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3月28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Roger Canfield撰文／原泉编译）美国联邦众议院以352票对65票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禁止TikTok的法案，除非TikTok的所有者在六个月内撤资或出售该款视频应用程序。TikTok目前由中共控制，其邪恶证明了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问题是，随之而来的政府限制TikTok的执法行为，可能开启一道后门，使政府可以压制反对暴政的人们的言论自由。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当前的现实，而不是对未来的猜测。
首先，中国问题专家章家敦（Gordon Chang）和其他人对TikTok的邪恶性质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第二，《第一修正案》中规定的言论自由，（在此情况下）存在哪些危险？第三，参众两院可能会在讨论中做出哪些改变，以回应对言论自由危险的合理关切？
众议员汤姆‧麦克林托克（Tom McClintock，加州共和党）是一位虔诚的宪法主义者，他说：“我们应该捍卫《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和公开辩论……判断真相和谎言的最好方法是把两者放在一起，相信人们能分辨出其中的差异。我们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把权力从人民的手中夺走，交给政府。……回应中共式宣传的答案不是中共式的压迫。让我们在这个非常陡峭且滑溜的斜坡上放慢脚步，以免犯下错误。”
来自外国的虚假讯息不能靠类似克格勃、盖世太保、史塔西（Stasi，东德国家安全部）、古巴情报总局的官僚机构来应对，这些官僚机构反对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而不去回应外国宣传。美国政府针对的应该是外国敌人，而不是可以自由表达的美国人民。
特别是，为什么如此关注TikTok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因为它无处不在，拥有1.7亿美国用户；它是Z世代最喜欢的玩具，Z世代几乎只在TikTok上进行互联网搜索。
那该怎么办？
中共控制着TikTok
中共控制着TikTok的雇员及其内容，开展政治影响力行动，并收集数百万美国公民的海量数据。
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直接从中共官方媒体雇用了约300名员工。TikTok的美国员工被要求在深夜向北京的主管汇报工作，而不是向美国主管汇报。
中共控制着字节跳动，该公司不仅直接控制着中国版的抖音，而且还直接控制着美国版的TikTok。TikTok传播的有毒内容是中国青少年在抖音上无法接触到的。
影响
川普（特朗普）政府期间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能说流利的中文，他观察到，TikTok是中共分裂美国人和“导致我们对政府形式失去信任”的最强大武器之一。
TikTok据称传播了一段鼓励校园枪击的视频。TikTok上还有诱人的贩毒视频，招募年轻的美国人。
布鲁克斯县（Brooks County）警察局的豪尔赫‧埃斯帕萨（Jorge Esparza）说：“（他们）展示了大量的金钱、酗酒和聚会。”
TikTok在美国投放广告，声称这是一家爱国的美国企业，而不是中共腐蚀美国青年的工具。
TikTok有自己的粉丝和说客。拜登政府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极力维护TikTok对民主党的价值，说：“作为一名政客，我认为，你将永远失去所有35岁以下的选民……无论我多么讨厌TikTok……它适合孩子们的胃口；你知道，这就是美国。”
乔‧拜登总统在TikTok上进行竞选活动。
TikTok聘请了SKDK，利用（这家公关和公共事务公司拥有的）拜登政府的前高级官员游说国会，她们是：政治顾问安妮塔‧邓恩（Anita Dunn）以及拜登的新闻秘书凯特‧伯纳（Kate Berner）、赫比‧齐斯肯德（Herbie Ziskend）、萨布丽娜‧辛格（Sabrina Singh）和泰勒‧切里（Tyler Cherry）。
数据
据Buzzfeed报导，泄露的八十多个内部会议音频证明，中国员工多次访问TikTok美国用户数据。
TikTok获取了美国人的面部特征和声纹给北京，并且封禁了中共的批评者。据Malwarebytes实验室称，TikTok收集IP地址，及用户点击、输入和搜索信息。TikTok有能力监控和审查超过一亿部美国智能手机和电脑。
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是川普任命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委员，他发推文称：“TikTok不仅仅是一个视频应用，而是披着羊皮的狼。TikTok收集了大量美国用户的敏感数据……并且使用嵌入式跟踪程序‘像素’（pixel）在北京访问这些数据。”
政府侵犯言论自由的危险
政府对TikTok实施禁令所带来的危险，在美国已经经历过。记者马特‧塔伊比（Matt Taibbi）和作家迈克尔‧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揭露了纳税人资助的政府机构为“审查行业综合体”提供资金。
塔伊比说，政府机构与其私营部门代理之间的联系以及审查制度是“数字麦卡锡主义”。
2020年秋天，国土安全部成立了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很快被曝光为审查“虚假信息”的“真理部”。于是，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被叫停，更名并重组为外国恶意影响应对中心（FMIC）。
FMIC的成员机构广泛，汇集了军事、执法、情报和外交机构。塔伊比还指认了准私人的、通常由纳税人资助的审查机构——斯坦福大学的“选举诚信项目”（Election Integrity Project）、“新闻卫士”（Newsguard）和“全球虚假信息指数”（Global Disinformation Index，GDI）。
《纽约时报》也加入了中共的阵营，要求TikTok审查那些抱怨选举诚信的美国人。作为一家由中共全资拥有的实体，TikTok对这一邀请表示欢迎，并在2022年选举期间审查了所谓的阴谋论和错误信息。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为FMIC及其国内议程进行了辩护，称其不仅要处理外国干预选举的问题，还要处理国内的虚假信息。
虽然FMIC的任务是打击外国干涉选举，但它转向了美国国内的虚假信息。FMIC支持资金充足的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致力于打击国内的虚假信息。
同样，2018年成立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拥有3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其工作重点也从外国利益调整为国内选举安全这一“关键的国家基础设施”，关注的问题是不受欢迎的美国言论和集会。
CISA作为一个政府机构，与企业、大学和研究中心，包括斯坦福大学的选举诚信伙伴关系（Election Integrity Partnership，EIP），不合理地结盟，审查言论。
美国政府资助了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和斯坦福大学的审查工作。斯坦福大学的EIP与其它政府机构——国土安全部、国务院以及国务院的全球参与中心——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针对特定的错误信息进行“标注”。据《纽约邮报》报导的电子邮件显示，斯坦福大学EIP的“虚假信息”小组在2020年大选前与CISA合作，审查美国人。
CISA主任詹‧伊斯特利（Jen Easterly）声称，关注错误信息将保护美国的“认知基础设施”。CISA在认知上受到了挑战。来自斯坦福大学EIP的CISA顾问凯特‧斯塔伯德（Kate Starbird），以及前中央情报局法律顾问苏珊娜‧斯伯丁（Suzanne Spaulding）建议针对“恶意信息”，即事实真实、但“具有误导性”的信息进行打击，真相并不重要。
然后是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出人意料地使用了代理机构——保障民主联盟（Alliance Securing Democracy，ASD）、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阿斯彭研究所，最著名的是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PLC）。在SPLC的2022年的《仇恨与极端主义》年报中，SPLC给十几个家长权利组织贴上了极端主义的标签，如“自由母亲”（Moms for Liberty）。在SPLC的指导下，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将家长们视为恐怖分子。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把矛头指向了“自由母亲”组织，因为该组织谴责政府推行的反白人、反异性恋课程。
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宗案件中，最高法院一致决定反对联邦调查局秘密将200万人列入审查名单。
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说，联邦调查局“试图说服一家中间媒介删除第三方的私人言论……这在（诺伍德诉哈里森）一案中写得很清楚”，此举“侵犯了言论自由”。
“国家不得诱导、鼓励或推动个人去做宪法禁止的事情。”巴雷特说。
推特、脸书、谷歌和其它公司接受了各政府机构的审核“请求”。拜登利用脸书和推特单方面解除了美国对中共的信息战，反而对自己的美国政治对手发动了一场虚假信息宣传战。
在被埃隆‧马斯克接掌之前，推特的内容“版主”经常与联邦调查局和其它政府机构交换电子表格，上面有政府机构希望审查的成千上万人的具体姓名。
马斯克发现，政府机构可以访问推特用户的私人信息。美国宪法规定，对公民进行窃听必须获得授权。
至于阿斯彭，它主张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可以完全获取社交媒体上的数据，以便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监管。在“公共利益”名义下，FTC同意限制虚假信息，即使这是以言论自由为代价。
答案是什么？
参议院的辩论围绕着延长出售TikTok的时间，寻找买家，以及允许任何外国买家。
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与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合作，建议给字节跳动更多时间出售TikTok。
参议员本‧卡丁（Ben Cardin，马里兰州民主党）反对外资控股，他告诉保守派新闻网站《华盛顿观察家》：“我觉得，如果没有外资控股，我会感觉更舒服。”
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俄勒冈州民主党）表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政府的侵害。”
怀登愤怒地谴责前财政部长史蒂夫‧姆努钦（Steve Mnuchin）寻求外国（可能是沙特）投资者。
卢比奥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在寻找不受中共《国家安全法》约束者”。他希望参议员们理解“字节跳动可能被武器化，用于信息战，对抗美国”。
同样，华纳坚称，“我们只是想确保最终控制权不在中共手中。”
遗憾的是，这场辩论普遍忽视了言论自由的问题。虽然要求中共撤资还没有达到全面禁令，但美国政府及其审查代理人对言论自由的威胁仍然存在，与中共的威胁一样。
答案既简单又复杂。政府机构应该将枪口转向打击外国的虚假信息，而不是反对天赋的自由权利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
数十年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一直在对美国进行“超限战”和不宣而战的政治战，却没有得到任何重大回击。问题是，太多的政府机构不感兴趣，甚至不愿发动一场仅仅是回应虚假信息的防御战。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宪法、法律和道德责任，转而攻击正在行使其自然权利和宪法权利的美国同胞。
作者简介：
罗杰‧坎菲尔德（Roger Canfield）博士撰写了四本关于中共在美国境内的政治影响和情报活动的书籍：《中国娃娃》[China Doll，与理查德‧德尔戈迪奥（Richard Delgaudio）合著，2000年]、《隐形入侵》（Stealth Invasion，2002年）、《中国商人》（China Traders，2000年）《中国的特洛伊木马》（China’s Trojan Horses，2002年），发行量为100万册，《让红色中国付出代价》（Make Red China Pay，2021年）发行量为25万册。坎菲尔德是海军退役老兵，航空电子技术员。他在克莱蒙特‧麦肯纳大学（CMC）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并在克莱蒙特研究生院获得政府学博士学位。
原文：The TikTok Issue: Countering Evil, Constitutionall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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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