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遇罗文揭文革:红二代打死人没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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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9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李韵采访报导)中共十年文革初期,“红卫兵”在毛泽东怂恿下进行的杀戮行为令人发指。作家遇罗文揭露,北京各个学校私设刑讯室,一所中学刑讯室的墙上,用被打人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而当时打人的多是红二代,他们几乎没人受到惩罚。

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于2021年8月29日去世。他曾说,要活到杀害他夫人的凶手被惩治,但终究没等到那一天。

9月1日,旅美作家遇罗文对《大纪元》说,文革中最先能够参加红卫兵的都是中共高官子女,而这些打死人的红二代,几乎没有一个人受到处罚。

他说:“1966年8月初,中国各个地方开始打人,学校的老师和校长被打,我见得太多。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书记,被打得更厉害,主要还不是在我们学校被打,是送到其它学校或者一个区域被批斗。往往是在其它地方被打死的。”

“因为其它学校不认识这个校长,所以对他下手一点都不留情。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学校的书记,他在别的学校被打以后,又送回我们学校来了。”

遇罗文说,“因为当时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有问题的这些人,都不许离开学校,所以被斗完后,会送回学校,我看着他躺在厕所里,当时可能他想上厕所的时候昏倒了,因为他被打得很厉害,躺在小便池的旁边。”

“我们也没有人敢去扶他,因为我们不懂救护的知识,而且害怕去帮他,会被认为你是在同情他,这样的话你也很危险。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也很危险。因为下一个挨斗的可能就是你,你同情他,挨斗的就是你。”

红卫兵成立屠宰场杀黑五类

遇罗文透露,“我们学校还有别的老师挨打,从社会上弄来很多人,私设刑讯室专门打这些老师。打得很厉害,等到打完送走的时候,都分不出男女,因为他从头到脚都打肿了,惨不忍睹。然后再送到北京吉祥剧院。”

“吉祥剧院是北京西城区的红卫兵纠察队成立的一个屠宰场,送到那里的人,几乎没有人能活着出来的,在里面的人都被酷刑折磨致死。”遇罗文说,“送到那里的大部分是所谓的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女。”

“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出身问题被以小偷、流氓为名抓捕,抓去各个学校批斗。像我们北京六十五中(育英中学),属于比较文明一点的高中,不忍心把人打死。所以就把人送到吉祥剧院,送到那里就会被打死。”

学校私设刑讯室 用鲜血写“红色恐怖万岁”

遇罗文说,“我们后来创办了《中学文革报》,专门搜集这些遭迫害的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很多令人发指的事,比如,北京南八中、南六中,都是打死人比较有名的学校,还有好多不知名的学校,也没少打死人。而且学校里面都私设了刑讯室。”

“北京南六中在天安门附近,学校里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刑讯室,像仓库一样,墙上用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这血哪来的呢?这鲜血都是被打的人流出的血。这个学校打死了很多人。”

遇罗文说,“打死人最多的是吉祥剧院,干这些事的人,都是比较高层的红二代。他们现在掌握着中国政治大权。他们很多人不敢出头露面,因为他们都有血债,如果出头露面被人肉搜索的话,有可能被追究责任,有可能影响跟国际上的交往。”

“文革打人的红二代,几乎没有遭到惩罚的。因为早先能参加红卫兵的都是红二代,所以打人的大部分都是红二代,这些人一个都没有受到处罚。”遇罗文强调。

红卫兵在毛的鼓动下开始屠杀

红卫兵组织最早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6年5月29日成立,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此后迅速遍及全国。

同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中共上将宋任穷之女、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中共二号人物林彪讲话中高度赞扬红卫兵的所作所为,红卫兵受到鼓舞,在各地进行大屠杀,同时展开所谓的“破四旧”。

8月22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反对干涉学生文革、支持红卫兵运动。

遇罗文说,“红卫兵最初是在学校里边打人,打老师,打校长这些人。这个过程把老师、校长都打完了,没人可打了,他们就到社会上去打所谓的黑五类。”

“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

“谁是黑五类?这些红卫兵是怎么知道的?”遇罗文说,都是当地派出所和街道提供给他们的名单,而北京崇文区一带黑五类比较多,因为很多清朝达官贵人的后代集中在那一带,所以那块黑五类数量的占比较大。

红卫兵在崇文区大规模屠杀

8月25日,北京数千名红卫兵在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开展为期7天的“榄杆市事件”中,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红卫兵将其称为“榄杆市前洒碧血”。

遇罗文说,“当时红卫兵查抄居民李文波的家,编造李文波要杀红卫兵的谎言,李文波当场被红卫兵打死,李夫人刘文秀被关押。数日后,周恩来主持的公审大会上,宣判刘文秀和已经被打死的李文波死刑。”

“原因是全市的红卫兵连续多日集聚到崇文区抗议,崇文区死难者特别多。李文波的子女没在家,所以幸免于难。”

遇罗文称:“后来李文波的儿子李玉海对我说,当时他被关进了崇文区看守所,头一天,院子里还没尸体,第二天,他转移到另一个看守所的时候,诺大的操场上堆满了男女老少的尸体,最少也有三百到五百具尸体。”

“所以当时北京市死的人实在太多了,官方公布的数据,说北京在‘红八月’被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这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大兴县大屠杀 22户人家死绝

遇罗文说,“我后来在北京做了一个大兴屠杀调查,1966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召集大兴县各个公社的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叫他们回去赶快消灭掉黑五类。”

会议之后大兴县各地开始打人,把黑五类剥光衣服打,还打他们的子女,打死很多人。仅在8月27日至9月1日,几天之内,大兴县打死380多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28天,有22户人家死绝。

据官方数据,仅在1966年8至9月间,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至少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

北京“红八月”屠杀中,红卫兵的杀戮方式包括用钝器打死、勒死、用铜头皮带抽死、踩死、开水烫死等。而在大兴县的杀人方式包括用棍棒打死、用铡刀铡死、用绳子勒死,对婴幼儿除了摔死外,还踩住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

“红八月”北京郊区死的人更多

遇罗文说,“红八月”北京郊区死的人更多,因为郊区农民都是农村的,在农村如果你家是黑五类,就连你的侄儿侄女都要被打死,有的子女到城里边去工作或者上学去了,给他发电报,或者想办法给他骗回来,然后把他打死。

“打死手段都非常残酷,丧失人性,比如,活埋什么的,反正都不是让你很痛快地死掉,都是让你受尽了酷刑才死。”

遇罗文表示:“红卫兵就是杀人取乐。比方有母女俩被抓进来,当着母亲的面,先打她的孩子,让母亲看着都疯掉了,这时候再把母亲打死,以杀人取乐,比国际公认的反人类罪行更丧失人性。”

“文革十年浩劫”是由毛泽东1966年发起、以清除中共党内异己为目的的政治运动 ,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浩劫和灾难。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党史研究室等四部门合编的报告说,在文革期间有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23万7千余人死亡,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被毁。

遇罗文是文革中遇难的知识份子遇罗克的弟弟,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遇罗文利用他在北京大兴工作时积攒的人脉,搜集文革时北京大兴屠杀事件资料,写成《大兴屠杀调查》一书。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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