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蜀忆事(13)放卫星
一九六五年我在柳树中学读初中。有一天上政治课，政治老师胡延应讲到“大跃进”中的“浮夸、虚假”风时，给同学们念了一首顺口溜：“新生有个何清德，十万指标把人吓；倘若你把天吹破，全球人民都造孽。”
这里说的是“大跃进”时期，新生乡五大队有个村支书叫何清德，在向县委汇报产量时，把牛吹破了天，竟破天荒地喊出了亩产皮棉十万斤的高产数位。
我当时听了，心里不觉“咯噔”了一下。我的家乡就在新生公社五大队，何清德就是我们的村支书记。据我所知，这是个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从小就和庄稼打交道，怎么连这么基本的生产常识都没有呢？要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亩棉田能收七八十斤皮棉就谢天谢地了。
一九六八年，我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回到家乡务农。由于我是全村唯一读过高中的人，大队搞“四清”时，把我抽调到大队“四清”小组工作。那时，“四清”小组长就是何清德。和他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怎么也觉得这是一个实在憨厚的庄稼汉子，为什么大跃进时竟喊出了亩产皮棉十万斤的荒唐口号呢？
在一次闲谈中，我故意问道：“何书记，我们现在种的棉花一亩产多少斤？”
“八十多斤呗。”他说。
“那五八年你怎么要报十万斤呢？”
“你是怎么晓得的哟？”何书记有些惊讶。
我把政治课上的听到的顺口溜跟他念了一遍。
“那是一个啥子年代啊！”何书记感叹了一声，仿佛被电击了似的，一下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很久很久以后，他才心情沉重地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大跃进时期，从县到生产队，层层都设有评比台。大到横街横公路的牌坊，小到特制的木棚或墙壁，上面都画有各种各样评比等级。最先进的坐火箭，依次往下坐飞机、火车、汽车、自行车、鸡公车，最落后的是“小脚女人”。
凡是获奖者，就由上级部门敲锣打鼓送喜报，送流动红旗，戴大红花，凡是排到尾巴上的落后分子，就召开批斗大会、罚工、饿饭，在衣服的后背上画乌龟，甚至还当众脱了裤子打屁股。
那个年代，当干部最怕的就是排名在前面去报产量。不论什么会议，不论什么场合，第一个上去报告产量的人都要挨批挨斗。如果第一个人亩产报一千斤，第二人就报一千五，第三人报二千，第四个就是三千四千地报，越是往后报得越高，“浮夸虚假”漫天飞。你吹我也吹，你高我比你更高。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稻谷赶黄豆，玉米超冬瓜，秋后粮食堆成山，压得地球打转转。粮食亩产过万斤，红苕亩产超十万，牛皮吹破天，谎话连成片。
记得那天县委开会汇报棉花产量，我天不见亮就拔腿往县城赶。四十多里山路，崎岖难走。当我大汗淋漓地走拢大礼堂时，县上的汇报大会已经开始了。
县长书记坐在主席台正中，秘书们坐在两边忙着记录。主席台下边等着汇报的人排着长队，一个挨着一个准备上台发言。台上发言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谎报着产量，慷慨激昂地向党表决心话未来。
第一个上台的人说他们亩产皮棉已达二千斤，第二个就说亩产到了三千斤，第三个开口就是五千斤！他们一个比一个报的产量高，一个比一个喊的口号响亮，一个比一个慷慨激昴！
我是最后一个上台汇报产量的人，在我前面的人已经把产量报到一万多斤了。我一听慌了神，我到底该报多少产量呢？亩产百斤是万万不敢开口的，说了马上就会被戴上“右倾”帽子，当场遭批斗。这时候，我什么也不顾了，反正大家都在说谎，我也跑来凑凑热闹。一气之下，我就闭着眼睛，胡乱放了一颗卫星——亩产皮棉十万斤。
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后悔不已。这个连鬼都不敢相信的数字，居然被我喊了出来。我满脸发烫，无地自容，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但意想不到的是，礼堂里却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鼓掌声。
汇报结束，我们大队棉花产量位居全县第一。县长亲自把一面写着“棉花状元”的锦旗送到我的手里。他还紧紧握着我手说：“你们要再接再厉，争取来年再放一颗更大的卫星，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报喜。”
待续@
责任编辑：谢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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