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1月07日讯】10月27日，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引发国内外热议，众多分析指向当前掌权者，疑为中共内部为争权而故意谋害。
纵观中共建政历史，其内部斗争非常残酷和暗黑。之前，毛泽东为保权力，整死众多中共高官；文革后，邓小平等人为了维护中共集团利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以建立“制度化”“法制化”的名义，限制中共内部的血腥争斗。李克强之死表明中共穷途末路之时，已经突破此“制度化”内斗，重回毛时代“你死我活”的血腥争斗。
毛泽东被认为是中共党魁中最狡诈的，其斗争中方式之惨烈、手段之卑鄙，无人出其右。
1930年，在中共盘踞的苏区，毛泽东为了争取权力，大搞恐怖清洗——整肃“AB团”，几千名中共军队官兵和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建政后，残酷的党内斗争仍然继续，毛泽东整死了刘少奇、彭德怀，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都被毛泽东整得非常惨。
中共这种绞肉机式的邪恶体制，不仅残害死八千万中国无辜民众，中共党内党员也都没有安全感，无论职位多高，都可能在斗争中被整死。
文革后，邓小平等中共高层意识到，只有建立中共内部对权力的有限制约，才能避免中共在内斗中灭亡。于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提出“制度化”“法制化”的改革。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称，“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1979年，中共人大通过了第一部刑法典和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从此以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变成以反腐的名义、犯罪的名义，通过司法程序“依法”进行。
在此过程中，为了维护中共高层特权，一直遵循被外界认为的“刑不上常委，死刑不上国级”的潜规则。只有周永康案被认为打破了第一项潜规则，因为周永康罪大恶极，恶事做尽，但只是判处了无期徒刑；而薄熙来，涉嫌推翻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也只是判处无期徒刑。
在中共的刑法中，对于贪污和受贿等职务犯罪的处罚，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在1979年刑法中，没有对贪污和受贿罪规定绝对死刑；到1997年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规定了绝对死刑，但是到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又废除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绝对死刑，改为“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根据刑法法理，一国的刑罚配置模式可分为相对确定的刑罚和绝对确定的刑罚，相对确定的刑罚是指规定一个法官可以自由裁量的空间，如“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绝对确定的刑罚是只规定一个确定的刑罚种类或者幅度，法官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如1997年刑法典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刑罚规定是“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绝对死刑的规定显示刑法制定者对于相关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有分析认为，中共1997年刑法对于职务犯罪规定绝对死刑，是受到了八十年代“严打”的影响；到2015年刑法修正案对贪污、受贿罪废除绝对死刑之后，显示中共对于其高官的“网开一面”，即一般不会判处死刑。
自那以后，中共高官几乎没有因为贪污受贿判死刑的案例。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只有2021年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一例。
无论中共的法律是否有效，一个人（无论是中共高官还是一般平民）被定罪并被处罚，被关到监狱中，或者被判处死刑，就需要走法律程序，就需要定罪的理由和所谓证据，就需要走法律的侦察、公诉、审判等程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共内部像毛时代一样无所顾忌、为所欲为把对手整死，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共党内人员，不用像毛时代一样太担心自己的安全。
当然，这种“制度化”的内斗，以法律名义的惩罚，也让现任中共党魁在党内和民间展示这种“处罚的正当性”。
但是，李克强的蹊跷死亡一下子打破了中共几十年建立的“制度化”内斗，一下回到了毛时代的不择手段与肆无忌惮。
在中国大陆，从高官到民间，没有人相信李克强是自然死亡，在国外，更是各种猜测。
就像一个网友所说，即使一个平民，死得不明不白，都需要警察立案侦查，调查是不是他杀。李克强曾为中共2号人物，正国级高官，其死亡竟然如此草草收场。
因此，李克强之死对中共内部各级官员造成的冲击，对中共造成的冲击，可能远远大于对民间的影响。
对于中共各级官员来说，会人人自危，而中共高层的内斗，也不会因为李克强之死而停止，而只会更加激烈，直至中共走向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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