为借口遭到剥夺。

亚当‧莫隆(Adam Molon)在军事戒备下的烈屿海边,这座金门岛屿由台湾管辖,而对岸为中国厦门市。(Courtesy of Adam Molon)

10年前,那是我前一次到台湾所管辖的金门,那次是由中国厦门市坐渡船过来,而现在那里的天际线看来也隐约只在数公里之外。

20年前,我代表《印第安纳州西北部时报》到华盛顿特区参加全国拼字比赛,这是一家由我父亲等钢铁工人订阅资助的报社,这时中国才刚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过去10年,我曾担任中国国家电视台中文艺人、中国境内的新闻主播、CNBC记者,目前则是驻台湾的媒体记者,通过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奖学金来磨练我的语言技巧。最近,我才与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针对《大纪元时报》一篇文章相互交流,他在2017至2021年川普执政时担任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

我怎么来到这里的?

我想讲的故事是一段地理、知识和精神的旅程,也是对过去几十年全球地缘政治发展的看法。

这是一个关于我如何发现自己的命运,为美国未来而战,以及如何努力捍卫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故事。

我希望我写下的文字能引起你的共鸣。

“世界是平的”

2005年,我从印第安纳州加里(Gary)以南一英里处的一所天主教高中毕业后,以一名大一新生身份,参加了名为“全球化世界的创业精神”的学生会议。会议重点为“平坦世界的社会责任企业”,当时会议强烈建议与会者阅读《世界是平的》这本书,这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当时新出版的一本书。

我读了这本书,透过这本书了解到基本上中国被预测为全球经济的未来。作为一名主修商业却对语言充满热情的学生,即使我迷恋法语且之前对中国文化没有太大的兴趣,还是决定学习中文,这将是一个聪明而务实的行动,隔年秋天我便一头扎进了大学开设的中文课程中。

2007年夏天,我在位于北京的中国房地产上市网站“搜房网”实习,这是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三年前。实习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开始的,当时首都热闹非凡。中国是梦想之地,据报导那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超过11%,这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分一杯羹。

我参加了由搜房网主办看似无止尽的新房地产开发之旅,在北京市场磨练了我的中文议价技巧,在凯宾斯基酒店学习了壁球运动,在那里与我表舅见面,一位成功的能源企业家和工程师,当时是美国公司新派任驻北京的经理,并与他一同前往中国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能源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

我的表舅,是一位我认为具有魅力和鼓舞人心的导师,他要我以中文随身翻译的身份与他一起参加这次旅行。一个20岁的人,在美国只读过一年大学初级中文,在北京刚经历几个月的激烈市场议价,从中学到一些知识,所以当时我非常认真看待这次任务,并带了我的平装英汉词典,以防我遇到一些我在课堂上还没学过的词汇。白天,我们参观了生产现场,钻探机在地里钻孔时,周围农地的农民正在将每公斤售价几元(人民币)的白菜装上摩托三轮车。

后来,我与一名当地的共产党官员及其随行人员共进晚餐,最后到了一个空荡无人的乡村夜总会,在闪烁迪斯可灯光和不停从机器喷出烟雾的舞池里,我尝试唱着《友谊万岁》,面带笑容的官员,因喝了白酒(中国烈酒)他的脸红嘟嘟的,跟着歌曲点着头并热情地拍着手。这位官员在与下属唱了几首中文歌后,不顾我的婉拒,坚持要我也唱一首歌。

那时我唯一学会的一首中文经典歌曲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不过这似乎不适合在这种情况下唱。浏览完卡拉OK机提供的有限且过时的英文歌曲后,我选择了新年经典必唱歌曲《友谊万岁》,这是我唯一认得的歌曲。这种有趣又尴尬的冒险对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是司空见惯,而这只是我早年在中国的众多难忘经历之一。我深信我选择学习中文是正确的。

2007年,亚当‧莫隆与中国山西省当地官员。(Courtesy of Adam Molon)

演奏大提琴的女孩

2007年9月,在北京过了一个暑假后,我来到台湾,在国立台湾大学的国际华语研习所(ICLP)学习了一学年。除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虚假声明和不断威胁要以武力夺台之外,我对于台湾这个拥有 2300万人口的民主岛真的所知甚少。我原先以为,既然台湾人也说中文,这里事物的运作也会与中国相似。但我很快了解到在很多方面这些都是错误的假设,我开始学习台式中文的轻快语调,并渐渐地我放弃我的北京口音。

在台北我跟一对八十多岁台湾夫妇租了一间公寓房间,他们叫我称呼他们“阿婆”和“阿公”,这是台湾人对祖母和祖父的称呼。每天我要去上课时,阿婆阿公都会喊“上课了”,意思是“你要去上课了”,如果天冷就会将这种传统提醒加上“多穿一点”(穿件外套),或是下雨时就变成“带雨伞”。当我下课回来时,他们会喊“回来了”或“你回来了”。透过与台湾爷爷奶奶的日常互动,我学到了很多台湾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正直本性。

到台北几个星期后,我在台大壁球场认识了一个特别的女孩。当时她一个人打着球,我敲着球场玻璃墙,问她要不要一起打球。她是台湾大学应届毕业生,正在申请在美国的研究生院。她向我介绍台湾文化,我则是尽我所能介绍我认识的美国。

10月9日深夜,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几周后,我们一起坐在大安森林公园圆形剧场的舞台上,这是台北版中央公园,共享宁静的时刻,一切清晰下感觉超凡脱俗。那天晚上,她穿着一件桃子色洋装,我们放眼空荡荡的座位和夜空时,她描述了多年前曾在这里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奏大提琴。几个小时后,我才知道隔天,10月10日,是台湾的国庆日,称为双十节。这是我头一次知道台湾国庆日,这让我联想到这个女孩、我们的相处时光,以及这个舞台。

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在不同国家和各大洲相遇,这位特别的女孩已经成为了我的灵感泉源,对我来说她代表了台湾的本质。

如果中共侵略台湾,夺走台湾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这意味着什么?

想想那个在舞台上弹奏大提琴聪明又美丽的女孩,会毕业于台湾最好的大学并追求自己的梦想吗?

在台湾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圆形剧场舞台。(Courtesy of Adam Molon)

迫降中国

在台湾学习期间,我获得了美国国务院的语言研究奖学金,并于2008年夏天抵达中国的沿海城市,位于上海附近的江苏省苏州市,完成了国务院的关键语言奖学金(CLS)计划。

苏州有时被称为“东方威尼斯”,1200年代马可‧波罗曾到访苏州,一直以来苏州以其商业、运河和花园而闻名。中国有句名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一天,一位同学说得更平铺直叙,他花了几周的时间来感受和评论这座城市。“我会把这里称为我们心目中‘刻板印象’的中国”,在当天的课程开始前他对全班说道,“这是大家从小到大在国家地理频道纪录片中所看到的中国。”暑假期间,我们班去了云南西南部与西藏接壤的昆明、大理和丽江等城市。为了更多了解中国经济情况,课余时间,我在中国四大国营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分行实习。

那是期待已久的北京奥运会的夏天,8月8日,我和美国同学及当地的中国讲师挤在宿舍走廊里围着旧电视机,举办一场观看开幕式的临时派对。收看着做为国家广播机器的中央电视台,我们看到了极权主义的中国在几十年的经济快速成长后,以强权国家的姿态昭告全球它登上了世界舞台。中共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其经济增长更加快速。

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数据,1999年至2011年间,美国有近600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芝加哥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 pdf )将这近100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流失和总数240万个工作机会的流失归因于与中共竞争。前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在2018年写道:“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7万多家工厂,超过500万个制造业工作,GDP成长率大幅下降。”

麻省理工学院、苏黎世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在2021年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贸易冲击”对美国的影响“在2010年趋于平缓”,但是“到2019年由中国带来的进口竞争,仍对美国仰赖贸易的通勤区内的制造业就业、就业人口比率和人均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该报告进一步指出,美国“劳动市场更容易受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经历更多工厂关闭(和)制造业就业、就业人口比率、低工资工人的收入、房价和税收方面的更大幅度衰退”,并且“造成儿童和成人陷入贫困生活、单亲及因毒品和酗酒造成的死亡率大幅增加”。

纳瓦罗还指出,“随着美国的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式微,中国在这方面的实力增强,我们现在在南海等地面临着一个战略对手,其军事力量资金来源主要经由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最近的一篇《外交事务》文章中写道,针对美国长达数十年的“旨在帮助中国变得更加富裕的接触政策”,实际上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但中国并未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或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相反地,中共领导人将自由主义价值观视为对国家稳定的威胁……非常遗憾地:接触政策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战略。”

虽然中国经济成长在2008年以极快的速度持续成长,但美国经济成长却即将创下新低。2008年9 月,我刚回美国准备秋季学程,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点明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来临。这场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持续多年的经济低迷在当时被认为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2006年夏天,我曾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交易大厅担任交易员助理,当时我对成为投资银行家或证券交易员的意向还不明确。这些意愿在2008年遭遇现实考验,美国各地的金融机构大规模裁员并停止招聘新进人员。

大三时我双修金融及中文系,我想在美国金融业找到有前景的职位,这个希望看起来似乎很渺茫。然而,中国被誉为能将全球经济从低迷中拉出的带动引擎。对于我选择学习中文来说,这个决定就显得更加明智。

2009年,参观工商银行在苏州工业园区办公室的亚当‧莫隆与工商银行员工。(Courtesy of Adam Molon)

接下来的2009年夏天,我第二度完成了美国国务院的关键语言奖学金计划,这次是在位于中国东北哈尔滨市的黑龙江大学,同时也利用空闲时间在工商银行实习。

哈尔滨位于俄罗斯附近,其建筑展示了这座城市在历史上受到俄罗斯的巨大影响。这座城市每年冬天都会举办广受欢迎的冰雕节,即使是在夏天,来自草原的强风也预示着几个月后那里将会变得非常寒冷。夏季的重点包括参观孔子的故乡山东省曲阜市,攀登以富有文化意义和中国历史文学地位而闻名的泰山,跋山涉水穿越内蒙古地区到达位于中俄边境的城市满洲里,以及长白山攻顶之旅,长白山横跨中国与北韩的边界,在韩国文化中具有神秘地位。眺望长白山的火山口湖,又称为天池,我也看到了北韩云杉林立的景色。

2009年,亚当‧莫隆与工商银行员工在工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办公室的会议室里。(Courtesy of Adam Molon)

回到美国完成大四秋季学期之后,我再次前往中国,于2010年1月抵达南京大学,成为美国国防部中文领航项目的学生,该计划由国家安全教育计划(NSEP)负责管理。南京是江苏省省会,也曾是1949年共产党发动革命前的中华民国首都,而我在这的春季学期是我在大学部的最后一个学期,完成学业后,我成为第一个在印第安纳大学完成中文领航项目的学生。

学期中,我受邀参加了由中央电视台和孔子学院总部主办的外国学生说中文比赛。我同意参加,并用中文写了一首不敬的诗《一辈子洋鬼子》,幽默地讲述了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我了解到无论我的中文水准有多高,我有多了解中国文化,在中国这个保守社会下,我最终还是被认定为外国人。在比赛之后,我被评委们选出,从江苏省的区域比赛晋级到几个月后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电视比赛,第二天我的诗被刊登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扬子晚报》上。诗中有讽刺意味和批评中共箝制言论的内容受到了审查。

《……我在美国的时候随便发帖子,在中国却被和谐掉,没面子!…..》

这首诗经审查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中文教科书中重印。

2010年6月,语言比赛结束后不久,我应邀参加了中国最大的电视网之一江苏卫视的中文全国综艺节目《幸福晚点名》。透过这场被中国各地数百万人观看的节目,我的中文名字“墨龙”开始为观众所熟知,其中文发音“墨龙”与我的姓氏发音相近。

作为一名刚到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我对从事金融业的想法淡化了,而中国媒体的新奇事物正在向我招手。当时,我并没有完全了解到我正踏进另类实境中,而这般现实让我能进一步观察中共官方控制的媒体,这种经历对于非中国人是很少能接触到的。这样的冒险把我从才艺表演参赛者带到电视艺人,再到国际新闻主播,不过我还是个文化局外人。

成为墨龙

在前超级名模李艾和机智的谐星彭宇共同主持的深夜综艺节目《幸福晚点名》中,我有机会与他们进行一番唇枪舌剑,现场有些最具才华和娱乐性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继续在中国媒体崭露头角,包括成为电视主持人和电影演员。这特别安排的部分是江苏卫视为了提升制作能力及向台湾媒体学习,而与台湾知名公司金星娱乐联合制作,该公司制作了热播的台湾娱乐节目《康熙来了》、《大学生了没》。

2010年,亚当‧莫隆(Adam Molon)在江苏卫视的《幸福晚点名》场景与出演人合影。在左上角可以看到亚当的片场名牌,显示他的中文名字“墨龙”,23岁,美国人。(Courtesy of Adam Molon)

江苏卫视《幸福晚点名》邀请了当时崭露头角的中国流行歌手胡夏、被誉为“国语流行天后”的台湾明星蔡依林、银幕巨星范冰冰、黄晓明等嘉宾。因演出《幸福晚点名》而获得在全国电视上曝光,为我带来了更多上媒体的机会,包括有机会参加东方卫视的全国转播比赛。在节目中我与四名中国演员接受一连串挑战,我们五个人每轮都由摄影棚内的观众投票。节目安排我与来自台湾的明星Makiyo合作,当最后的投票结果出现时,我赢了,并对全身被突然喷满香槟感到惊讶。当离开摄影棚时,我带着空的香槟酒瓶作为奖杯,用来纪念这个美妙的时刻。

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在美国学习基础中文的学生变成了会说中文的艺人,在中国还赢得全国电视比赛。我以为这些乐趣与新鲜刺激会继续存在,但正如中国谚语所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进入2011年几个月后,《幸福晚点名》节目宣布将停播。出演七十多集的《幸福晚点名》一直是我在中国媒体上的主要节目,我的未来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亚当‧莫隆(Adam Molon)在江苏卫视的《幸福晚点名》其中一集。(Courtesy of Adam Molon)

《幸福晚点名》节目结束后,我有些机会接手一些零碎的媒体工作,比如在江苏省一个短暂的区域性综艺节目中担纲演出,还有个一次性工作,在另一个江苏电视节目中为一位国外来宾担任中英口译。之后不久,我有机会为杭州浙江卫视全国综艺节目《奇妙见面会》寻找及预约嘉宾,该节目由绿箭口香糖赞助。杭州浙江卫视在南京东南边,搭高铁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2011年8月,我到了杭州,在《奇妙见面会》片场待了一天,当天的特别来宾是香港流行音乐二人组Twins。在那之后我必须做一件所有待在中国的外国人所熟知的事,就是为签证时效而出境再入境。

出境再入境是一种定期性的仪式,为符合中国签证的要求并在法律规定时间内停留中国,外籍人士必须定期离开中国,在护照上加盖出境证明,然后再入境。办理签证可能是在中国的外籍人士最伤脑筋、兴奋和同时也是最有趣的事情之一,过程中可能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冒险,令你终生难忘。

此时此刻的旅行竟然是这样的冒险。它是我的生命中一段意外提供冥想思考的插曲,并在我的记忆中保持了神秘的特质。发现自己站在青春的十字路口,没有行程的自由漫游,不确定的未来,伴随着无限的可能。我坐上了开往中国东南沿海亚热带城市厦门的高铁,目的地台湾政府管辖的金门出现在我眼前。

亚当‧莫隆护照上的戳印,标志着他于2011年8月从中国厦门市坐渡轮进入台湾管辖的金门。(Courtesy of Adam Molon)

桃花源

厦门与面对军事戒备的金门,跨海相隔仅几英里。1600年代,台湾民族英雄之一的郑成功曾将金门做为反攻据点。近代,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后期,金门经常遭到中共的炮弹攻击。岛上最出名的产品除了高粱酒之外,还有运用大量中国炮弹壳制作的刀具。距离中国最后一次炮击金门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紧张局势已经缓和到在厦门和金门之间有定期民用渡轮服务。我可以乘坐渡轮前往金门,在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PRC),我的护照会盖上印章。

2021年2月2日,于台湾金门上空看到的南海景色,远处是中国厦门市,前景为台湾金门群岛。(An Rong Xu/Getty Images)

步调缓慢的金门,棕榈成荫的宁静街道,独具特色的台湾商店及和善的当地人,感觉这里像是隐藏的天堂。这让我想起《桃花源记》的故事,这是我喜爱的中国文人陶渊明的作品。我曾经在《扬子晚报》的访谈中及东方卫视上提起过陶渊明。

金门岛上的传统房舍。(Courtesy of Adam Molon)

我第一次读到陶渊明的作品及生平是在中国文学课上。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大司马及刺史,祖父及父亲做过太守。生于4世纪的他,早年也步前辈后尘,出仕做过小官。但他不喜欢他的管职,对做朝廷命官俯仰由人的拘束生活感到失望。他耻于“为五斗米折腰”而牺牲自由,逐辞官归里,躬耕自资,饮酒赋诗。

陶渊明的诗文流传后世千余年,《桃花源记》是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文中讲述一位渔夫无意间来到溪边的桃花林,顺着溪流到了山边的水源处。从一小口进到山里,他发现一个田园诗般的世界。村中人过着知足幸福的生活,自言先祖为避秦时战乱来此绝境,从此住在桃花源的人都与外界隔绝。他们听渔夫讲述世事纷扰,为之叹惋。渔夫离开前,村民请他不必对外人提及他们的存在。离开后,渔夫沿途标记路线,并将此事禀告太守。太守遣人随他一路找寻标记,却再也找不到桃花源。

我认为金门和台湾代表的是理想国境,就像是陶渊明故事里的桃花源。我视台湾为自由与安宁的避难所,置身于极权主义中国压迫及残酷生活现实之外。

从台湾管辖的烈屿望出去的景致。远处可以看见台湾所属的狮屿,隔着海可以看见中国厦门市。(Courtesy of Adam Molon)

在中国时,我渐渐发觉,除了电视演播室里明亮的灯光和笑声的人造泡沫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在共产极权下已失去传统及文化。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电视及其它媒体如何通过国家系统审查制度及个人自我审查,也读过有关极权中国那些带来致命及灾难性的历史,像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门屠杀,也看到及感觉到中国人民的绝望,想逃离自己的国家,有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像是座全世界最大的监狱。

整体来说,中国很不幸地已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社会,缺乏信任及利他的精神。人民可以为了现实利益或是政治考量而出卖彼此。似乎没有比金钱及政治权利更高的信仰或是价值体系,而这些却能短暂带来大多数中国人所渴望的安定生活。相反地,在台湾却保存了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台湾人民没有极权政府洗脑式控制及压迫,生活在自由环境,彼此尊重,顾及尊严,并相信有更高影响力及原则能滋养他们的灵魂及人性。

简单地说,中国(中共)艳羡台湾,但在极权体制下,中国永远无法成为台湾。台湾的存在及其开创的范例,让中共嫉妒并感到威胁,加上几乎所有中国人从小学就被共产党洗脑,他们称,决心“收复”台湾,必要时会武力攻台、实现统一。其思维逻辑似乎是,如果中国人必须生活在痛苦中且没有自由,台湾人也理当如此。

“台湾人自认为很特别,但他们并不比我们强”,在与中国各界人士的无数次谈话中,我都听到这样充满怨怼的话语,这是典型的“见不得别人好”心态。

经历这一切的台湾人,就如同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渔夫遇到的隐居村民:在外在威胁和灾乱的包围下,他们只想继续宁静祥和地生活。在台湾,我感受到宁静与祥和,我感谢台湾的存在。为了台湾人与全世界,我希望台湾保持自由。

我在第一次访问金门之前看到的一切,就让我视共产中国为一个失败;那时候,共产党已篡权执政六十多年了,顺服六十年的中国人在维护中共的权威与极权体制时,不是同流合污吗?

鉴于中共极权主义清楚地构成对台湾自由迫在眉睫的威胁,我几乎没有精力去关心中国的未来——中国人必须自己解决问题。我曾想过,在没有灵魂、没有自由的制度下生活,如果这就是中国人想要的生活,那是他们的选择,但我不会袖手旁观,让中共极权夺走台湾2,300万人民的灵魂和自由。我那时就想,中国人已做出选择,而台湾有权自己选择。别碰台湾,让台湾人过自己的生活。

南京到纽约

2011年9月,从金门回到南京后不久,我得知一个英文新闻节目《Hello Jiangsu》(你好江苏)在江苏省内外播出,需要一名主播。在面试和试镜后,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并由此获得了难得的机会一窥中国官方媒体制作重大新闻的角度。

亚当‧莫隆(Adam Molon)主持江苏卫视《Hello Jiangsu》英文新闻节目。(Courtesy of Adam Molon)

在节目开始后不久,我开始申请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因为我拥有新晋电视主播基本资格。在《Hello Jiangsu》的试镜,我看到主播的工作能成为我回到美国的桥梁。

在一篇我申请哥伦比亚大学论文里我提到:“虽然我在江苏电视台的工作从技术和文化的层面上为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我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媒体机构所受到的箝制。在新闻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是希望能接受美国新闻标准的正规培训,并转而进入美国的媒体机构……江苏电视台拥有大型媒体集团的大量资源,我将利用接下来的几个月精进镜头前的表现,旁白和编辑的技术,再回到美国接受新闻标准培训以及回到我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言论和新闻自由。”

亚当‧莫隆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 (Screenshot)

我的申请相当成功,2012年,在收到录取通知后,我离开南京前往纽约市。毕业后,我在CNBC总部担任记者。在CNBC,我与编辑合作报导和撰写文章,而这些报导经常被列为CNBC.com上每日阅读量最高的文章。后来,我转入私募股权投资业,在管理着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公司下进行投资和筹募新资金。

亚当‧莫隆(Adam Molon)在 CNBC总部担任记者。 (Screenshot)

疫情、选举舞弊、示威及审查

出乎意料的是,极权主义中国引起的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2020年总统大选选举大规模舞弊,促使我有必要履行美国公民责任,捍卫选举制度的公正性和美国公民的选举权。1月6日,我在华盛顿特区行使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公开抗议的权利,随后在美国第一次我的文章受到审查,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包括主张言论和新闻自由。

和其他美国人一样,看到唐纳德‧川普不同于以往总统的行事作风,我振奋不已:他的言行建立在真理、常理和崇高的原则上,带领美国人重新走上崛起之路,在我平生经历的总统中,能跟他
相比的可能只有里根总统。川普总统能够有效推动惠及美国公民和工薪阶层的政策,而不是惠及两大政党的特殊利益集团与政治机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是一位独立的成功企业家,很大程度上是自筹资金进行总统竞选。因此他不依赖政治献金者或政治机构,令这些人非常懊恼的是,川普不像以往的典型政客那样理会他们有意图的指导。

许多在政治机构、企业媒体和大型科技公司中的人对川普总统提出严厉且不公平的批评,因川普政权使他们觉得失去了舒适圈,他们的腐败权力受到威胁,但川普总统一直在卖命地努力恢复美国国内的工业基础,阻止美国就业机会转往国外,并站出来反对地缘政治对手和意识形态对手,特别是中共极权主义对美国的不平等对待。

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的失业率降至50年来的最低点,股市创下历史新高,经济快速增长。一直以来,川普总统让美国人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人觉醒,那就是中共极权主义持续对美国和全球自由、民主及人权构成最大威胁的事实。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带领下一代美国年轻人正确地将自由民主的美国,视为全球经济的机遇之地和未来希望,而非极权主义的中国。

2019年,中国共产党(CCP)掩盖了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在武汉爆发的事实,到2020年初已将病毒散播各国,造成全球大流行并重创经济,让各国及其民众震惊错愕不已。与此同时,夸大的防疫考量,为违宪和临时扩权邮寄投票程序提供了完美的掩饰和借口;设计这样的投票程序,是为了滥用在2020年总统大选上。

2月份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一篇极具揭露性文章详述了2020年大选之前和期间政治操作“阴谋内幕”,是针对川普总统“前所未有、意想不到和不达目的不停歇的竞选活动”。“根据访问该组织的内部运作、挖掘前所未见的文件以及采访数十名参与者”,文章指出,“参与者想要揭露2020年总统大选的秘史,尽管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偏执狂的梦想——一个资金充足有权势的阴谋团体,他们来自各行业及各个意识形态,在幕后试着想以影响观念、改变规则和法律、引导媒体报导和控制消息散布。”显然认为读者非常天真,《时代》杂志的作者随后厚颜无耻且欠缺说服力地试图掩盖这个阴谋集团,并补充道:“他们没有操纵选举;他们正在强化它。”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纳瓦罗在一份搜集多方资料学术报告中,以强而有力证据和统计数据详述选举舞弊改变了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

因应发生的选举舞弊,川普总统号召于2021年1月6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示威抗议,距离他本来应该开始第二任总统任期的时间仅剩两周。我密切关注所有发生的事情,并知道我应该要在华盛顿特区,与我的美国同胞站在一起,维护美国选民的选举权和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以应对当时仍然是一种企图、还不是现实的以选举舞弊手段窃取总统职位。

1月5日,我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台阶上遇见了美国众议院代表吉姆‧贝尔德。我事先安排了会面,向贝尔德代表的办公室说明我会参加在华盛顿的抗议。众议院代表贝尔德是名越战老兵,曾获得两枚紫心勋章、英勇铜星勋章,及博士学位,第二天他与其他众议院代表在国会中展现魄力与正直,反对某些州对选举团人选的认证,而这几个州不经州议会的同意便颁布新的选举规则。

川普总统于2021年1月6日在华盛顿特区的椭圆形草坪发表谈话。(Courtesy of Adam Molon)

1月6日,我听了川普总统在椭圆形草坪的演讲,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美国同胞一起和平抗议选举舞弊。川普总统演讲后,我走向国会山庄,与外面一群美国同胞交谈分享故事,其中有一位退伍军人提到他曾在2000年代初在阿富汗服役,在追寻自己热爱的工作木匠之前曾进入IT行业;还有人告诉我他是移民海关执法局(ICE)的现职人员。我在1月6日及前几天在华盛顿碰见和交谈的人都能真切感受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正直本性。我们来自全国各地,为了美国选民的权利和选举制度的公正性挺身而出,我们的互动充斥着一种温暖的友情。抗议选举舞弊当天,我在《大纪元时报》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标题为“为什么1月6日我要参加抗议”。

抗议选举舞弊的示威者于2021年1月6日在美国国会大厦附近抗议。(Courtesy of Adam Molon)

不久之后,我第一次收到Facebook和LinkedIn对我文章的审查,和无数其他美国人一样,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匿名、出于政治动机审查者的箝制。我写了几篇文章提到我之前所遇到前所未有的审查:《警钟:中共式审查制已登陆美国》、《帖子惹祸:我如何被脸书审查?》及《作为美国人 我在中美都被审查》。

站在前线

在新冠肺炎袭击美国后,对美国经济及2020年总统大选的公正性造成伤害,我进一步了解到极权主义中共的邪恶影响力。运用我得到的知识及专业,持续写作及捍卫美国、自由、民主和人权。

重建选举的公正性、加强边境安全以及抵御极权主义中共日益加剧的侵略,是美国人民必须共同努力的目标。而全面维持和加强对极权主义中共的施压,是两党强烈支持的政策,作为强化美国人民团结并保障美国未来的重要基础。

虽然美国政治两极化已经很明显,但美国人民应该达成共识的是,为了国家,我们希望现任政府按照常理行事,为美国公民的利益而努力,而不是为某些特殊利益。

尽管我们还是希望能看到现任政府表现正直和贤能,但是现任政府行政人员长期且罪证确凿的腐败及无能,迫使美国公民必须积极站出来,让我们的声音被听到,并比以往更有奉献的精神来强化国家和机构的完整性。

我相信我能为美国和世界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贡献的最好方式是继续保持作为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关注美国、台湾和对抗极权主义中共。今年稍早,我写了一篇特别有意义的评论文章,标题为“有灵魂的台湾”,发表在《大纪元时报》,并在台湾大学国际华语研习所网站上有专题报导。文章中,我写道:“台湾人民站在自由与极权对抗的前线,他们在这场对抗中的持续胜利,是世界未来希望的重要风向标。他们珍惜自己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世界各国和公民应该与他们站在一起捍卫这些价值观。”

台湾大学国际华语研习所(ICLP)网站上刊登了亚当‧莫隆的《有灵魂的台湾》。(Screenshot)

身为一个美国人,我把《有灵魂的台湾》中写的字字皆奉为圭臬,和我们的朋友,台湾人民,并肩站在同一阵线。

今年稍早,我回到台湾,成为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的成员,以记者身份,至今采访了来自美国、台湾等国家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政府高层官员、知名学者和优秀的作家。9月,我第三次获得美国国务院的语言研究奖学金,在继续发表文章的同时,也在台湾国立成功大学运用这项奖学金提升我的中文技巧。

虽然陶渊明故事中的桃花源在渔夫来访后就再也没有找到,但我找到了一条不同的路回到金门桃花源。这次我没有从杭州搭火车,或是从厦门坐渡轮寻求从极权主义中国得到喘息的机会,而是从台北坐火车,从台南搭飞机,站在民主的前线,捍卫我所居住的自由世界。

虽然我在这里是外国人,但金门人民比我尽一切想像的还要更为热情好客。在金门和烈屿闲逛了几天,我与一位金门当地作家交谈,他详细介绍了金门的历史和时事,并带我参观了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遗迹,介绍我认识其他居民,让我有机会采访金门重要的官员、政治家和学者。

在金门与其他记者会面后,大纪元相关企业新唐人电视台播出了关于我旅程的中文电视新闻报导。我在报导中指出,台湾在前线,与极权主义的中国遥相对望,保护着台湾人民和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我用中文说:“如果台湾这个国家还存在,全世界还有希望。”

美国人与台湾人民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透过继续支持台湾主权独立,才可以帮助美国对抗中国共产党为了干预美国而持续发动有计划且致命的战争,及坚守美国的民主灯塔,最终我们将获得胜利。我们和世界各地的盟友站在一起,我们有能力且必须打败中国共产党及其缓慢散播至世界的邪恶。

在第一次造访金门十年后,我发现自己正处于人生的另一个十字路口。我无法确定未来,但我得到的经验、知识和智慧让我相信我有能力塑造它。对于到目前为止寻得的美好和人生意义,我心怀感激,并抱着希望和决心展望未来。

我为国家、自由和我关心的人而战。

而且我知道,前线是我应该去的地方。

从飞机上拍摄的台湾金门。(Courtesy of Adam Molon)

原文:Dispatch From Quemoy: My Journey to the Front Lines of Freedom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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