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目前中国大陆经济下滑，欠薪、失业、破产的消息密集传出，相关的经济纠纷暴增，律师业务也显得比较红火；同时由于中国大陆诉诸法律成本高，民间通过网络舆论维权的事件也持续增加，凸显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国民生艰难，2024年苦日子来了。
律师业务红火是经济下滑信号
在南京从事律师业务的李女士告诉大纪元，这两年因为经济方面的矛盾、纠纷更多，短时间内肯定行业是务红火。“律师数量肯定有增加，这两年中国增加了很多律师，我们的人数也是翻了好几倍。”
“随着经济纠纷增多，诉讼案件也在增多，短期是，但是长期的话，没有一个行业在大环境不往上走，还能说保持长久的繁荣，肯定是不可能的。”她说。
根据江苏省高法工作报告，2021、2020、2019年份，江苏全省法院一审审结商事案件分别是14.7万件、12.6万件、15.4万件，但2022年一审审结商事案件暴增至75.3万件，比之前增加五倍之多。
《经济观察报》2023年8月报导说，近几年，除了律所，很少有哪个行业对市场新增需求的贡献这么突出。
北京一律师说，疫情三年，律所受的影响不是太大，现在虽然并购、上市的业务有所减少，但“破产清算的业务量和往年比起来，至少翻倍增长了”；上海一家本土律所的律师则称，“劳动纠纷从2022年下半年就开始增多，破产的案子则从今年开始增多。”
根据监测中国抗议事件的华盛顿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旗下的“异言网”（China Dissent Monitor）数据，2023年大陆经济抗议活动再创新高，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有370起劳工抗议，是之前三个月的两倍多；在2023年4月至6月，有535起，其中以劳工（59%）和住房（22%）抗议为主；8月和9月，有461起与经济不满相关的抗议活动，是2022年同期记录数量的1.5倍，其中近四分之三的事件是劳工抗议，反映了工人抗议活动的持续增加。
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少华律师对大纪元表示，正常的经济环境下，律师应该是增加的趋势，经济好转的时候，很多行业会雇用更多的法律人员，大部分是做预防、培训、合同管理、制度设计，打官司只是很小的部分。
“如果整个经济不好，其实行业会削减各方面的人员，包括财务、行政、法务人员。现在法律行业比前些年较热，可能是很多法学毕业生找不到其它工作。比如以前可以去公检法，去大企业去做法务。在这种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最后一条路必然是考律师了。”
梁少华说，在中国，考律师的门槛不像欧美国家那么高，“美国律师的起点非常高，读完本科之后，通过考试考法学院，读完法律博士才能考律师。而中国的法学院都是高中起点，上完高中就可以读法学院，然后考律师。”
李女士表示，这两年经济不稳定，肯定有很多行业受影响。“现在裁员咨询确实比以往的会多一些，但破产数量的话，我们也看不到，中国很忌讳讲破产。”
疫情三年的封控之下，中国中小企业出现了倒闭潮，媒体报导，2020年46万家企业倒闭，7.8亿人负债；2021年前11个月，约有437万家中小企业永久关闭；2022年则出现了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大裁员。
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好转，据餐饮业媒体“红餐网”消息，企查查信息显示，2023年前11个月有近7千家农家乐倒闭。
民营企业提供了中国80%的就业岗位，这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活力的衰退。北京的王律师对大纪元表示，“跟三年的封控有关吧，很多正常经济生活被打断，导致一些经济问题发生，资金链断裂、经济矛盾纷起，律师增多，说明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我身边因为经济下滑工作受影响的比较多。”
广东的吴律师告诉大纪元，“不是因为经济下滑导致纠纷增多，考律师的人数攀升很快，而是说明其它行业就业难，大家都挤到这里来，因为律师跟外卖、网约车一样，只靠个人。而且律师行业卷得厉害，收费、单价水平比以前都差很多。”
讨薪、交楼、抗议裁员等维权活动频现网络
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出现讨薪、交楼、抗议裁员等方面的维权消息。总部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LB）根据从社交媒体上收集到的数据，统计出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1月22日，中国大陆一共发生1199起企业员工或农民工讨薪抗议事件，涉及的行业多是建筑业、制造业。
CLB同期还统计出1011起企业员工或农民工求助事件，主要原因还是欠薪，涉及的行业也多是建筑业、制造业。
分析人士认为，之所以很多员工或农民工在裁员或欠薪的情况下，多采取抗议的形式而不是诉诸法律，在于中共政府的失责。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董保华在接受经济观察网采访时说，面对劳动纠纷时，人们选择通过网络舆论进行维权，而非通过法律途径，这背后其实是一项成本的计算。
因为个人走法律维权路线的成本相对较高，且收益并不明显。在中国国内“一裁二审”的制度设计下，个人在劳动争议方面的维权流程，甚至比一般民事纠纷流程更加耗时。相反，网络舆论维权成本较低，但效果有时更为显著。
对于被动失业者不愿领取政府失业保险金的原因，董保华解释说，失业保险金通常是当地最低工资的70%，金额不高且办理手续较麻烦，因此他们可能不会特别在意失业保险金，而更在意金额更高的企业经济补偿金“N”甚至是“2N”。这意味着个人在失业期间的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的资金，而非政府的失业保险金。
董保华说，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在失业保险金支出方面花费巨大，失业保险金申领人数在2009年约达260万人；而2008、2009年，中国国内失业保险金申领人数同比下降8.7%和10%。
“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我国失业保险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他说。
美国华府人权律师叶宁对大纪元表示，中国（中共）司法制度特别黑暗，他们觉得状告无门，可能还出不起高额诉讼费用。
“法律诉讼费还不是指法院常规的收费、立案费等，主要是律师费用。一般民工没有专门法律知识去打官司，要请到律师的话，也根本请不起。”
“所以老百姓心里明白得很，宁愿选择舆论，而中国的这些黑恶势力，比较害怕舆论。黑幕一曝光的话，会面临上面的追究，甚至会暴露出一些重大问题来。”
叶宁说，“中国（中共）出台的一些劳工权利保护法案，越来越倾向于保护业主而不保护劳工。即使中国（中共）法律程序上装成很平等，在实践当中也没有平等的权利，更不要说中国（中共）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2024年 大陆苦日子来了？
近些年来，差不多民间所有的行业被当局收拾过一遍，从封控期间的餐饮旅游业，到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科技、教培、医疗、游戏行业等，导致各个行业都出现减薪、裁员、失业及破产。
广西的齐先生在疫情前开了一家餐馆，疫情三年中倒闭，之后他谋生不易。“现在到处都是地摊，卖小吃、烧烤、水果蔬菜等特别多，各种流动摊贩看到城管来了就转移，每个月这样活着很累。”他说。
齐先生告诉大纪元，他现在住的房子，是家里的唯一住房，因为无法还贷，被银行收回变成法拍房，房子已经被查封，所有银行卡也被封了。他表示这是官逼民反。
“现在房价跌得厉害，法拍都打折两次，每次八折都卖不掉。现在还有律师、诉讼、仲裁、执行、违约等费用，加了七万多，我才欠16万多，现在变成22万多了。”
齐先生找了两个律师咨询，一个说房价跌得厉害，根本拍卖不掉；另一个律师说他们才不管百姓死活，便宜拍卖，还倒欠银行的钱。
今年中国头部房地产企业恒大、碧桂园不断爆雷，中国资产管理巨头中植集团破产，财富捆绑在房产与投资上的中产阶级崩盘；外企撤离也让很多年过40的人失业。
有网友评论说，信托收割资产200万以上的人，理财收割20万以上的人，股票收割2万以上的人，基金收割2千以上的人，彩票收割2块以上的人，主打一个都不放过。
李女士表示，“感觉我大多数身边的人，都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现在确实很现实，就是大家都不愿意轻易消费。”
“在我身边的人感觉就是，2023年至少是比2022年（封控时期）好一点儿，但现在大家都做好准备了，2024年会过苦日子。”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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