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1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王亦笑德国报导）“验孕棒意味着可能有新的生命将要诞生，但包装验孕棒的人却挣扎在生死边缘。”一盒小小验孕棒带来的巨大反差，让作家阿梅利亚·庞（Amelia Pang）感到震惊和错愕。人们正是在验孕棒包装盒里发现了来自中国监狱的求救信，经过几年的发酵，这看似微弱的SOS信号，最终形成巨大推动力，推动人们关注中国到底发生着什么。
事情要追溯到2015年，巴黎街头，普通的午后。两位女士走进药店，挑选了一盒最便宜的验孕棒，只要1欧元多。她们回家打开包装后，却惊讶地发现里面有一封SOS求救信：“亲爱的朋友，你们知道吗，当你们过着平静的生活时，天津的中国囚犯每天要工作12到15个小时……他们吃不饱饭，却必须不停的工作……我很想实名揭露这一切，但这样做会有生命危险。请帮助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落款：来自中国天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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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德法公共电视台arte的最新纪录片《强迫劳动——来自中国的求救》（Zwangsarbeit – SOS aus China）的片头，纪录片由此展开，探寻求救信号背后的真相。
曾经的囚犯 中共监狱见证者
罗马尼亚人马吕斯·巴洛（Marius Balo）是一名英语教师，因被指控犯有商业欺诈罪，从2014年到2022年被关押在上海青浦监狱。巴洛在纪录片中说，“我在那里整整待了八年，2922天。”令他无比惊讶的是，当他到达监狱后，中共警察非常明确地对他说，“现在你不再是人了！”
他表示，“读到这封（求救）信，我很难过，因为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眼前浮现出他所经历的一切，我能感受到他的绝望。” “在监狱里，你会被逼到生存的极限，逼到疯狂的边缘。” “强迫劳动、酷刑、虐杀，这些事每天都在（中共监狱里）发生。人们需要了解这些。我们越早了解这一点就越好。”
英国人彼得·汉弗莱（Peter Humphrey）在2013–2015年期间同样被关押在上海青浦监狱。此前他代表西方公司在中国工作，任务是在现场仔细检查合作伙伴的可靠性，就是所谓的尽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汉弗莱对一名中共党员产生了过多的兴趣。很快，他和妻子被捕。电视上还播放了审判过程。
“我被带到监狱，凌晨三点左右被扔进一间牢房。牢房里灯火通明，有12名囚犯睡在地板上。那是一种冲击，一种创伤。直到今天，我还能回想起走进牢房的那一刻。那是一种恐怖。”汉弗莱回忆道。
“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囚犯。没有一个人得到公正透明的审判。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人们未经正当程序被监禁，还受到虐待并被强迫劳动。”他说，“在监狱里，我看到了H&M、C&A和3M的产品。”
沈栋（Desmond Shum）和妻子段伟红（Whitney Duan）曾经在北京呼风唤雨，游走于高层权贵之间，为温家宝夫人出谋划策。后来，他们沦为中共官员的“弃子”，段伟红和他们团队中的三个人就此失踪，就消失在街头，消失得无影无踪。
沈栋在纪录片中说，“我也曾利用自己的关系和接近（中共）政治权力的机会发财致富。有些人与中国监狱系统关系密切，并从中谋取私利。”
中国民运人士陈破空于1993年逃亡美国，他是第一位揭露中国囚犯为外国公司工作的人。他在纪录片中说，“我们不得不制作人造花，上面沾满了我们的鲜血。” “我们有两项任务。白天，我们必须把石头装上船。晚上，我们至少要花六个小时制作人造花。” “有一次，石头掉下来砸死了人。一些囚犯被殴打致死。我活了下来。我发现，有些产品是要出口的。这让我又伤心又愤怒。我决定将此事公之于众。国际社会应该知道，我们因为他们的产品而遭受的苦难。”
在陈破空的支持下，作家阿梅利亚·庞（Amelia Pang）于2019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共监狱强迫劳动的书《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她假扮成一名女商人，走访了几所中国监狱。她在纪录片中说，“我惊讶地发现，那里（监狱）生产的产品多种多样。从没有人真正需要的人造花，到生活必需的医药产品，应有尽有。我发现，那里的人甚至在为苹果和亚马逊等国际大品牌工作。”
疫情期间 口罩里的求救信横空出世
就在人们探寻验孕棒里求救信的真相时，另一封求救信横空出世。住在罗马的弗拉维奥·拉维罗（Flavio Laverro）在快递公司工作。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他从当地一家药店买了一包20个口罩。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小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请勿使用，请去国际组织，上帝保佑你……
这张小纸条被寄给了一位此前在天津一所监狱服刑的中共政治犯，他看过后回信分析道：“这个服刑者应该是在从事药品包装产业的一个最后环节，因为天津有很多制药厂，我当年被关押的天津看守所的一个同监室的号长，就是一个药企的大老板。因为监狱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很多产品的包装环节都会安排服刑人员来做，我此前所在的临沂监狱，其中的一个工作内容是为向欧洲出口的一次性手套做折叠、包装工作。”
“同时，这个人是用英文写成的，他应该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士，如果他是一位被世界关注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不太可能被安排做这种工作。根据我的判断，他很可能是法轮功修炼者，因为这些人很少被关注，又被强迫从事繁杂的劳动。”
“这些包装工作，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如果被安排了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就会变成异常痛苦的工作，慢慢的人就成了机器，反应机械而且迟钝。每个人都是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他们必须从早劳作到晚，几乎无法休息。”
疫情期间的大量产品，包括口罩、手套、病毒测试产品等，都与中共监狱里的“生产”有关。纪录片追踪这些来自天津的产品，最终发现了一个中国批发商的网站：Recare公司（中国天津瑞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而这家位于天津的公司恰好生产 Serenitest等产品，Serenitest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验孕棒之一，在法国近8000家药店和全球30个国家都有销售。这也正是发现中国求救信的验孕棒产品。
该验孕棒包装上的公司名称是BCT（BCT System Company Limited）有限公司，官方地址在深圳，而Recare公司的地址在天津。但实地探访后，发现这些地址都是假的。
在BCT的网站上，中共前卫生部长钱信忠被列为赞助人，他还曾是中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确保数百万妇女绝育并被迫堕胎。钱信忠是唯一一位在该网站上被提到名字的中共政要。然而，他十多年前就去世了。
在纪录片中，一位曾在中共监狱服刑的匿名者表示，他丝毫不为此感到惊讶，在中国经商，包括运行“监狱企业”，就必须与政治权力挂钩。
该匿名者披露，“我们从未（在监狱里）生产过完整的产品。同样的工作我们至少要做一个月，但我们从未做过一件成品。例如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为C&A等公司的服装制作标签。”
见证者在国际发声 欧洲议会启动两项立法
2020年3月，非政府组织 “澳大利亚战略政治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tic Institute）发布了一份报告和一份名单，列出了多个供应商参与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的国际品牌。这份名单被称为 “耻辱名单”。
在报告发布后的两年后，法国、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荷兰承认中共对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做法是种族灭绝罪行。
维吾尔族人的处境提高了人们对中共监狱存在强迫劳动的认知。因此，许多公司不得不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纪录片中明确提到，西方国家对利益的贪婪促使世界贸易组织在2001年接纳了中国。当时西方国家的借口之一是：中西方贸易越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影响就越大。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彻底失败了。
无论是验孕棒里的求救信还是口罩里的求救信都让西方清楚地认识到：仅仅谈论藏族、维吾尔族、回族、汉族或蒙古族的命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处理的是整个（中共）制度，它的基础是对最基本人权的漠视。这种种族灭绝必须立即停止！
通过不懈的努力，曾经在中共监狱服刑的巴洛和汉弗莱被请去欧洲议会，他们作为见证人说出了中共监狱的种种黑幕，让世界听到了“中共囚犯”的声音。
欧洲议会因此启动两项立法，一项是关于欧洲公司有责任控制其分包商的生产链；另一项是关于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相关规定提到，如果一家公司被证实使用强迫劳动，相关货物的所有进出口将在欧盟边境停止，公司还必须撤回已经进入欧盟市场的货物。然后，这些物品将被捐赠、回收或销毁。
在讨论这两项立法时，欧洲议会议员拉蓝·沃尔特尔斯（Lara Woters）发言称：这项法律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不能不执行。这关系到我们希望在欧洲生活的方式，关系到我们作为欧洲人的价值观。这关系到我们希望在未来以何种方式行事，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化，我们如何定义与中国的关系。
最终，在欧洲议会大厅里，人们为这两项立法的高票通过而鼓掌，巴洛和汉弗莱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从陈破空第一次揭露中共监狱与西方公司之间的关联到今天，30年倏忽而过，人们感叹正义虽迟但到，但人们也感叹这条路还远远没有走完，我们能做的和必须要做的还有很多。◇
责任编辑：周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