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取消文化与名校圈掀起的冲突

更新 2024-05-02 8:30 AM 人气 349

标签: 思想领袖, 言论自由, COVID, 取消文化, 哈马斯, 以色列, 觉醒

【大纪元2024年05月02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

卢基亚诺夫：六分之一的教授表示，他们甚至曾因追求学术自由而受到威胁要调查自己，或亲身受到过调查。9%的学生，基本上十人中就有一人表示，自己曾因发表言论而受到调查。

杨杰凯：今天我们将采访格雷格‧卢基亚诺夫（Greg Lukianoff），他是FIRE——“个人权利和表达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主席。他与瑞琪‧施洛特（Rikki Schlott）合著了《美国思想的取消》（The Cance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Cancel Culture Undermines Trust and Threatens Us All―But There Is a Solution）一书。

卢基亚诺夫：就像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名言一样，“什么人是我可以恨的？”因为老实说，这样更有趣。

杨杰凯：在本期节目中，卢基亚诺夫分析了有缺陷的争论的本质、这些争论又如何取代了辩论，以及如何恢复有意义的公共讨论。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言论自由是需要加以维护的

杨杰凯：雷格‧卢基亚诺夫，很高兴你能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卢基亚诺夫：来到这里我很激动。

杨杰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不禁要问，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坚持言论自由的理念。我想今天我找对人了，可以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而这显然是个大问题，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卢基亚诺夫：是啊。

杨杰凯：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卢基亚诺夫：关于言论自由，我总是首先要解释一下，这也是我在Substack平台的账号为何取名为“永远根本的理念”（The Eternally Radical Idea）的原因。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上，通常是谁对别人言论审查，谁就是赢家。每一代人中，都会有胆大妄为的人起来反对言论自由，而他们通常是赢家。实际上，在历史上很奇怪的是，有一段较长的时期，言论自由甚至是受到欣赏的，更不用说真正得到了实践。

也就是说，你需要努力、需要进行教育、需要有约束、需要有理想、需要哲学理念，以维护言论自由。如果没有这些，像我们在书中说的，那么言论审查制度的“万有引力”就会接管，把我们拉下马，重新回归常态，即由掌权者来决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言论，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言论。很不幸，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我不想假装：这只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没人真正在推动这一进程。

左翼大咖马尔库塞：让“坏人”闭嘴

在我与瑞琪‧施洛特合著的《美国思维的取消》一书中，我们将此称为“反言论自由运动”，实际上，它是在大学校园自由言论运动一年后开始的。1965年，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著名的左翼大咖，现今仍然受到一些人的崇拜……但不管怎么说吧，他写了一篇文章《压制性容忍》（Repressive Tolerance），提出了一个论点，而且这个论点被说得好像很高深似的。但其实没啥高深的，不过是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一个“自由”的平等的社会，你就必须让“坏人”闭嘴。

这里他认为的“坏人”，就是所谓的右翼人士，所谓的保守派，（他认为）他们是反动的右翼，也就是他认为的（不赞同他的观点的）其他所有人。而那些“好人”呢，主要是赞同马尔库塞观点的人，左翼人士，他们应该有言论自由。而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需要某种独裁政府，拥有广泛而全面的权力，以某种抽象的理想的名义惩罚那些“反动”的人。老实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可怕的想法，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想法，本质上就是，让“哲人之王”（The Philosopher Kings），我们应该让那些人来掌管言论自由，其他人都不应该拥有它。

（注：“哲人之王”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一种统治者，在《理想国》中，国家统治者即是哲人之王。）

COVID疫情和“取消文化” 破坏了公信力本身

杨杰凯：似乎是，当大流行病袭来时，很快地，“哲人之王”就接管了政权。

卢基亚诺夫：是的。我们书中有一整章都在探讨COVID疫情和“取消文化”，我们想在其中说明的一点是，权威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公信力本身。

我总是以“实验室泄漏说”为例。也就是说，我记不清了，在2020年4月，也许是3月，也许更早，人们开始谈论武汉有一个实验室的事实，即武汉有一家新型呼吸道病毒实验室。也许这（COVID病毒）可能真的是一次实验室泄漏导致的。有些人甚至猜测，也许是一种生化武器泄露了出去。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包括我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在内都认为，“不，这（实验室泄漏说）绝对是假的，我们知道这是假的。不是这样的，这不是真的。我们知道它（病毒）来自一家海鲜市场。”

另一方面，人们并不傻，他们看了之后会想，“好吧，我知道这里有一些事了。我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实验室泄漏的，但我也知道，你并不知道这是否是一次实验室泄漏，但你表现得好像这是天方夜谭一样，好像是我们百分百了解的东西一样。难道武汉搞了什么秘密的超级调查，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因为除非发生了这种事——当然没有发生嘛——否则你是不知道的。”

其中一点是，在工作中，对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缺乏认识论上的谦逊，这也是专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在书中所展示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专家、对各机构信任一落千丈的原因之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犯了大错，以及他们在知识上强烈的傲慢。

杨杰凯：是的，这个词用的不多……我喜欢你在书中使用的这个词，“认识论上的谦逊”，当时还没有这个词。

卢基亚诺夫：是的。

杨杰凯：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因此，请允许我简短地评论一下。我记得，这与《美国思想的取消》很有关系，有一篇论文发表了，（其实）不像是论文了，像是一封信，《近端起源》（The Proximal Origins of SARS-CoV），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自然》杂志一直是我的梦想，想当年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生物学家时，我一直梦想着能在《自然》上发表文章。

“近端起源”本质上是一个论点，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说，“这（COVID病毒）不可能是实验室泄露的，这显然是自然原因。”

卢基亚诺夫：嗯。是的。

杨杰凯：说实话，尽管我的生物学教育生涯中断了，但我已经足以知道，这种说法很荒谬。坦率地说，我认为大多数有自尊心的生物学家可能都有同感，但出于某种原因却什么也没说。我甚至给我的一位同事打了电话，他过去是一位疫苗接种专家，我说，“你看到这个了吗？”他说，“看到了，我给他们写了信，但没有得到回复。”

卢基亚诺夫：是啊。

杨杰凯：但是，究竟，为什么啊？

卢基亚诺夫：是啊，我是说，假装自己对某件事情很确定是有好处的，然后，我觉得，人们就会认为自己确实比别人聪明。

杨杰凯：但问题是，刊登在《自然》杂志上啊，天啊，生物类顶级刊物啊，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学者的话。

校园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遭到巨大的破坏

卢基亚诺夫：我们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捍卫校园言论自由已经22年了，从2017年起，情况明显变得越来越糟。2020年和2021年是最糟糕的两年，据我所知，就校园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状况而言，这是自1973年法律颁布以来，甚至可能还要在此之前。

从我们所掌握的最佳历史模型来看，从2014年——我们认为2014年是“取消文化”的开端——到2023年7月，被解雇的人更多了。要知道，这个数字是麦卡锡主义时期被解雇人数标准估计值的两倍。六分之一的教授表示，他们甚至曾因追求学术自由而受到威胁要调查自己，或亲身受到过调查。9%的学生，基本上十人中就有一人表示，自己曾因发表言论而受到调查。这方面（的数字）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对比。

大概在1980年代之前，他们根本没有因为学生的言论而对他们进行过调查，据我们所知是这样的。所以，我有时确实会觉得，自己是在虚空中呐喊。后来，人们才会说，“哦是啊，有些东西可能他说的是对的。”这就像，“不，不，这它真的来了。”你可以看到它的崛起，它正在对我们所有知识生产机构造成巨大的破坏。

“觉醒者”——社会正义原教旨主义者

杨杰凯：让我们先谈谈“取消文化”吧。对实施取消或开始实施取消的人来说，我们经常把他们描述为……我会用“觉醒者”这个词——我们在谈论的是批判性的社会正义意识形态。

卢基亚诺夫：我喜欢用“觉醒”这个词，因为“觉醒”是一种侮辱，人们并不真正确定它的含义。蒂姆‧厄本（Tim Urban）对此的说法，我认为是完美的，因为它不言自明，就是社会正义原教旨主义者。

杨杰凯：哦，我喜欢这个说法，我以前没听说过。好了，学到了，新用法。

那么，社会正义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真的相信在许多情况下，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这样，但我敢肯定，有很多投机取巧的人，我敢肯定，坦率地说，精神变态者会利用这一点，我相信他们会这么做。但有些人真的相信，教授麦克‧亚当斯（Mike Adams）的演讲——你在书中描绘的可怕情形——这实际上是针对他们的暴力，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伤害。

（注：麦克‧亚当斯是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公开的辩论家，由于他的“政治不正确”的尖刻讽刺，他在社交网络上受到骚扰和威胁，他于去年7月自杀。）

但与此同时，根据……我要称之为他们扭曲的逻辑，他们自己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卢基亚诺夫：任何手段。

杨杰凯：包括用实际的暴力，去进行反击，这种逻辑直接来自马尔库塞，对吧，还有他的……

卢基亚诺夫：思想流派。

鼓吹“取消”的暴民何以掌握了教育等领域

杨杰凯：没错。这就是我在处理问题时纠结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像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那样说：“好吧，让我们确保这些人无法接近权力的缰绳，我们必须以同情之心对待他们。”我同意这一点。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情况恰恰相反。

卢基亚诺夫：他们已经掌握了权力，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

杨杰凯：对。

卢基亚诺夫：是啊，我的意思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大抵如此。他们是在利用那些原本心怀善意并尝试改善世界的人，向他们灌输关于世界的过于简单化的想法，以及完全歪曲了的历史，然后挑拨他们，让他们将激进主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从幼儿园到12年级几乎都在接受这种教育。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曾说过一句话，这句话解释了为什么我不能对这些鼓吹“取消”的暴民抱有太多同情的原因之一。他指出，如果你想创造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那么，就得允许人们对其他人残忍，但同时也要让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感到义愤填膺，让他们在大肆发狠的同时还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这会吸引人们趋之若鹜。

有名校生如哈佛的学生站在哈马斯一边

杨杰凯：我们稍事休息再回来。

我们继续采访格雷格‧卢基亚诺夫（Greg Lukianoff），他是《美国思想的取消》的合著者。

你知道，我现在不禁想到了，我所看到的人们对哈马斯在以色列的这次大屠杀的一些反应。

卢基亚诺夫：是啊，是啊。

杨杰凯：就像之前，在以色列做出任何反应之前，在任何事情发生之前，人们就做出了这种离谱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反应。这就是我想到的了，在你描述的时候。

卢基亚诺夫：哦，是这样的。那么，这本书显然是在10月7日之前写的，是早在那之前很久很久写的，而不幸的是，它是在那件事之后不久出版的，当时所有的新闻报导都理所当然地集中在以色列发生的暴行上。着实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看到人们立即站在——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如哈佛大学的学生——立即站在当时仍在实施强奸、谋杀、绑架者的一边，其受害人中显然也包括无辜的平民。

我是维护《第一修正案》的律师，也是一名忠实的信徒，所以我认为，人们有权发表令人讨厌的观点，我也会捍卫你发表令人讨厌的观点的权利。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些观点一定是好的，而是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能够知道，如果你认识的某个人真的这么想——或者最糟糕的是，真的认为哈马斯的攻击是正确的（我认为哈马斯的是一种不道德的信仰）——但你有权这么想。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有那种信仰，最好让我知道你的真实想法。

需要大量的灌输才能达到这种地步

但是，说到那种会如此看待事情的实际心态，即把事情超级简化成善恶对立的故事，不知不觉中让哈马斯认为自己基本上扮演了“被压迫者”的角色，而这些家伙却在实施强奸和酷刑折磨，坦率地说，需要大量的灌输才能达到这种地步。我们认为，在《美国思想的取消》一书中，我们认为，导致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善恶对立思维方式的心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敌人身份政治。

我们坚决信奉的是，共同的人性认同政治，这能扩大我们何以成为一个民族的范围，以便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平等地成为朋友，从而真正创造出一个社区，让人们虽然外表不同、崇拜不同的神，但仍然认为自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认为自己是大学社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美国人的一部分。

“取消文化”是不进行辩论的一种技巧

但是，共同敌人身份政治，在过去几十年里，在校园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那就是“什么人是我……”，我得说，我确实觉得这其中有很多是，就像阿道司‧赫胥黎的名言一样，“什么人是我可以恨的？”因为老实说，这样更有趣。顺便说一句，如此行事能让我赢得争论，而根本不需要回应别人的论点。

在《美国思想的取消》一书中，我们经常谈论到这个，因为“取消文化”只不过是要赢得争论的最下流的手段，而实际上并没有赢得争论，我们指的是，它没有说服任何人，没有真正进行争论，也没有真正在争论中击败某人。

而这恰恰是高等教育应该消除的东西。高等教育还应该教会我们养成辩论的习惯，让我们真正走向真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谈论“取消文化”，因为它只是众多不进行辩论的修辞技巧中的一种。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高等教育不仅没有教学生如何进行有意义的辩论，从而真正有所收获，它们允许、甚至助长了以身份取人的习惯，比如，通过找出某人一生中是否做过坏事，因此，其对完全不同的事情的意见，就不再被认真对待了。校园内不应该教……不应该千篇一律地使用这些拙劣的修辞策略，但他们实际上却在教这些东西。

四大“谬误理念”

杨杰凯：你知道吗，我还想起了一件事。这在你的书中至少出现过两次，是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一句话：“善与恶的界限（不在国家之间，不在阶级之间，也不在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个人的心灵中”，跟我讲一下吧。

卢基亚诺夫：我曾以为，我们的社会在道德修养方面正在不断进步，那也许是在20年前吧。我们的艺术越来越多地从典型的……比如说电视剧吧，从典型的善恶对立，英雄人物，甚至只是心地善良的好角色，转变为更多地探讨索那些实际上在很多不同方面都非常坏的人，但同时也展现示他们自身经常具有的奇异的亲和力和人性。

我曾以为，我们正在向一个层次迈进，在这个层次上，就像，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认真看待人性，即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善恶之分，而且从本质上讲，我们确实有着复杂的动机，很多时候，道德问题往往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而在一些真正的道德困境中，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比那些可能真正很可怕，只是略微强上一星半点的做法。

而不知何故，当我们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时，一切却完全反了过来，在（我们的前作）《为什么我们制造出玻璃心世代》（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一书中，我们称之为第三大“谬误理念”。而那些不真实的理念，就好像世界上最糟糕的大咖给了你一生中听过的最愚蠢的建议，它会让你痛苦不堪，它不符合古代智慧，也不符合现代心理学思想。

那么，我们在《玻璃心》一书中提到的前三个“谬误理念”是：（第一，）“杀不死你的，让你更脆弱”。（第二，）“永远相信自己的感觉”，这听起来不错，但却是个糟糕的建议，正如有人所说，“你的感觉是数据，不是方向”。第三，生活完全是一场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斗争。在这本书中，我们引入了第四条“谬误理念”，即坏人没有任何好的论点，这本质上意味着，如果我能魔法般神奇地宣布你是坏人，我就不必考虑你提出的任何论点，尽管我清楚地知道坏人有时会提出正确的论点，而好人往往会提出错误的论点。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通过“完美的修辞堡垒”第一步消灭99%的人

杨杰凯：让我们来谈谈“完美的修辞堡垒”和“高效的修辞堡垒”的对比。

卢基亚诺夫：不错，那么这些都是我在2015年开始谈论的话题。当时我注意到，尤其是在我（偏左）这一边的政治阵营中，我们正在学习一些可怕的辩论方法，即不需去辩论，总是去否定我们正在辩论的人。其中很多，同样，都只是懒惰的技巧。起初，我称它为完美堡垒，因为它其中很多内容都来自学术界，你有所有这些近乎奇妙的学术方法，可以根据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因素来贬低某个人。

还有一些修辞手法：如果他们在公共场合发飙，你就可以否定他们；如果他们一生中做过什么坏事，你就可以否定他们。我们在书中介绍了“完美的修辞堡垒”的十四个不同步骤，并举例说明了每种步骤的方法。第一步是——我得想出一个朗朗上口的说法来指代它——这有点像是，变魔法般地宣布某人是右翼分子，即使他不是，然后你就不用再考虑他们了。

杨杰凯：看来，极为有效。

卢基亚诺夫：极为有效。而你能看出它有多有效的地方就是，人们现在指责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是右翼，指责《纽约时报》是右翼，一旦其做了任何左翼不同意事情的话。

杨杰凯：就像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我记得。

卢基亚诺夫：诺姆‧乔姆斯基，是的，所有《哈珀杂志》（Harper’s）刊登的《公开信》（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中的签署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右翼或右翼倾向的人，就像萨勒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诺姆‧乔姆斯基一样，你知道谁在信上签了名吗？通常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不知何故这很糟糕。

从而，通过第一步，你基本上可以消灭99%的人，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是保守派。

其它步骤也都很低级并不能让人们接近真相

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漏斗”。你是白人吗，你是顺性性别吗，你的性取向是什么，等等？我们沿着这个兔子洞走下去，到了只有大约0.9%的人的地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仍然被认为是有效的。但问题是，即使你是那0.9%的人，但你的论点是错误的——没想到吧，那你也不算数。因为接下来的论点是，这很精彩，他们说你有内化的厌女症，有内化的种族主义，有内化的变性恐惧症。就像，哇，这太神奇了。就像你总能耗尽时间一样。

（比如，）科尔曼‧休斯（Coleman Hughes），他是黑人，无党派，才华横溢，年纪二十多岁，他是播客主持人，他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听着，我总是被告知，在任何话题上，对我的观点的有效性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的肤色。”“但一旦我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人们不喜欢，我就会被说成不是真正的黑人。”

这方面我查了一下，我基本上问了我认识的所有保守派和温和派黑人作家，问他们，比如说：“有人说你的观点不是真正的黑人观点吗？”他们所有人，包括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当然还有科尔曼、杰森‧赖利（Jason Riley），和其他一些人都这么说。

杨杰凯：我突然想到，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导，拉里‧埃尔德（Larry Elder）正在成为白人至上主义的黑人代言人，对吗？

卢基亚诺夫：正是如此。尤其令人讨厌的是，这些人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富裕的白人，他们告诉黑人，如果黑人不喜欢他们的观点，他们就不是真正的黑人，同时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站在少数族裔一边。但实际上，当你掉进这个兔子洞时，就会觉得，天哪，这些其实都不重要，这只是为了保护教条。这只是为了赢得争论，就是不战而胜。

当然，还有一条是“你不能在公共场合发火”，这经常被用来对付别人。（反LGBT的）凯尔‧邓肯（Kyle Duncan）法官和《旧金山纪事报》就经常被这样针对，许多批评者实际上说，邓肯对大喊大叫的学生非常刻薄。事情好像是，学生们喊出了许多可怕的话，他们除了说了，“你是否能找到阴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他们实际上甚至说了，“我希望你的女儿被强奸。”如果有人这样对我大喊大叫，我也会生气。他还对邀请他的学生的代表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也就是说，这一切都很低级，并不能让你接近真相，但却能让你觉得自己“打败”了某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