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2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夏雨综合报导）上周，中共仓促放松清零政策，导致全国COVID-19病例激增，人民慌乱抢购药物，中国经济前景不确定。面对防疫急转弯造成的一团乱象，二十大后最新中共领导班子，无一人出来发声，引发外界关注。
中共自推行清零政策三年来，习近平将自己个人声望押在该政策上；现在，随着当局迅速取消该策略，中共官媒敦促公民个人在疫情大规模爆发期间“对自己健康负主要责任”，习近平本人一直对这一政策急转弯保持沉默。他尚未发表任何可以被解读为承认对政策重新思考的言论。
事实上，习近平两个月前任命的共产党领导层中，没有一个人公开表态要对清零政策做出调整。只有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现已离开政治局——在12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抗击疫情正处于一个新阶段。”
中共高层集体沉默会带来自身风险
彭博社报导，最高领导人没有发表评论，这凸显推翻与中共领导人密切相关决定的敏感性。
私募股权公司Kaiyuan Capital董事总经理布洛克‧希尔沃斯（Brock Silvers）对彭博社表示：“习近平显然是在通过与新的COVID政策保持公开距离来对冲他的风险。”
中共政治局在12月6日的会议后表示希望“推动经济全面改善”，但声明没有提及“动态清零”。
随后，中共总理李克强对来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说，“开放的中国欢迎四面八方的客人”。彭博社认为，这是对政策变化的微妙承认，尽管李克强是一名不再担任政治局委员并即将退休的中共高官。
彭博社认为，避谈清零政策转变会带来自身风险，缺乏中共高层的明确支持，可能会加剧人们对更多突然变化的担忧，并阻碍扭转经济放缓所需的投资决策。中共地方官员在做出可能引发高层报复政策决定时可能会更加谨慎。
“如果政策制定者没有发出明确信息，那么放松将持续多久，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莫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研究员Weifeng Zhong对彭博社说，“这种不确定性无疑会在未来几个月限制经济活动，即使政府有意迅速恢复（经济）。”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兼职副教授林方源（Jeremy Lim）对彭博社表示，（中共）突然的政策变化还可能削弱公众信心，并引发错误信息和阴谋论。
林说：“总的来说，从清零过渡到与病毒共存的明确计划，包括里程碑、粗略的时间表以及资源的部署方式，提前公开分享，将非常有帮助。”“政策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但人们确实需要时间来适应新情况并改变他们的行为。”
中国2023年经济前景黯淡
除了三年清零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还受到房地产市场放缓以及海外市场对中国出口商品需求减弱的困扰。
自12月7日北京宣布放松清零的重大转变以来，主要股票的基准沪深300指数几乎没有变化。中国的经济活动在前几周恶化。
根据对居民的采访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讨论，感染了病毒的配送员被禁止上路，配送服务运力严重不足。北京的食品和杂货配送服务陷入停滞，因为越来越多的司机感染病毒，导致运力不足。
“实际上，即使我们假设COVID完全结束，中国2023年的（经济）前景也很黯淡。”希尔沃斯说。
美联社报导，周四，北京市中心基本空无一人，那些仍然营业或没有大幅缩短营业时间的企业和餐馆几乎没有顾客。空荡荡的街道既反映出许多生病的人待在家里，也反映出其他人不想冒险，以避免被感染。
上个月中国失业率进一步恶化，农民工等弱势工人在经济低迷中受到的打击更大。中共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农民工失业率从10月份的5.5%跃升至6%，而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仍保持在17.1%高位。从全国来看，11月份城镇失业率升至5.7%，为5月份上海封城以来最高水平。
春运或是超级传播者事件
中共官方通报的疫情数据引发外界广泛质疑。但社交媒体帖子、企业倒闭和其它轶事证据表明，有大量人被病毒感染。在北京和其它地方，感冒药和检测试剂盒很抢手，一些医院工作人员待在家里，而其他人则在被感染后被要求继续工作。
与此同时，随着人们上网分享可疑的“疗法”，各种日常用品的销量猛增。被视为特别有营养的黄桃罐头抢购一空，促使最大的生产商之一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黄桃罐头不是药，供应充足。
美联社报导，耶鲁大学全球健康专家陈曦（Xi Chen）表示，现在判断病例何时达到顶峰还为时过早。陈说，一月份的中国新年，届时数以百万计的人出门探亲，预计将带来另一个挑战。
“我担心这可能是一个超级传播者事件。”他说。
陈说，冬季也是放松限制的艰难时期，因为病毒更容易传播。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政治方面的教授Vivian Zhan对彭博社说，高级官员沉默可能是因为“现在宣布结束清零政策还为时过早且具有政治风险，这限制了政府在有需要时再次加强控制的政策空间”。
无论哪种方式，鉴于公众的强烈抗议迫使政府放弃清零政策，中共政府可能面临更多的抗议活动。Zhong对彭博社说，当出现另一场公共危机和政策管理不善时，不服从和动乱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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