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3月17日讯】(大纪元专题部记者易凡采访报导)董罗彬,原是中共外交部外派到新西兰的一名雇员,曾在奥克兰中领馆工作。然而,2018年5月的一天,他从中领馆内成功出逃,并向新西兰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在新西兰领土上,他国政府雇员出逃,自冷战以来这是第一宗案例,到目前为止很可能也是唯一一宗。
时年34岁的董罗彬在奥克兰中领馆从事后勤工作,虽然职务不高,但是待遇优厚,外表光鲜。作为一名年轻的80后,为什么要“出逃”?董罗彬在刚刚逃离之时曾接受大纪元专访,但是出于安全考虑,该报导被搁置。直到日前,他才决定公开他的这段经历。
目睹教会遭武力镇压
1984年,董罗彬出生于中国河北的一个农村。由于受家庭影响,他从生下来就是一名天主教教徒,然而,中共对宗教信仰的限制甚至镇压,给他造成极大影响。
他回忆说,在他5岁那年,他所在村子的忠贞天主教教会(地下教会)遭到中共政府的武力镇压,非常惨烈。
他说:“由于历史的传承,我们村有8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我们村之所以遭到镇压,是因为中共要把所有的天主教、基督教都归属在其‘三自爱国教会’控制下。他们想把我们现有的、西方传教士盖的教堂拆掉,重新盖一个政府认可的教堂,神父也要换成政府指派的。但是村民都不同意,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他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就找借口把教堂强拆了。”
所谓“三自爱国教会”,是中共宗教事务管理局领导下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宗旨是“自治、自养、自传”。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教必须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与国外的宗教团体毫无关系的宗教组织。
“其实大家都明白政府这么干是为了什么。大家不去,他们就拿各种原因要挟,于是就产生冲突,他们就开始镇压。刚开始来的是武警,但他们没想到教友人多,又齐心协力。他们马上改派军队过来,实施宵禁,把整个村给包围了。只允许进,不允许出,你要出来就拿枪打你。”
“那时我才5岁,但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当兵的让我们把手背过去,坐在台阶上,一动不许动。我们眼看着武警和当兵的打教友,包括神父和会长。白天用砖头和棍棒打。晚上只要出来就开枪。有一个人中了好几枪,最后跑到猪圈里才活了下来。他现在还活着。”
“当时有一个神父,教友都想保护他,当兵的就在神父的院子里打这些教友。打瘫了无法动弹的就直接往上撂,人堆人。有被打死的,也有致残的,鲜血都从院子里流到了外面。”
“等我二十多岁时,听那一辈人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才知道,医院当年还接到命令,不许医治这些被打伤的教友。有一个教会的会长本来可以治好,可是中共知道这个人是带头反抗的,所以就迫害他。那个会长最后变成了植物人,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年直到去世。这个会长我见过几次,几乎是皮包骨。”
董罗彬表示,那时候由于他年纪小,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长大之后才真的明白。这些事情在他们村子里口耳相传,但是外界知道的寥寥无几。
他说,由于他的宗教信仰,他从小就是在受压迫中成长起来,而且越大越感受到人性受到压制。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们去教会都只能去别人家里,不能正大光明地参加。神父做完弥撒都要匆匆地走,不敢逗留一刻,还要走后门。一到圣诞节、复活节或重大节日,村子里的神父都会‘被喝茶’。我们不得不找其它教区的神父,深夜把神父接过来做弥撒,即使天气很冷。”
“不仅如此,我所接受的这些普世价值,如博爱、仁爱、为他人着想、原谅你的仇人,当我步入社会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些价值观完全不能被社会接受。相反,人们反而认为你有问题。”
“这种压抑,对常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在毫无隐私的环境中活着
大概是2012年,在董罗彬28岁的时候,他因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而险些被捕。
“有一次我在QQ上发表文章,关于教会以及中国社会问题现状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发出去的。夜里快12点了,我忽然听到家门口有很多车,有关门、下车的声音。我本来都躺下休息了,忽然脚底冒汗,当时我就意识到有危险。”
“但他们并没有抓我。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村里的一个长者告诉我,那天晚上他们本来打算要把我抓走的,就因为我发的文章。但这位长者当时替我担保,我才免遭此劫。那时我才明白,互联网真的没有自由。”
“后来有微信了,我也会转发一些好的文章,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却发现很快就被删掉了。刚发布几个小时再看就没有了,甚至自己写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生活在透明的世界,没有任何隐私。这一切都埋下了我今天逃离的种子。那时,这种出走的心就已经很强烈了。离开中国,时不时的我都会这么想。”
中领馆墙内的互相监控
因缘际会,2016年董罗彬到了中共外交部下属的服务中心工作。那时他就在心中暗想:迟早一天要通过他的行为让中共丢脸。工作两年之后,董罗彬被外派到新西兰的奥克兰中领馆。
2018年3月,董罗彬抵达奥克兰。一出机场,他的护照就被领馆的人没收了。到了领馆仅吃完一顿饭,上级立即对新来人员宣布“纪律”——不允许单独外出,至少三个人以上才能出行,还要互相监督。
董罗彬解释说,“两个人都不行,只有三个人才能相互制约。我每次外出都是四五个人、五六个人,甚至是几十个人,永远是群体活动。”
“出来以后还不允许和外界的人接触,一旦发现后果严重。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被在‘全馆’(全世界中共使领馆)通报。有一个使馆后勤人员跟一位当地华人说了几句话,被使馆的武官发现了,那位当地华人还是台湾的,这个后勤人员立刻就被遣返回国了。”
除了没有人身自由,董罗彬发现,到了国外连思想的自由都没有。
“到了奥克兰中领馆之后,每周都会让你看一些中共的宣传片,不断地给你洗脑,加强所谓的‘思想教育’。”
“领馆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全部都在围墙之内,不能看当地的报纸,不能浏览海外的网站。我们的手机卡都是领馆给的,使用的互联网都是中国的设备,每个办公室的代码都不一样。总领事还说过,你们在这里的所有活动都是透明的。所以我觉得,这里跟国内没什么区别,甚至比国内还有过之。”
“领馆里边也不是外交部一家独大,据我所知还有中国不同省派过来的,对外属于(中共)宣传部或者文化部。你也不知道他什么身份,即使知道表面身份,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也许其中就有间谍或特务。大家的工作不同,互相监督,就是要营造这种氛围,让人非常紧张,所以大家连说话都低声下气的。”
“我们的工作看上去好像很体面,出去穿得光鲜亮丽,其实不论你是后勤人员还是外交官,都活得不是人,大家都压力很大,互相不信任。工作辛苦倒也罢了,这个环境的压抑才令人痛苦。你明明知道,出了这个门就是自由世界,但是你就是出不去。他们还时不常地强化你的痛苦,‘不能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看的也不要看’。”
“他们制定所有规则的目的,就是怕自己人知道——人还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害怕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会影响到你。”
“中领馆有一个上级领导养了一条狗,有一次在车上,他无意中说道:中国人活得还没有外国的狗自由。”这句话从上级领导的嘴中说出来,令董罗彬感概万千。那时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跑!
在一个天赐良机中,董罗彬义无反顾、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奥克兰中领馆。他逃走之后,不仅中领馆四处找他,他在中国的家人也不断遭到中共各级部门的盘查和骚扰。但是董罗彬心中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回去了。
他的妻子得知他的消息之后,始终不离不弃,独自拉扯孩子长大。在经过几年的艰辛之后,全家人终于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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