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任仲夷的“政治遗言”为何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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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2004年7月,任仲夷写成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并打电话给《炎黄春秋》杂志的社长杜导正,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动,全文发表。”

2004年第8期的《炎黄春秋》,刊登了这份“遗言”。

任仲夷是谁呢?他被认为是中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共夺取政权后,任仲夷在黑龙江省工作26年;此后,历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78—1980),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80—1985),中顾委委员(1985—1992)。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病逝,终年91岁。

在人生进入尾声之时,他为什么要在《炎黄春秋》发表“政治遗言”?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本期节目,我们就根据任仲夷的《我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等资料,说说这件事。

“政治遗言”什么样?

概括地说,任仲夷的这份“政治遗言”,就是希望中共能够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

他说:“政治与经济如长期不相适应,我以为是最严重的失调……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现在看来,任仲夷的话已经应验了。那么,他为什么要留下这样的“政治遗言”?

主要有两个原因:

亲历政治运动的迫害

第一,他亲历了毛泽东发动的许多整人的政治运动。

第一次是1943年延安整风时,挨整一年半;第二次是1966年文革爆发后,挨整五年多。

延安整风运动时,任仲夷在中共冀南行署工作。他回忆说:1943年11月,他被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不久,就开始“抢救失足者”。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交代自己的问题,要求“对党一条心,不能半条心,更不能两条心”。审查者对每个人历史的各个关节都要进行审查和质问,被审查的人如果答复得不满意,就被怀疑甚至肯定为有问题,就对他们进行所谓“抢救”。结果,“抢救”出许多“特务”“内奸”,都是屈打成招的。

任仲夷说:“在我被‘抢救’时,‘积极分子’们对我搞‘车轮战’(轮班对我进行昼夜盘问、逼供),曾在一个月中,只让我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的觉(每次只叫打几分钟的盹)。”

“党校负责人杨献珍劝我彻底‘坦白’。我建议:‘希望党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说:‘党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说:‘我相信党。’他说:‘党认为你有问题!’我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他还问我:‘你知道你待的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方局党校。’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特务机关,后译为克格勃)!’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震惊,脑子像炸了一样。”

任仲夷被“抢救”“软禁”一年半后,没有发现他当“特务”“内奸”的证据,最后,总算解脱了。

1966年文革爆发时,任仲夷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他又被当成哈尔滨市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

任仲夷曾跟他的秘书潘东生谈到,在文革的大小批斗会上,他挨批2300多次,集中在前三年,小规模的批斗会几百人,大规模的批斗会超过10万人。潘东生很惊讶他能记得那么清楚。任仲夷透露说,每挨批一次,他就用笔在笔记本点一个圆点。

在一次批斗大会上,在造反派此起彼伏的声讨声中,任仲夷被勒令站在一张木椅上,戴着三尺长的高帽子,上书“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几个毛笔大字。他双手被反捆,低头弯腰,红卫兵将一盆漆黑的墨汁从他的后脖颈灌入,一路流淌到脚。

时任《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用镜头记录下了这疯狂的一幕。后来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总结上世纪发生的80件大事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任仲夷的这张照片作为代表。1998年,李振盛见到任仲夷时,将这幅照片送给他,他提笔在照片后面写下:“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能重演”。

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大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所有重大冤假错案,都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许多“敌人”,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任仲夷亲身经历残酷的政治运动,希望中共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情理之中。

他后来反思说:“过去我们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老是强调其阶级性,讲政治就是讲阶级斗争。这是不对的。其实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败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取得了这些成就的。这是人类的文明,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亲历经济改革的阻力

任仲夷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亲历了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

十年文革,把中共折腾到几乎亡党的地步。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了救党,开始所谓“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

1978年,任仲夷调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同年秋天,邓小平视察辽宁时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任仲夷理解,这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当时,很多人受极左思想影响,谈“富”色变。于是,他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主政辽宁期间,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允许搞个体经营,为国企松绑,甚至提出在大连办经济特区。

1980年,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给了广东特殊政策。邓希望他在广东办好深圳特区,闯出一条路来。

任仲夷到广东后,充分利用政策,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大胆实验。

但是,他的一些举措受到中共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有人甚至说:“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还好有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的支持,他才能闯过一些关难。

任仲夷亲身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重阻力,他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没法深入,改革的成果也难保。

“政治遗言”落空

然而,时至今日,中共政治没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走向独裁极权,任仲夷的“政治遗言”落空。为什么会这样?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邓小平亲手扼杀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邓小平意识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他责成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但是,1989年春夏之交爆发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败”的学生民主运动,使邓感到中共统治受到威胁,邓下令二十多万军队进北京,制造了“六四”天安门屠杀。从此,邓再也没有提政治体制改革了。

如今,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反,还向文革大倒退。邓当年提出的、任仲夷在广东实施的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国企松绑等,现在已被党领导一切、权力不断集中、国进民退等取代。

任仲夷的“政治遗言”落空的第二个原因,是“共产主义幽灵”对中共领导人的操控。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都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句话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幽灵”也被翻译成“邪灵”。只要中共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就必然被“共产主义的幽灵”操控。

比如习近平,他的父亲、母亲,他本人以及其他家人,都在文革中挨整。按正常人的思维,习应该对文革深恶痛绝,决不应该回归文革。但是,今天,习却一步一步向文革回归,向独裁、专制、极权回归。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实际上是被“共产主义幽灵”操控着。

《共产党宣言》崇尚暴力,今日中共仍然靠“枪杆子”(军队)、“刀把子”(专政机器)强力维持着,与民主政治相去十万八千里。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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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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