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6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去年12月结束三年清零政策后，外国投资者一度看好中国市场，年初的几个月国外投资急速涌入，但这种复苏很快失去了势头。
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中共对外资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和限制，中国本身的经济低迷与政治风险，这三股力量叠加，导致外国投资纷纷离开中国市场，投入除中国外的亚洲市场。华尔街原本实施了30年亚洲策略“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市场”（AxJ），可能要变成“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市场”。
中共地缘政治冷战 吓跑外资
高盛亚洲私募股权业务负责人表示，由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她已经停止了在美国融资的尝试。
“我被要求对市场进行观察，其中之一是地缘政治”，她告诉《金融时报》说，我以前经常去美国筹款，最近的目的地是中东、东南亚等，去美国只是为了见老板，而不是为了筹款。
华盛顿正在讨论针对北京新的投资审查机制，北美投资者对在中国投入资金越来越警惕。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在1月份已经暂停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美国投资大佬巴菲特在过去一年里，悄悄卖掉了他在中国电动汽车集团比亚迪的一半以上股份，并打算增持日本股票。
一些银行已经开始搁置原本有利可图的业务，以避免美国的制裁。
“人工智能是下一个大事件，五年前，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关注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香港一家西方投资银行高管对《金融时报》表示，“但现在不行，它们最终可能会出现在美国的实体清单上。”
今年4月份，高盛退出了在北京第四范式智能技术公司IPO中担任的协调人角色，这家人工智能公司在3月份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黑名单。红杉资本也因其中国分支投资中国人工智能而剥离中国的分支机构。
中国公司在纽约上市曾是有利可图业务，但在中共政府的数据监管和美国更严格的审计检查之后，中国公司在纽约上市的越来越少。
外资银行参与中国大陆的首次公开募股，已降至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2023年，在中国庞大的股票市场上，没有一家美国银行参与了大陆109次的IPO。全球银行仍然主导着香港上市市场，但中国的竞争对手正挑战这一地位。
“我很惊讶，上海每周都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IPO发行，而承销银行几乎都是国内银行”，亚洲一家全球银行的高管说。
“这是习近平制造出的（美中冷战）环境。”中国金融问题专家弗雷泽·豪伊（Fraser Howie）告诉《金融时报》，“不是说规则（不准外国银行参与），也不是说（外国银行）有真正的风险。而是对承销商来说，没有外国银行，只与中国的簿记管理人打交道可能更容易。”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分析说，（当局）营造一个减少外资银行投资中国内地的情景，也可能有意为之，意思就是关系不好，就不分这么多蛋糕给你吃。
西方银行多年来一直在中国投资小型且经常亏损的业务，希望在中国有利可图。但是，随着美中之间关系的恶化，这种赌注变得非常困难。
“这些人建立这些（大陆分部）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增长期……你没有必要为这些分部提供资金，没有地缘政治的背景”，一位资深的香港金融家说。“事实是，很多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外国机构投资者已经在采取措施，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同时增持亚洲其它地方的股票。高盛基于客户交易流量的数据显示，对冲基金对中国股票的配置已从1月份的13%降至5月底的9%。
制造数据墙 投资人得不到保障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中共对数据共享的严格管理，加大了境外高管了解中国业务情况的难度。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募基金有些事不能告诉其总部老板：个股投资有多少、基金表现如何，以及客户是谁。
几位全球银行的高管对《金融时报》表示，他们对在中国上市犹豫不决，因为很难进行内部程序所要求的尽职调查。
一家跨国银行亚洲投资银行部的高管说：“我的操作原则是，如果是在美国上市，我需要一份你们前50名客户的名单，我想给他们打独立的尽职调查电话。（在中国）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会像西方银行那样进行独立的尽职调查。”
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2012年接任总书记之后，中国数据的透明度就开始整体下滑，不管是宏观经济的或企业数据。最近还有《反间谍法》、机密保护等等，做尽职调查的企业在中国被查，四大审计事务所被有意做检查。中国企业的财务报表可信度越来越差，也不允许查账，对投资人的保障不足。
“过去我们做中国经济或企业的调研时，相当程度会依赖中国信息提供公司叫Wind（上海的万得信息公司），现在看得出来万得的信息提供也受到了限制。”他说。
万得是中国最重要的数据提供商之一。其经济和金融数据被国内外分析人士和投资者广泛使用。
陈松兴说，“投资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必须要提供完整公正的信息，如果提供的信息既不完整又不公正，那基本上就已经违反对投资人的保护了。所以从投资人保护的立场来讲，华尔街目前已经没有办法说服他的投资人说，你的投资是受到保障的。”
黄大卫认为，“中国股市很多时候都是以割韭菜、坑散户为主，由于这种玩法是封闭的，而且它有各种渠道的，在封闭信息里面的各种忽悠，各种套路股民。所以即使缺乏那些外资投行，也能够割到国内的股民韭菜，并不一定需要外资银行投入。”
中国经济低迷与政治风险
结束三年清零后，中国经济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繁荣。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至30%的中国房地产行业及其相关产业持续低迷，4月份中国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1.8%，比3月份的3.5%下降幅度更大。
陈松兴表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带动中国经济的近30%，一旦火车头不动了，那基本上中国经济就很难动。
“地方政府财政40%来自土地的销售，如果缺少这些土地销售所得，地方政府财政陷入窘境，可能要裁员，减少薪资的支出，减少一些公共服务，包括公交车，甚至地铁、高铁、医保等。”他说。
中共官方统计，中国16至24岁的人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20%的大关。陈松兴认为，中国的失业率很明显是灌水的，失业应该更严重。国际上对就业的定义是一个礼拜要至少工作10个小时，而中国一个礼拜只要工作一个小时就算就业。还有所谓动态就业的概念，打个零工就算，也不计数到失业人口里面去。
中共央行也一直在推动降低存款利率以促进消费，但低利率意味着人民币走弱，5月17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越过了7元心理门槛。这也会导致美中资本收益率差扩大，使投资者远离中国市场。
外国投资者原本希望清零结束会带来的经济繁荣并没有出现，从今年4月份外国投资者开始看跌中国市场，抛售中国股票，5月份当月净卖出121亿元人民币股票。
中国的科技股市值大跌，根据标普资本IQ的数据，自COVID-19大流行开始以来，中国十大科技集团的市值总共损失了3,000亿美元，而他们的美国同行则增加了近5万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报导，高盛选择退出了中国院外医药服务平台药师帮股份有限公司和专注于皮肤病治疗领域的上海科笛集团的IPO。原因是市场需求太疲弱，这些公司的上市表现不会太好。
陈松兴表示，中共不断地在犯了决策上的错误，如动态清零、打击民营企业等，主要还是因为习近平越来越极权，比较没有人敢跟他讲不同的声音。二十大之后整个权力全部都收归到党中央，国务院基本上只是一个执行者。所以整个中国决策上面的一些问题，让外资必须去质疑投资中国是不是有比较大政治风险。
“中国经济目前缺乏动能，因为老百姓没信心，消费也没信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理论上还是要回到原点的基础建设的投资、铁公基的投资。但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状况非常沉重，铁公基很难搞下去。”他说。
可能出现“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市场”
美中地缘政治的紧张、中国经济增长的低迷，以及亚洲其它国家经济的反弹，资产管理公司表示，客户对中国之外的亚洲投资新产品的需求正在增长，这些投资要求“排除中国”，投于对美国友好的“亚洲盟友”市场，隔离北京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
这标志着目前实行的“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AxJ）投资组合，出现了三十多年来的最大结构性转变。
“除日本以外的亚洲”（AxJ）是指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韩国、台湾等，但日本除外。因为日本被认为是亚洲唯一的发达经济体，与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的股票一起被列入发达市场指数，投资者认为日本之外的亚洲新兴市场更有增长潜力。
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的投资专家Minyue Liu告诉《金融时报》：“投资者对地缘政治感到担忧，国际客户已经开始发出招标书，以提供覆盖亚太地区但不包括中国和日本的投资基金。”这意味着这不仅仅是投资者假设性地询问，人们对这种产品真正产生兴趣。
数据显示，投资者投资除中国外的亚洲市场获得更高回报。MSCI亚洲新兴市场指数今年的净回报率仅为1.3%，而MSCI亚洲新兴市场（中国除外）指数的回报率为8.6%。表现最好的是韩国和台湾市场，分别上涨了约20%和30%。
最新数据显示，通过香港债券通计划交易中国债务的投资者，在2023年前四个月抛出了价值约310亿美元的中国政府债券。相比之下，澳新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投资者已经抢购了价值近380亿美元的新兴亚洲（中国除外）股票和债券，仅5月份的净购买量就达到224亿美元，是2011年以来的最大月度流入。
陈松兴表示，“华尔街在中国这么多年很大的投资，可是最近大环境之下逼着他们必须要改变原来对中国投资的策略，原来所谓“除日本以外的亚洲”，目前可能都要改变。中国在过去11个月以来，金融市场不管是债券、股票投资基本上都是在卖出，一开始是美国的基金卖得多，这半年多来，欧洲的基金也在卖，连续11个月都在卖。”
习近平寄望民间管用吗？
不久前，习近平在会见比尔·盖茨时候说，中美关系希望寄托在民间。但近期民调显示美国民间对中共看法相当负面，随着美资的流走，中共这种所谓的“民间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中共的希望是否又是一个“肥皂泡”？
陈松兴表示，中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认为西方资本家唯利是图，美国政府基本上不管用，政府听资本家的，尤其是华尔街的资本家和一些大企业，他们都希望中国（中共）政府能够给他什么商业机会，中国（中共）政府不断施以小惠，这些人基本上都会蛮配合。
“但中共可能没有估计到的是，目前整个美国不管是行政部门还是两党（对中共鹰派立场）基本上都是一致的，甚至华尔街对中国的想法都改变了，这会反映到产业，反映到经济，反映到老百姓，所谓靠民间的力量再来支撑比较难。”他说。
“中共希望能够借美国一些产业界领袖，包括华尔街的大投行或马斯克、比尔·盖茨，可以帮助缓和一下。”陈松兴说。他表示，但这些外资企业过去吃了闷亏，虽然受邀请，不得不到中国去，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国（中共）政府要提出新的政策的可行性不是很高。外资大概可以给个面子，但是里子上面，中国要想把撤走的外资挽回来，或增加在中国投资，估计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陈松兴说，“中国（中共）决策者似乎错估了，他们原来以为外资需要中国市场、劳力，你们是要来赚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现在人家外资说算了，这么麻烦，我都不来了。就是说当中国经济增长是正向、人民币升值可预期的时候，我很愿意把钱投到中国市场，可是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是下行的，而且是长期趋势，人民币是看贬的，钱投进去就可能赔钱了，估计大家还是得观望。”
黄大卫表示，“过去华尔街投行依靠着权力游戏在中国游刃有余，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虽然这些投资银行都在割中国人的韭菜，但反过来也带动了一些想在中国投资的外商外资、企业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它有一个带动作用。所以他们的撤出，也会导致一些过去跟着他们或受他们影响而来的中国的更加巨量的海外投资、技术、商贸合作，可能会有所动摇，或考虑转移东南亚，减少在中国投资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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