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怎么教太子平天下?(7)

——《帝范》初学
作者:薛驰
唐太宗画像,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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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纳谏第五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鼗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雍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

对一般人而言,听得进别人的劝说,也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从古流行到今。对人君而言,因其握有至高的权力,也同有七情六欲,纳谏就更形重要、也更难得。

中国史书向来重纳谏,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记载的都很多。太宗熟读史书,以史为鉴,颇有心得。文中“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一句,就用了四个典故。

第一,“折槛”。汉成帝时,有个朱云,少时游侠,40岁时却开始读书了,成为博士,为槐里令。他认为安昌侯张禹尸位素餐,当着公卿的面,对皇帝说“臣愿赐尚方斩马,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余。”皇上以张禹为师,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当即御史上前将朱云架出去要斩首。朱云用手攀住大殿的门槛,竟将门槛折断。朱云大呼道:“我能像从前的忠臣龙逢和比干那样死去,已经很满足了。但不知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在这危急关头,左将军辛庆忌力劝,叩头流血。皇上的怒气消解了,也就原谅了朱云。后来修理大殿门槛,皇上说:“不要更换,就把这根坏的留着,以表彰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汉书‧朱云传》)

第二,“怀疏”。(“怀疏”疑是“坏旒”的刻版错误〔注〕)战国时,魏文侯曾得意忘形地说:“我的话,谁也不敢违抗。”当时,乐师师经,在一旁鼓瑟。他认为魏文侯的话狂妄而不合君体,便用瑟投他,没有投中,却撞坏了他礼帽上的垂旒(坏旒)。魏文侯打算处分师经,师经说:“尧舜之君,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君,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魏文侯闻言省悟了,便不处分他,并且也不修补垂旒玉串了,以做鉴戒之用。(《说苑‧君道》)

第三,“引裾”。魏文帝曹丕曾决定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去充实河南,侍中辛毗,以为不可行,便当面进谏,曹丕不耐烦,站起来要走,辛毗便上前 “引其裾”(拉住衣服)。曹丕奋力一扯,挣脱辛毗而去,过了好半天才出来,说道:“你为什么逼得我这么紧呢?”辛毗说:“如果现在迁徙人口,老百姓既有怨言,又无法解决粮食问题。”皇帝终于听从了辛毗的劝诫,只迁徙了一半人口。(《三国志‧辛毗传》)

第四,“却坐”。慎夫人受宠于汉文帝,常和窦皇后在宫中同席而坐。一天文帝到上林苑游玩,布置坐席时,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往后拉,不让其与文帝、窦皇后坐在一起。慎夫人很恼火,不肯坐,文帝也很生气,离席而去。袁盎去拜见文帝说:我听说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如今陛下已经确定了皇后,慎夫人只是个妾,妾和主上怎么可以同席而坐呢!再说如果陛下宠爱她,可以厚厚地赏赐她,而现今陛下所做的,其实恰好成了祸害她的根由。袁盎还提醒文帝,不要忘了高祖宠爱的戚夫人被吕太后虐杀,变成“人彘”的事情。文帝这才息怒,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了慎夫人。慎夫人恍然大悟,赐给袁盎金五十斤。(《汉书‧袁盎传》)

图为《宋人却坐图》。(公有领域)

太宗引用这四个典故,是要太子正面领悟纳谏的意义。太宗自身在纳谏方面,可谓古今典范,备受称颂,本文也多有引述,这里就不举例了。

那么,太宗为什么能纳谏呢?这不能不归因于太宗之修身。《道德经》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在太宗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其一,“人贵有自知之明”。《贞观政要‧政体》记载:太宗从小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能识别弓箭好坏,但他认为的十几把上好的弓箭,都被弓箭师傅说不好。太宗由此领悟出很多道理:我用过的弓箭非常多,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而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要领岂不是懂得的更少?”因此广访群臣。(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其二,克己。孔子说“克己复礼曰仁”。太宗“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克制自己的脾气和私欲。怎么克己呢?魏徵《谏太宗十思疏》说得非常明确:“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遇其所好,则思知足;要修建什么,则思百姓生活是否安定;想到高处不胜寒,就要谦虚并加强自己的修养;担心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就应有江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喜欢游乐,就要严格按照国君一年打猎三次的规定;害怕自己懈怠,就应慎始慎终;忧虑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虚心纳谏;害怕谗言和邪恶,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赏赐,则思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乱赏;施行刑罚,则思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怒气而滥用。)而太宗也“诚能”克己虚怀,从而成就了求谏纳谏的千古佳话。

历史学家们有个共识:唐宋以后的皇帝制度尽管仍然在继续发展,遗憾的是,却注重在如何控制臣下的方面,而不是如何约束皇帝的一面!诸如宋太宗、明太祖,无不在驾驭之术上处心积虑。相反,贞观一朝,君臣论治,重心不是如何驾驭臣下,而是如何约束皇帝,如何进谏纳谏!这正是太宗的高明之处,也是太宗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政治遗产。

最后要指出的是,以太宗之圣明,纳谏仍是一个“动心忍性”的过程,是其修身、“苦其心志”的一个重要方面,极不容易。

太宗也有一时糊涂。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病逝,太宗非常伤心,为此废朝五天,追赠魏徵为司空,谥号“文贞”并亲自刻书碑文。这让一些大臣们嫉妒之心顿起,纷纷向太宗说魏徵的坏话;此时,恰恰魏徵推荐的侯君集、杜正伦都犯法,一个被杀一个被罢免,这让太宗也开始怀疑魏徵的忠贞了,于是取消了已经订好的公主与魏徵之子的婚约,还派人把自己为魏徵书写的碑文给砸了个粉碎。

不过,太宗毕竟是圣明之君。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句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肯定会劝阻我这一行为啊!”于是马上派使者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把两年前砸碎的石碑又立了起来。

从立碑、砸碑到复立碑,可见人君修身之艰难。而太宗之被称为千古一帝,不是因为他圣明到不会犯错误,而是因为他终能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

唐代早朝。图为《清陈士倌圣帝明王善端录册‧唐太宗三》(公有领域)

太宗一生,胸怀坦荡,虚心纳谏、有错就改,从善如流。贞观一朝,大体如“纳谏篇”中所说:“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

这也在无形中教育了太子。《贞观政要‧纳谏》记载:太宗有一天对穆裕大为恼火,要杀他。当时高宗为皇太子,不惜冒犯,前去求情,太宗的怒气才消退。司徒长孙无忌说:自古以来,太子进谏总是找适当的机会说,今天陛下大发天威,太子却能犯颜进谏,这是古今没有的。太宗说:人在一起相处,自然会相互染上一种习气。皇太子小时候常见我听到进谏心情很愉悦,因此养成喜欢纳谏、进谏的习性,所以才有今日之事。(太宗尝怒苑西监穆裕,命于朝堂斩之。时高宗为皇太子,遽犯颜进谏,太宗意乃解。司徒长孙无忌曰:“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说谏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谏。”)

纳谏一篇,非独为教太子而作,实太宗身体力行者也。

附录:“纳谏第五”大意

做君主的,居住于深宫,与民隔绝,不能看到天下所有的东西,不能听到天下所有的声音,于是惟恐自己有过失而不能听到,自己有缺失而不能及时补救,因此,设立了“煊”和“谤木”,以能够听取正确的意见和谋略。侧耳倾听,虚心纳谏,是期待忠信正直之辞。如果他说的话有道理,即便是草民奴仆,也不能因他地位低下而不去听他的话;如果他说的话没有道理,即便他是王侯卿相,也不能因他出身高贵就采纳他的意见。如果一个人所说的要义值得借鉴,那么就不必要求他的辩辞;如果他说的事理可以采用,也不必要求他的文采。至于像朱云折断门槛那样的进谏,要表扬他们来引以为戒;像辛毗离座扯住衣服那样的进谏,要彰显他们的品行来审查自己的过错。所以说忠诚正直的臣子竭尽其心,有谋略的臣子尽献其良策,大臣对君主就没有隔阂的情形,君主对下臣就能普遍了解知晓。

而那些昏庸的君主就不这样做,如果有人对他的过失进行劝谏的,他就以他的威势来拒谏,对于说服他的人,就对他进行治罪。这样一来,大官爱惜官位俸禄而不去进谏,小官畏惧引来杀身之祸而不敢说话。昏庸的君主放纵暴虐之心,穷奢极欲,自己蒙蔽了自己,从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还以为自己的德行超过了三皇,才能超过了五帝,以至于因此身死国灭,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的吗?这就是拒绝接受劝谏造成的恶果。@*#

注:承读者查阅《四库全书》《帝范》卷二原文扫描版,发现清朝的编修官员留下这样一段话“按怀疏疏字疑误”。因而“怀疏”疑为“坏旒”刻版之误。

责任编辑:林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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