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4月17日讯】远流出版公司的《自由主义名著译丛》，这本是乔治‧史蒂格勒教授的第三本中译，前两本分别是《人民与国家》和《史蒂格勒论文集》。由于在前两本书里已将史蒂格勒的人与事作了概括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
史蒂格勒的学识渊博是毋庸置疑的，而一九八二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最好的肯定。不过，学问好的经济学家虽不少，但能够“入世”且成功者却不多。所谓入世是能将艰涩的学术里的东西深入浅出地引介给大家，甚且化约成政策建言来影响政府决策。史蒂格勒是少数能够两者兼顾的经济学家，他启蒙于经济思想史，但却在公共政策的研究上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史蒂格勒从不否定公共政策的必然存在，他先承认它们的存在，再将重点放在以实际资料的实证结果，用来拆穿公共政策的假面具，指出政策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往往扞格、矛盾之迷思，这种以“拿出证据来”让人心服口服的方式，史蒂格勒用得最为炉火纯青。
要以实证资料拆穿公共政策的真相，也并非纯就资料、数据硬凑而成，最根本的原则必须有坚强的“理论”作基础，亦即必须本身拥有正确的观念，当然也必须具纯熟的逻辑推理。这又与时下流行的“务实”歪理大异其趣，而没有理论作基础的政策有如无根的树。理论也者，实际现象的简化，旨在使问题易于分析。因此，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我们不太可能得到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理论，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理论都随时准备要被某一现象所否定、推翻的，如此也才不断会有新理论的出现，这也就是科学进步的表现。所以，理论没有对错，只有“有用”或“无用”的区别，能解释现象的理论是有用的，否则就是无用的理论，但我们却不能说它是错的。没有用的理论或可加以修正变成有用，或因修正成本太高而被新理论取代。
虽然理论很重要，但要将某一理论通俗化的引介，若不是功力够，以及具有热诚，否则根本不可能。史蒂格勒兼具两种特质，这一本《经济学布道家》就是这项工作的一些成果之结集。传布经济学理的工作是否类似布道家的行为？史蒂格勒对此有严格的定义，而且强调该行为涉及“道德”层面，或者是与“价值判断”关系密切。就这一点言，与基本“实是性”（positive）经济学似乎扞格，但金却是公共政策所必须的。不过，史蒂格勒认为，经济学家并不抱持某一套具有说服力的道德体系，但却也能广泛地、容易地扮演政策批评家角色。原因在于批评错误时并不需要道德体系，只要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政治算术家就可以了，毕竟我们是活在一个老是犯社会性错误的世界里。问题是，决策者真的那么愚蠢竟然一而再地犯错？当然不是，因为对那些制定和支持“错误”政策者而言，那些错误政策并没有错，这也就是以“自利”原则所可以良好解释的现象。
由于史蒂格勒重视理念的传布，因而特别将《经济学布道家》这篇文章排在第一篇，并将其篇名作为本书的书名。本书原有十八章，中译本略去《经济学家和国家》这一章，因其录于《人民与国家》。
史蒂格勒已于一九九一年底跟随“我的朋友亚当·史密斯”（史蒂格勒的口头禅）赴天国去了，我们感谢他为人间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礼物。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三日于台北市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