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4日讯】 二零零八一开年，一家出版社编辑就来函邀约我为《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最新中文译本写导读，我不假思索欣然应允，只因这是一本建立或扭正世人对“政府”和“个人”所应扮演角色的重要通俗性书本。
在自由民主社会里，如何对“政策买票”作正确判断，本书提供选民冷静、理性的思考，这时也正是二零零八年三月台湾第四届民选总统的前夕，对台湾人民更是重要。
人人应有“选择的自由”
这本书早在一九八零年就在美国出版，不旋踵即畅销全世界，出版第一年卖出四十万册精装本，一九八一年初并印行普及版，且被译成十二种外国文字，台湾在一九八二年也有中译本。该书是全球知名的自由经济大师、被尊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去世的密尔顿．弗利曼（Milton Friedman）和其夫人萝丝（Rose）共同著作的，系根据他俩在美国公共电视台同名节目内容改写成的。生动、鲜活地以实例阐明市场威力的强大，以及政府管制政策的弊害，并唤醒个人认清“个人的责任”，以及人人拥有“选择的自由”之重要性。
无疑地，一提到弗利曼，世人的第一印象也许只是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经济死硬派学者，以及芝加哥学派的主要领导人。前年底前智利军政府独裁者皮诺契特（Augusto Pinochet）去世时，弗利曼的名字也曾一并出现，因他当过皮诺契特经济顾问，协助智利从事经济改革，褒贬互见。对于我来说，除了这种一般印象外，至少还有下面几项鲜明事件立即映在我的脑际。
有名的“背影”双人照
其一，在全球经济学界有一张非常出名的“背影”双人照，它是在古色古香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园拍的，照片中的两位主角应该是全球经济学界最高和最矮的两个身高极端对比人物。这两位都是顶尖世界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高的是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一九八二年得奖，一九九一年去世），矮的当然是弗利曼了。
这张照片有这样的解读：两位大师边走边谈，高者看地上，矮者向前直视，盯着地上看的突然说：“地上有一百块。”平视者回答说：“不可能！在人来人往的路上，怎可能有掉落的钱？若有，也早被人家捡走了。”
这个故事当然是穿凿附会的，是有心人讽刺经济学“重视假设”、“不实际”、“不食人间烟火”等等的说词。不过，这也正好烘托出这张照片的知名度。对这张照片感兴趣者可在远流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史蒂格勒自传》中找到，照片下还有史蒂格勒幽默的眉批呢！
被闹场的诺贝尔奖大典
其二，在一九七六年以前，应该说迄今为止，每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颁奖的大典，几乎都平静无波（虽然有保罗纽曼主演的电影《奖》描述一段有关诺贝尔奖的阴谋故事，但那应是戏剧杜撰的），唯有一九七六年例外，主角就是弗利曼。该年当得奖名单揭晓，反对和抗议弗利曼获奖的声音就不断出现，举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系和瑞典商业学院的教师及研究员的抗议信为例，内容是：“尽管弗利曼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有一些成就，但他完全不理会他所推荐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他和他的芝加哥学派，做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军事独裁者之顾问，也替智利军人政权拟出一条经济政治路线。……这一切不但指出了王家科学院的政治幼稚病，也完全抹煞了弗利曼的得奖资格。……”
除了有这种书信抗议外，颁奖那天，场内有一人示威，场外更有四千人示威，创下截至该年为止，共七十五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受到破坏的先例。虽然受到如此激烈抗议，弗利曼仍坚持其借机转变独裁者理念的作法，继续充当各国政要的咨询顾问，最有名的就是与中共经改初期的关键人物赵紫阳之交往。
为何弗利曼敢于甘犯众怒，冒着“为虎作伥”的罪名持续帮军事独裁者拟定经改政策，相信读者渴望由其本人口中得到答案。那么，可在弗利曼夫妇俩一九九八年出版、以对话式撰写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Two Lucky People）第二十四、二十六两章看到，弗利曼夫妇对该事件的始末，有详细的记载和辩解。
揭穿凯因斯理论弊害的先知
其三，个儿小但辩才十分犀利的弗利曼，挟着重述货币数量说成为“重货币学派”开山始祖，高举“凯因斯革命的反革命”大旗，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与海勒（W.Heller）大辩论，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一段时间与萨缪尔逊（P.A.Samuelson，凯因斯学派最主要大将，一九七零年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纸上论战，被萨缪尔逊称为“经济学界的鳗鱼”。
这个称谓鲜活地点出弗利曼的观点在当时属于少数，但却颇富攻击力，有如远洋渔业捕鱼者，为了维持所捕获鱼群的新鲜，必须放入几条鳗鱼与鱼群相斗。而弗利曼这只全球经济学界典型鳗鱼，在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风暴掀起漫天风云，自由化受挫、政府管制再度抬头的当儿，以八十七岁高龄为文、演说，极力抵挡逆流，力挽狂澜的精神，甚至主张废掉国际货币基金（IMF），这种勇气不是肃然起敬就可形容的了。
基本经济学理简单但难真懂
其四，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弗利曼应美国三一大学之邀，讲述其“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结尾时如此说：“……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他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我相信绝大多数世人对这种说法费解，甚至于经济学界中人也有不少人不同意。
不过，弗利曼应该不是信口开河，也绝非玩笑话，一定是其大半生的深切感受。
“弗利曼现象”其来有自
其五，世界级的华裔著名产权学者张五常教授，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晚，于香港演艺学院的歌剧院介绍弗利曼时，劈头就说：“二十年前，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都像生活在爱丽丝的世界中：他们要越跑越快才能站在原来的地方。作为其中之一人，我当时照例工作至深夜。一天，已是凌晨，我带着疲惫之身躺在床上，无意间见到隔邻大厦的顶楼，有一个房间的灯光还在亮着。此后很多个深夜我也见到这孤寂的灯光。后来我知道那灯光是从弗利曼的书房透出来的，就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超级明星的教授，竟然会比一个籍籍无名的新入行的人还用功。”
张五常感慨说，在半个世纪中，弗利曼求知若渴，不获得答案誓不甘休，而一定就是因为这种毫不松懈的精神与天才的结合，才造成了可敬的“弗利曼现象”。这种观察也可在弗利曼夫妇自传中的字里行间得到印证。
其六，弗利曼虽然辩才无碍，但也勇于屈服于真理，此由“寇斯定理”的论辩会最能突显。话说寇斯（R.Coase,一九九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位经济学界的优雅隐士，在一九五九年写了一篇〈传播委员会〉的论文，寄给《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主编艾隆．达瑞克特（Aaron Director，弗利曼夫人萝丝的二哥，法律经济学创始者之一）虽惊为“天”文，但当时芝加哥大学的众多经济学高手都说寇斯的论点错了。艾隆将所有的反对观点向寇斯转达，寇斯坚持己见。这样书信来往好几次，最后，艾隆要求文章发表之后，寇斯要让反对者亲自表达观点。
六零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艾隆邀请了弗利曼、史蒂格勒、哈勃格（A. Harberger，福利经济学的首要人物）、贝利（M. Bailey，理论高手）、嘉素（R. Kessel,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学天才，医学经济大创始人）、麦祺（J. McGee，专利权理论的重要人物）、路易斯（G. Lewis，劳工经济的首要人物）、敏斯（L. Mints，理论高手），加上艾隆及寇斯，经济学的讨论从来没有那样多的高手云集。
这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辩论是在艾隆的家里举行，饭后大家坐下来，寇斯问：“假若一间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预──但寇斯说：“错了！”跟着而来的争论长达三个小时，结果是寇斯屹立不倒。
多年以后，当时的在场者各有不同的观感。史蒂格勒说：“那天没有用录音机，是日后经济史上的一个大损失。争论到半途，密尔顿（弗利曼）突然站起来，舌战如开枪乱扫，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来，仍然站着的就只有寇斯一个人。”嘉素说：“经过那一个晚上后，我知道寇斯是本世纪对经济制度认识得最深入的人。”麦祺说：“当夜是英国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了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当夜阑人静，我们离开艾隆的家时，互相对望，难以置信地自言自语说：我们刚才是为历史作证。”
寇斯本人呢？他说：“当夜我坚持己见，因为怎样也不曾想到我可能会错，但眼见那么多高手反对，我就不敢肯定了。到弗利曼半途杀出，他的分析清楚绝伦，我才知道自己大可安枕无忧了。”（以上叙述引自张五常《凭阑集》）
有一次，弗利曼在机场巧遇一位教授，这位教授本要到一家大学演讲批判寇斯的说法，但在与弗利曼短暂同机受教后，竟立即将讲题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改成如何了解寇斯定理。
平易近人、笑口常开
其七，也是张五常的记述，是在张五常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背影〉这篇其描述陪伴弗利曼夫妇访问中国所见所闻的文章。该文特别突显弗利曼平易近人、笑口常开，即使走在烂泥路上，也若无其事欣然而过。而弗利曼夫人萝丝使用中国落后模式的厕所，竟然面不改容。
最令张教授感动的是，两老在火车月台赶车时，坚持分工合作提笨重行李，而弗利曼还曾动过两次心脏手术呢！无怪乎张五常在雾中淡淡的阳光下，见到这两夫妇的背影、短短的身材仿佛变得愈来愈高，一时之间竟辛酸想起朱自清那篇曾被编入中小学教科书，名为“背影”的精彩好文章。
生活精彩的这一家人
弗利曼的太太萝丝也是经济学者，而且是芝加哥学派创始大老奈特（F.Knight）的嫡传弟子，长期当其研究助理和助教。弗利曼夫妇有一双儿女，儿子大卫 ‧弗利曼（David Friedman）颇有名气，在提倡“自由”方面，比起爸妈来更有过之，其激进程度，甚至认为他的父亲还不够格称为自由主义者呢！而女儿珍妮（Janet Friedman）是执业律师。
弗利曼这一家人着实精彩异常，而这对夫妇的一生横跨的时期又是当代世界变化最大的，在他们笔下的叙述正可提供世人更为了解重要变迁历史的轨迹，特别是他们对世界事务有着深远的影响，加上两人都极其纯真、不会扬善抑恶，更不可能刻意隐瞒，甚至扭曲史实，因而他们的回忆录应超越单纯的个人境界，的确应是关乎二十世纪历史思考的巨著，虽然全书厚达八百多页，但读起来却轻松写意，丝毫不觉得其份量重呢！
弗利曼虽已离开尘世，但他留下的重要作品却可永垂不朽，尤其是《资本主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选择的自由》这两本更是愈陈愈香、亘古弥新，而《两个幸运的人》则是兼具高度历史价值、别开生面的一本自传呢！地球人啊！错过可惜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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