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教授曝党史:红军筹款五招 绑票挖坟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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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6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净报导)中共官方一向标榜其党为“伟大、光荣、正确”,但根据近年披露出来的史料记载,中共的起家史是一部集邪恶之大全的历史,其邪恶程度令人发指。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陈铁健在近期的一次党史讲座中援引官方文件披露,早期的中共除了煽动农民仇恨地主之外,还总结了多个筹款招数,其中包括绑票,把有钱人家的子女抓来勒索,不赎就撕票;另外,把人家的祖坟掘开,把骨头拿出来,然后勒索赎金。

陈铁健:五四青年被苏俄欺骗 红军筹款五招

近日,在网络上一段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的党史讲座视频引发网民的关注和热议。

大纪元记者经网络检索发现,这段视频源于今年3月份发布在YouTube上的陈铁健教授的一个讲座,视频标题为“陈独秀与瞿秋白︰中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这也是陈铁健和唐宝林于2008年出版的著作书名。

陈铁健教授在这次讲座中纠正了中共的建党时间,不是官方所谓的1921年7月1日,而是1920年的8月。他说,陈独秀是建党第一人,当时他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党史把它叫作“上海发起组”。

他还提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他认为,这是让(中国)许多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转向的原因,陈独秀这一派激进的左倾的知识分子,包括瞿秋白、李大钊、鲁迅都转向了苏俄。

陈铁健教授表示,当时苏俄给人的印象非常好,苏俄1918年发表宣言,声称要废除沙俄时代侵略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把侵占中国的权益归还给中国。其实,苏俄这个诱人的宣言是个虚假的东西,后来都不认账了,说一套做一套,很多青年都被骗过去了。

陈铁健教授还提到陈独秀的晚年状况:他的思想有了巨大变化,那时他已经看到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一两千万人被镇压。1941年陈独秀对二战前景估计:如果将来英、美胜利,那中国人可能还会好一点,如果是俄、德、日胜利,世界就要倒退黑暗半个世纪。后来陈独秀头上被扣上九顶大帽子,包括汉奸、叛徒、反党、右倾机会主义等。

此外,这段视频引起网民关注和热议的部分是,陈铁健教授谈到的1930年代中共遭到国民政府“清党”和围剿后,中共使用土匪的谋财害命方式筹款。

陈铁健教授说:革命(暴动)失败以后,元气大伤,当时中国共产党首要的问题就是生存下去。我举个例子,广东的状况,我们从广东省委的文件,以及广东省委下属的地委、县委、特委的文件里边查到,当时共产党的状况极其严峻。它为了生存,为了得到金钱财物,广东省委总结了五个办法,一个叫“捐”,就是募捐;一个叫“勒”,就是勒索;一个叫“骗”;一个叫“绑”,它有个别称叫“抓猪”,就是绑票,把有钱人家的子女抓来,然后勒令你来赎,不赎我就撕票;另外,把人家的祖坟掘开,把骨头拿出来,然后勒令你来赎。

陈铁健教授认为,要发展流氓无产者入党,只有这些人才敢干这些事情。党为了生存,已经堕落到这种程度了。而且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提到:我们要挑拨、煽动农民对地主的仇恨,都是这样的词,这是白纸黑字啊。我们今天去看,在任何的社会里,这都是没法说的事情,但是在党史文件上就是这样,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经验。这是那一段历史的某个局部,甚至是全局的一个写照。

资料显示,陈铁健,1934年生于黑龙江安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和硕士通讯评论专家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

陈毅谈红军筹款:在地主房子贴条 不交罚款就烧房

根据史料记载,上述陈铁健教授提到的中共野蛮的筹款方式并非虚构。

2011年5月6日,中共《人民日报》官方网站刊文《陈毅述红军筹款秘诀:贴条子勒索豪绅 不给钱就烧房子》,这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1929年在上海向中共中央作的书面报告,报告原载1930年初《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后收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该报告称,1928年初,毛泽东发动的秋收暴动失败后,毛部逃到江西省井冈山地区。但由于国军不断围剿,红军给养困难,因此逃离了井冈山,四处游荡。每到一地,毛的红军都要张贴标语,宣传共产思想,同时向当地富户“筹款”。

由于红军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元左右维持生计,所以筹款方式主要有三种:一、城市筹款。红军每到一个城市或县城,就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洽),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按照陈毅的说辞是“红军每写信到邻县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二、勒索富户。如果没抓到富户或其家人,就估计其房屋价格并在其房屋上贴一张罚款的条子,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警告。据说,这个方法很有效,红军的经济大多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三是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其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

此外,奖励来报告富户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百分比例奖励他们。

中共树方志敏为“英雄” 背后却是敲诈勒索杀人成性

在2002年中共地方党委编纂的《芗江风云》一书中也记载了中共红军对商户、富户的勒索。

1932年红军东路军入闽,打进漳州后,红军负责筹款的毛泽覃提议按资金多少来定“捐款”数额,由商会评议,定出各途(行业)商户应“捐助”的数额,指派专人收集,每日集中点缴。筹款人员持红军发的证件上街,确保人身安全。“捐款”的商户,红军发凭证,上写“筹款交清,给予保护”八字,贴在店门口。此筹款方式被指与土匪、黑社会收取保护费并无两样。

中共红军除了“勒索”和收取保护费外,更为恶劣的是进行绑票。当年中共红军颁布的《筹款须知》中,有迅速捉人及宣传恐吓的秘诀:“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在周密调查结束后就要迅速捉人。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而部队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出发时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枪,分途出发。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捉了本人当然好,就是当家的独生子甚至家属以及走狗也都可以。”

“特别对其走狗(雇的工人、邻人等)、小孩、老人、妇女,按当地人情风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别被捉人的轻重,普通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子,且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对象。”

绑票后,中共催款的手段也是“贵乎厉辣”,“在必要时,没收一家的财物,烧一家的房子,或杀一个土豪”,“以及用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烧房经过宣传,拆开大门,倒洋油)等的阶段,每阶段中都可利用恐吓催缴。杀人也要经宣传、拟罪状、捆绑、写罪状、盖官印的几个阶段。”

中共绑票的一个典型代表正是被中共鼓吹为“英雄”的方志敏。他曾在1930年7月,领导红十军伪装成国军,洗劫了只有一个营守卫的瓷都景德镇,绑架了多名外国商人。在得到这些家人巨额“赠款”后才将其释放。当时著名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的家产被洗劫一空,邓本人因替被抢掠的受害者讨要财产,遭到红军枪杀。

而1931年中共在江西建立了以“武装保卫苏联”为方针的割据政权,方志敏出任“赣东北省”主席兼财政部长,筹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绑票勒索。他后来之所以被国民政府围剿并在逮捕后以“绑票杀人罪”处死,就是因为他绑架了美国传教士达能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在索要巨额赎金遭拒后,将夫妇俩砍头,而为他们说情的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人也被一起砍头。

另一个中共绑票典型代表是盘踞在湘鄂赣一带的黄公略,他与彭德怀在秋收暴动时,曾公开在湘东响应。台湾史料显示,黄公略在湘东二年,杀人不下五万,每攻破一座城,就尽掠富农商人小资产者而走,苛其刑罚,限期勒索,但无论是否收到赎金,人质都要被杀死。

如其在攻破长沙城时,抓了一个富户遗孀的儿子为质。黄公略令手下将其绑在堂前树上,用荆棘状的铅丝制成的鞭子鞭打他,还传令以十万为代价,款不到则鞭不停。富家子弟哀号不止,血流满地。他的母亲披散着头发四处奔走,用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勉强凑足了十万块送给黄公略赎子,但看到的却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富孀哀号一声气绝。

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

据《九评共产党》一书记载,当年中共红军搞武装割据,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

《九评共产党》一书总结了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完善着它“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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