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一丁:《繁花》,一场在恐惧中绽放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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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2月10日讯】几个草根的励志,一批海归的弄潮,再加上一群上海市井的天真幻想,构成了电视剧《繁花》的热播。但该剧所真正表现的,只不过是一个过去时代的旧梦。这个梦,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从未实现过。更为真实的,是《繁花》原作者金宇澄笔下那个灰暗的上海。

然而,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大多数人,那个梦境的本身,却曾经活在了一代人对未来的憧憬之中。今天的人,80、90、和00后,他们所恐惧的,是连做那个梦都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个梦,就是《繁花》中所重现的那张大饼,名字叫“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习近平上任之初,就强调所谓的“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这句话,在习的第一任期内,也就是人们拿来听听的一个口号。但到了习的第二个任期,人们就开始发现,习的这句话,并不只是说说而已。等到了习的第三个任期,人们已经开始担心,习要反过来,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回到毛时期了。

于是,上一代人对未曾实现的旧梦之怀念,和后几代人对未来更为不安的恐惧,就在王家卫导演跳跃的时空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就了《繁花》热播的土壤。

于是,也就有了今天人们在街头巷尾和社交影视上对《繁花》的热议。

也许,一个连梦都没有的未来,才是今天中国人内心最为深刻的恐惧。

在八、九十年代,人们都认为自己哪怕不是先富起来的少数,也可以成为后富起来的下一批。但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人会这样认为呢?

然而无论如何,大饼即使是虚幻的,但如果放在一片恐怖与不安的环境中,至少仍然有暂时的心理安慰作用。这才是《繁花》获得高收视率的更深层的原因。

试想,如果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完全获得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那么从这个高度上反观80,和90年代的中国社会,同样是这一部《繁花》,还会引起你相同的共鸣吗?

《繁花》中的人物

在《繁花》中,王家卫集中刻画了男主角宝总与五个不同群体之间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以这些人物与宝总之间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为主轴,展现了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物对未来的期盼,和他们寻找自己梦想的奋斗经历。

1. 宝总与一群有体制内背景的小人物之间的关系。

2. 宝总与一群海归人物之间的关系。

3. 宝总与其他民营小企业主的关系。

4. 宝总与一群上海市井小民之间的关系。

5. 宝总与他昔日初恋,及其家人之间的关系。

而剧中的宝总本人,则是在90年代股市开张后第一批富起来的少数人。

宝总出身工人。在那个年代要下海做生意,而且成为千万富翁,当然底气不足。于是,就有了帮助他成功的两位贵人:一个是在49年前在民国时期的旧上海滩经过商,又在文革前在国家外贸部门工作过的爷叔;另一个则是上海外贸公司的小科员,汪小姐。除了这二人,另外还有一位,就是与这俩位贵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汪小姐的顶头上司,外贸公司的金花科长。这几位是属于第一类有体制内背景的小人物。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剧中展现的宝总与这些人关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没有权钱交易。可惜的是,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的真相。

第二类人物,就是强总和李李,他们都是海归人物A先生的追随者。利用从国外资本市场学到的知识,他们在国内的新兴市场上混得风生水起。但他们的下场不是跳江自杀,锒铛入狱,就是落发出家。

在这里《繁花》要告诉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行不通。这条线上的故事,回避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些人在国外也炒股,但为什么在国外他们不是罪犯,到了中国就会变成罪犯?

第三类,是范总和魏总,他们属于比宝总晚一点下海经商的人物。应该说,这两个人物放在那个年代,比宝总更具真实性和代表性。但在剧中这俩个角色的存在,是用于衬托宝总的眼光、才干和品格。

通过这种对比,《繁花》要告诉你的是,能力和勇气是这些人先富起来的原因。但客观的历史却是,与权力的勾结才是那个时代大富特富人群后面的共性。

第四类,是玲子、菱红、陶陶和夜东京房东葛老师等一批升斗小民,真正的上海市井人物。他们以宝总为榜样,终于走上了各自奋斗的道路。

这些人物要告诉你的是,小人物要发家,还是要走中共体制铺好的“中国特色”道路。

第五类,雪芝,又名蓓蒂,宝总的前女友。她为了去香港,放弃了与当时还是工人的宝总之间的恋爱关系。去香港前她叫雪芝,去之后改名蓓蒂。去之前的雪芝活在了宝总的记忆里,几乎是永不褪色,而去之后的蓓蒂则郁郁不得志,早逝。

所以《繁花》要告诉你的是,小人物即使出国了,其结局也比不上留在国内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当然,在剧终时,这批小人物的代表玲子还是选择了去香港。但此时的香港,已是临近97的香港,已经是“中国特色”的一部分。

《繁花》之后的时代变迁

2023年12月18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45周年,亦即改革开放45周年。这篇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为题的文章,全文1万余字。其中提及习近平48处,一字未提邓小平。

官媒如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式的改革时代已经过去,习近平的改革理念已经在体制内占据了主导地位。《繁花》上演后,有评论认为,这部连续剧是为邓时代的改革开放高调护航。但奇怪的是,国内众多的左派媒体也尚未对该剧有大规模的讨伐举动。这又是为何?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弄清邓小平与习近平之间改革理念的区别。

邓小平时期前一段的改革,有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图和具象。但这一段改革到89年民运就结束了,句号便是64天安门屠杀。这一段改革的标志性人物,如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官媒谈论的冷门。特别是赵紫阳,已经属于是网上被网警滤掉的名字。

邓小平时期后一段的改革,以其1992年南巡讲话为标志。其核心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单纯地只要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改革直到目前为止,在中共体制内仍有不少赞同的声音。

习近平在其第二任的后期,开始将政府权力收回到党的手中。这样做的原因,是党要向私有资本夺回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权。因为在2019年,中国的私有资本已经进入了“民营企业56789”的时代。也就是说: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另外,还有影响国内经济的数千亿外来的西方资本。西方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内外夹击,其实早在胡锦涛时期,就已使中共感到越来越无力控制中国的经济形势。胡锦涛的所谓科学发展观,不过是在中共体制与私有资本之间的一种平衡术。但这种平衡术到了习近平时期,已经没有继续施展的空间。

于是,习作为一个当年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开始重开供销社,办大食堂,强调所谓“共同富裕”的道路。于此同时,基层的武装部也再度得以大规模扩张,成为21世纪中共战时动员体系的基础。总之,对内与对外政策的主线,不外是文攻武卫——典型的文革造反派思维。

如果说,邓小平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忽悠全中国人为了个人幸福而奋斗,达到了其拯救中国经济和中共体制的目的。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那些已经富起来的少数人手中的资本,加上大多数人对私有资本的渴望,就已经变成了中共体制最大的挑战。

《繁花》背后的真相

毛泽东用一个新中国的大饼,忽悠中国人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邓小平面对一个几乎崩溃的新中国,为挽救中共体制,发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简单地说,邓是用一个“富起来”的大饼,延续了中共的统治。

到了习近平时代,他的新大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但问题是,在这个“东升西降”的大饼里,只有党国和党国里待割的韭菜。谁来鼓动韭菜们的主观意愿呢?

不得不说,中共到了习这一代,在骗术上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所以,习万不得已,采用了“烙饼”治国的方略。

所谓烙饼策略,就是一面快煎糊了,就翻过来接着煎,不断地翻。这是一些笑话习近平小学博士水准的人,对习近平“既要→又要→还要→更要”的口头禅形象化的讽刺。但殊不知,习的烙饼策略,是回归毛时代最为简单和有效的方式。

换一种容易理解的说法,习的烙饼策略所采用的,可以被解释成:“进三步,退两步”的摇摆缓进模式。

习近平基本认为,让草民们一下子从邓时代的致富梦想跳回毛时代的共产理想,难度太大,弄得不好就会让中共翻车。所以,他的策略就是“进三步,退两步”。这样做看起来是来回两面在煎烙饼,但回顾他2012年上任后的中共统治,谁能说今天的中国不是离毛时代更近,邓时代更远了呢?

也就是说,《繁花》的上映与播出,不过是习近平烙饼策略的一个侧面而已。原因很简单:虽然习时代与邓时代相比,方向已经彻底改了,但邓留下的大饼还没馊,还能继续忽悠中国人。归根结底,这是习近平“既要与还要”玩法的又一体现:既要邓时代的猫论,又要毛时代的理想,还要马恩列斯的主义,更要习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把《繁花》一剧说成是对改革开放的高调护航,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欺欺人的结果。至于那些将《繁花》与《走向共和》相提并论的人,则只能用自甘堕落来形容了。

中国的股市,其实是中共国营企业圈钱的工具。割股民的韭菜,向亏损的官办企业输血,哪里有剧中那么多让股民们浪漫潇洒的空间?

《繁花》的导演和剧组,只不过是在中共这摇摆缓进的脚步间隙中,找到了一点点淘金的空间。利用韭菜们对旧梦的怀念,发了一笔财,仅此而已。

——转载自《新纪元

责任编辑:连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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