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从省长到右派 沙文汉惹恼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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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毛泽东搞了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先号召党外人士、后号召党内人士帮党整风,鼓励大家给党提意见;当这些意见提出来之后(蛇被引出洞之后),毛立即将“帮党整风”变成“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反右运动,将向党讲真话的党内外人士(毛眼中的“蛇”)一网打尽。

毛泽东打倒的党内最高级别的右派,是浙江省长沙文汉

今天我就根据铁流的文章《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等资料,跟大家谈一谈沙文汉被打成中共党内头号大右派的真实原因。

沙、杨、彭、孙反党集团

1957年9月2日,中共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党内反右运动正式开始。不久,浙江省党内反右运动取得“重大成果”,打出了一个“沙、杨、彭、孙反党集团”。沙就是浙江省长沙文汉,杨是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彭是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孙是浙江省委财贸部长孙章禄。

1957年12月13日,中共浙江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沙、杨、彭、孙的党籍。此四人成为全国第一批中共党内的省部级右派分子。在浙江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的12月9至13日,毛泽东一直住在杭州,亲自督阵。12月17日、18日、23日,毛三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修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工作报告”。

根据毛的指示,12月28日,《人民日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为题,发表江华的“工作报告”。这样,江华的“工作报告”,成为毛指导全国党内反右派运动的一个重要文件。

正因为此,浙江省的沙、杨、彭、孙被打倒,成为毛“全面打响全国性党内反右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分别为沙、杨、彭、孙平反。平反文件称,这四人“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存在地方宗派主义问题,不存在‘共同反党’问题”。

沙文汉被打成右派的四大原因

既然沙文汉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问题,为什么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了呢?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毛要把一批想在党内搞民主的高官清除出党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一再高调地宣传,中共要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但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立即将“自由、民主、富强”的画饼扔到一边去了,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政治运动。它真正要建立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专制、最独裁、最极权的政权。

毛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句话时,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浙江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长沙文汉。毛说:“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这样的问题。”又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甘肃、青海八省区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的,是右派活动。毛还说,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但是,在1957年,在浙江省,省长沙文汉要推翻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领导、要自己挂帅吗?这是根本没影儿的事。这完全是毛妄想出来的,是毛信口胡说八道。沙文汉只不过在党的会议上,就“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缺乏党内民主”等提出了一点意见,要求实行适当的党政分工,扩大一点党内民主,反对以党代政。

沙文汉搞地方主义了吗?也没有。沙文汉与杨思一都是浙江人,但在中共建政前的几十年里,他们从未在一起工作过,彭瑞林与孙章禄都不是浙江人,根本谈不上浙江地方宗派集团。

毛要在中共最高层搞独裁。在地方上,对紧跟他的地方大员,他也支持他们搞“独裁”,对那些想在党内有一些民主,党政有适当分工的地方官员,他就认为他们可能想夺权,就胡乱给他们扣上反党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大帽子。

第二,沙文汉是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对地下党有一个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据此,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奉命打入中华民国党政军警特等各个要害部门,出生入死,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

1949年以前,沙文汉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华中分局城工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等,领导了南京、杭州、无锡、徐州、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工作,对中共打赢淮海战役,攻占南京、上海等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中共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即将夺取全国政权之际,对地下党有一个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沙文汉在中共建政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浙江省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长等。1954年12月,任浙江省长兼省委统战部长。

作为正省部级的省长,按中共的惯例,沙文汉应兼任省委副书记,但他不是省委副书记。1955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成立,省委书记处成为浙江省最高核心领导班子。但沙文汉不是书记处书记。他分管的工作范围逐渐被缩小,大事小事,都得听从级别比他低的副省级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到后来,沙文汉完全被架空,只负责一些接待外宾的工作。

50年代中后期,毛多次到杭州,但每次来的时候,省委都不告诉沙文汉。到了1957年党内反右,沙文汉被打成右派,撤销省长职务,开除党籍,走完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全过程。

第三,他是中共党内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

沙文汉,1908出生于浙江省鄞县溏溪乡沙村,早年考入宁波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转入甲种商业学校。1925年4月,加入中共。1928年1月,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29年7月,赴苏联莫斯科马列学院学习。1932年2月,赴日本东京,考入日本铁道学校,并在日本中央大学学习过。

中共建政前,他主办过《立报》《文化战线》《每日译报》等报刊,主编过党内秘密刊物《真理》《党的生活》等。他亲自撰写了大量时事、政治、经济、国际方面的文章。他还与中共江苏省委文委书记孙冶方等,开办了上海社会讲习所。

沙文汉少时熟读中国古诗文,精通俄语、日语。他善书法、工诗词,对中国古代史颇有研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殷墟发现》等手稿14本。晚年写了《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一书。

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是重点打击对象。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大劫难。首先是民主党派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其次是无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再其次是中共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在打倒之列。毛经常去杭州,中共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浙江省长沙文汉,自然成了他重点关注的对象。

第四,他得罪了毛的夫人江青

1938年的一天,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接到周恩来从延安打来的电报,要省委了解电影演员蓝苹(江青)在上海的表现、社会关系、政治面貌等,并征求江苏省委的意见,蓝苹是否适合跟毛泽东结婚。

上世纪30年代,中共江苏省委实际分管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的部分地区的地下党。作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是上海文艺圈的主要领导之一。他对蓝苹很了解。刘晓向他了解蓝苹的情况后,以江苏省委的名义,给周恩来写了一个电文发往延安。

电文除了谈江青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外,还特别提到,江青在上海跟崔万秋有往来(崔万秋是山东人,留学日本十年,回国后在上海办《大晚报》副刊,捧过蓝苹,后成为国民党要员)。电报的结论是:毛不宜跟江青结婚。

这个电报落在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手中。康生是力主江青与毛结婚的人,不可能将电报上交。但康生将电报内容告诉了江青。从那时起,江青便与刘晓、沙文汉等结下了仇。

上世纪30年代,潘汉年、扬帆、沙文汉都曾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文艺圈的领导人,都了解江青。

1955年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副局长杨帆先后被抓捕,都与他们了解江青的底细有关。潘、扬被抓后,江青到上海,当面交代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要认真追查30年代文艺黑线”,并点了一批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沙文汉。

据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国共划了552,973个右派分子,其中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

中共当局不承认反右运动错了,而是说“扩大化”了。以96人没有改正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扩大化”了5700倍还不算全错了?事实上,整个反右运动都是错的。

从中共对沙文汉等人的平反决定看,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共浙江省委,把沙文汉等打成右派,不是按照正常人的思想在行事,而是按照胡思乱想、胡言乱语在行事。这个胡思乱想、胡言乱语来自哪里?

来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开头就提到的“共产主义幽灵”。“幽灵”也被译为“怪物”“邪灵”“魔鬼”等。说白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实际上,是在魔鬼操控下毁灭中国文化精英的一场害人运动。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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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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