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怎麼教太子平天下?(7)

——《帝範》初學
作者:薛馳
唐太宗畫像,絹本設色,北京故宮南薰殿舊藏,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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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納諫第五

夫王者,高居深視,虧聽阻明,恐有過而不聞,懼有闕而莫補,所以設鞀樹木、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佇忠正之說。言之而是,雖在僕隸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義可觀,不責其辯;其理可用,不責其文。至若折檻懷疏,標之以作戒;引裾卻坐,顯之以自非。故云忠者瀝其心,智者盡其策,臣無隔情於上,君能遍照於下。昏主則不然,說者拒之以威,勸者窮之以罪。大臣惜祿而莫諫,小臣畏誅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極荒淫之志,其為雍塞,無由自知,以為德超三皇、材過五帝,至於身亡國滅,豈不悲哉!此拒諫之惡也。

對一般人而言,聽得進別人的勸說,也並不總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這句話從古流行到今。對人君而言,因其握有至高的權力,也同有七情六慾,納諫就更形重要、也更難得。

中國史書向來重納諫,正反兩方面的事例記載的都很多。太宗熟讀史書,以史為鑑,頗有心得。文中「至若折檻懷疏,標之以作戒;引裾卻坐,顯之以自非」一句,就用了四個典故。

第一,「折檻」。漢成帝時,有個朱雲,少時遊俠,40歲時卻開始讀書了,成為博士,為槐里令。他認為安昌侯張禹尸位素餐,當著公卿的面,對皇帝說「臣願賜尚方斬馬,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皇上以張禹為師,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當即御史上前將朱雲架出去要斬首。朱雲用手攀住大殿的門檻,竟將門檻折斷。朱雲大呼道:「我能像從前的忠臣龍逢和比干那樣死去,已經很滿足了。但不知國家的命運將會如何?」在這危急關頭,左將軍辛慶忌力勸,叩頭流血。皇上的怒氣消解了,也就原諒了朱雲。後來修理大殿門檻,皇上說:「不要更換,就把這根壞的留著,以表彰那些敢於犯顏直諫的大臣。」(《漢書‧朱雲傳》)

第二,「懷疏」。(「懷疏」疑是「壞旒」的刻版錯誤〔註〕)戰國時,魏文侯曾得意忘形地說:「我的話,誰也不敢違抗。」當時,樂師師經,在一旁鼓瑟。他認為魏文侯的話狂妄而不合君體,便用瑟投他,沒有投中,卻撞壞了他禮帽上的垂旒(壞旒)。魏文侯打算處分師經,師經說:「堯舜之君,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君,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魏文侯聞言省悟了,便不處分他,並且也不修補垂旒玉串了,以做鑑戒之用。(《說苑‧君道》)

第三,「引裾」。魏文帝曹丕曾決定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去充實河南,侍中辛毗,以為不可行,便當面進諫,曹丕不耐煩,站起來要走,辛毗便上前 「引其裾」(拉住衣服)。曹丕奮力一扯,掙脫辛毗而去,過了好半天才出來,說道:「你為什麼逼得我這麼緊呢?」辛毗說:「如果現在遷徙人口,老百姓既有怨言,又無法解決糧食問題。」皇帝終於聽從了辛毗的勸誡,只遷徙了一半人口。(《三國志‧辛毗傳》)

第四,「卻坐」。慎夫人受寵於漢文帝,常和竇皇后在宮中同席而坐。一天文帝到上林苑遊玩,布置坐席時,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往後拉,不讓其與文帝、竇皇后坐在一起。慎夫人很惱火,不肯坐,文帝也很生氣,離席而去。袁盎去拜見文帝說:我聽說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如今陛下已經確定了皇后,慎夫人只是個妾,妾和主上怎麼可以同席而坐呢!再說如果陛下寵愛她,可以厚厚地賞賜她,而現今陛下所做的,其實恰好成了禍害她的根由。袁盎還提醒文帝,不要忘了高祖寵愛的戚夫人被呂太后虐殺,變成「人彘」的事情。文帝這才息怒,把事情的緣由告訴了慎夫人。慎夫人恍然大悟,賜給袁盎金五十斤。(《漢書‧袁盎傳》)

圖為《宋人卻坐圖》。(公有領域)

太宗引用這四個典故,是要太子正面領悟納諫的意義。太宗自身在納諫方面,可謂古今典範,備受稱頌,本文也多有引述,這裡就不舉例了。

那麼,太宗為什麼能納諫呢?這不能不歸因於太宗之修身。《道德經》講「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這在太宗身上表現得尤其突出。

其一,「人貴有自知之明」。《貞觀政要‧政體》記載:太宗從小喜歡張弓射箭,自以為能識別弓箭好壞,但他認為的十幾把上好的弓箭,都被弓箭師傅說不好。太宗由此領悟出很多道理:我用過的弓箭非常多,尚且不懂得識別弓箭的要領;而我得到天下的時間還很短,對於治理國家的要領豈不是懂得的更少?」因此廣訪群臣。(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其二,克己。孔子說「克己復禮曰仁」。太宗「以欲從人,不可以人從欲」,克制自己的脾氣和私慾。怎麼克己呢?魏徵《諫太宗十思疏》說得非常明確:「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遇其所好,則思知足;要修建什麼,則思百姓生活是否安定;想到高處不勝寒,就要謙虛並加強自己的修養;擔心驕傲自滿會招來損失,就應有江海容納百川的度量;喜歡遊樂,就要嚴格按照國君一年打獵三次的規定;害怕自己懈怠,就應慎始慎終;憂慮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虛心納諫;害怕讒言和邪惡,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賞賜,則思不要因為個人的喜好亂賞;施行刑罰,則思不要因為自己一時怒氣而濫用。)而太宗也「誠能」克己虛懷,從而成就了求諫納諫的千古佳話。

歷史學家們有個共識:唐宋以後的皇帝制度儘管仍然在繼續發展,遺憾的是,卻注重在如何控制臣下的方面,而不是如何約束皇帝的一面!諸如宋太宗、明太祖,無不在駕馭之術上處心積慮。相反,貞觀一朝,君臣論治,重心不是如何駕馭臣下,而是如何約束皇帝,如何進諫納諫!這正是太宗的高明之處,也是太宗留給後人的一份珍貴政治遺產。

最後要指出的是,以太宗之聖明,納諫仍是一個「動心忍性」的過程,是其修身、「苦其心志」的一個重要方面,極不容易。

太宗也有一時糊塗。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徵病逝,太宗非常傷心,為此廢朝五天,追贈魏徵為司空,諡號「文貞」並親自刻書碑文。這讓一些大臣們嫉妒之心頓起,紛紛向太宗說魏徵的壞話;此時,恰恰魏徵推薦的侯君集、杜正倫都犯法,一個被殺一個被罷免,這讓太宗也開始懷疑魏徵的忠貞了,於是取消了已經訂好的公主與魏徵之子的婚約,還派人把自己為魏徵書寫的碑文給砸了個粉碎。

不過,太宗畢竟是聖明之君。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句麗,戰士死傷數千人,戰馬損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這一舉動,不禁慨然嘆息說:「魏徵若在,肯定會勸阻我這一行為啊!」於是馬上派使者以少牢之禮祭祀魏徵,把兩年前砸碎的石碑又立了起來。

從立碑、砸碑到復立碑,可見人君修身之艱難。而太宗之被稱為千古一帝,不是因為他聖明到不會犯錯誤,而是因為他終能認識、改正自己的錯誤。

唐代早朝。圖為《清陳士倌聖帝明王善端錄冊‧唐太宗三》(公有領域)

太宗一生,胸懷坦蕩,虛心納諫、有錯就改,從善如流。貞觀一朝,大體如「納諫篇」中所說:「忠者瀝其心,智者盡其策,臣無隔情於上,君能遍照於下。」

這也在無形中教育了太子。《貞觀政要‧納諫》記載:太宗有一天對穆裕大為惱火,要殺他。當時高宗為皇太子,不惜冒犯,前去求情,太宗的怒氣才消退。司徒長孫無忌說:自古以來,太子進諫總是找適當的機會說,今天陛下大發天威,太子卻能犯顏進諫,這是古今沒有的。太宗說:人在一起相處,自然會相互染上一種習氣。皇太子小時候常見我聽到進諫心情很愉悅,因此養成喜歡納諫、進諫的習性,所以才有今日之事。(太宗嘗怒苑西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時高宗為皇太子,遽犯顏進諫,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間從容而言。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

納諫一篇,非獨為教太子而作,實太宗身體力行者也。

附錄:「納諫第五」大意

做君主的,居住於深宮,與民隔絕,不能看到天下所有的東西,不能聽到天下所有的聲音,於是惟恐自己有過失而不能聽到,自己有缺失而不能及時補救,因此,設立了「煊」和「謗木」,以能夠聽取正確的意見和謀略。側耳傾聽,虛心納諫,是期待忠信正直之辭。如果他說的話有道理,即便是草民奴僕,也不能因他地位低下而不去聽他的話;如果他說的話沒有道理,即便他是王侯卿相,也不能因他出身高貴就採納他的意見。如果一個人所說的要義值得借鑑,那麼就不必要求他的辯辭;如果他說的事理可以採用,也不必要求他的文采。至於像朱雲折斷門檻那樣的進諫,要表揚他們來引以為戒;像辛毗離座扯住衣服那樣的進諫,要彰顯他們的品行來審查自己的過錯。所以說忠誠正直的臣子竭盡其心,有謀略的臣子盡獻其良策,大臣對君主就沒有隔閡的情形,君主對下臣就能普遍了解知曉。

而那些昏庸的君主就不這樣做,如果有人對他的過失進行勸諫的,他就以他的威勢來拒諫,對於說服他的人,就對他進行治罪。這樣一來,大官愛惜官位俸祿而不去進諫,小官畏懼引來殺身之禍而不敢說話。昏庸的君主放縱暴虐之心,窮奢極欲,自己蒙蔽了自己,從而看不到自己的過失,還以為自己的德行超過了三皇,才能超過了五帝,以至於因此身死國滅,這難道不是非常可悲的嗎?這就是拒絕接受勸諫造成的惡果。@*#

註:承讀者查閱《四庫全書》《帝範》卷二原文掃描版,發現清朝的編修官員留下這樣一段話「按懷疏疏字疑誤」。因而「懷疏」疑為「壞旒」刻版之誤。

責任編輯:林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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