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6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徐伊韩国采访报导）第5届首尔翠雀花国际电影节（SLIFF）召开之际，加拿大华裔电影制片人兼导演李云翔携四部电影来韩国参加影展。然而，由于两家韩国影院连续取消影院租赁，导致其最新作品《Mind Wave》只能在首尔市恩平区的一座教堂内放映。
李云翔导演长期致力于制作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影视作品，并以犀利的风格和独特的视角著称。他执导的调查中国活摘器官的纪录片《活摘》（Human Harvest）荣获第74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又称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2015年国际广播电视协会AIB国际调查性纪录片奖等多项国际大奖。长篇纪录片《求救信》2018年在北美最大纪录片电影节Hot Docs上全球首映，先后在英国剑桥电影节、美国亚特兰大纪录片电影节、纽约美国亚裔国际电影节、墨西哥城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获得十余个观众选择奖和评委会大奖。《沉默呼声》在第28届奥斯汀电影节（Austin Film Festival）荣获“观众选择奖”。此电影节是奥斯卡入选电影节（Oscar Qualifying Film Festivals），获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认可，被誉为创作者的飨宴，是全美最大影视编剧的盛会。
2016年，李云翔获选加拿大“最杰出25位移民奖”（Canada’s Top 25 Immigrants），并获得加拿大移民和公民部长的褒奖。
作为活跃在国际电影节的华裔导演，李云翔接受了本报专访，分享了自己成为导演的经历、期间的心路历程以及对电影被取消上映的感触。
1. 您为什么选择导演这个行业？
我从小非常喜欢电影，因为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会带我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时空，走进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内心，那种内心深处的感动、那种视野的开拓，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给我买了一台很小的DV，我就拿它来拍东西。当时，剪辑是非常困难的，需要购买专门的DV采集卡，放在电脑里，有硬件的支持才能够剪辑，软件非常粗糙，但是这个过程给了我很大的乐趣。
长大之后，电影给我带来更多的是一些感触，这门艺术对人、对社会有重大的影响，有它的社会责任，所以我很想把我对电影的热爱和这门艺术承载的社会功能结合起来。
同时，我有很多关注的社会议题，有很多话想讲，但是我想表达并不一定有人想听，尤其在很多媒体被各种利益所影响和控制的时候，人们又在很忙碌的生活当中自顾不暇，我这些话怎么让别人听到呢？我就想到了要把它拍成电影，用一个个真挚的、感人的，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让人们看到。
2. 在众多的议题当中，您选择了中国人权问题作为主要的创作方向，请问为什么？
不同的创作者有不同的侧重点，这无可厚非。对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在中国出生和长大，后来出国读书，留在了国外，我很自然地更加关注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人权状况。
中国由于经济飞速发展，几乎已经成为与每一个国家都有关系的世界大国，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人权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国界。中共为了防止很多不同的声音，怕老百姓知道这些事情，利用商业利益或者其它一些手段，对国外的企业、政治人士，甚至包括媒体、学术界，进行各种影响和渗透。那么，对不同国家的人们来讲，中国人权问题，变成了一个良知和道义的选择问题。如果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屈从于中共，做了一些违背良知和正义的事情，那么也许在其它的事情上也会妥协。从这个角度上看，面对发生在中国的人权问题，其实已经是摆在了全世界各国政府、机构和民众之前的一道良心选择题。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议题非常值得关注。
即使是来韩国放映一部电影，我们就体会到了。（注：李云翔导演为翠雀花电影节带来的四部电影中，仅《Mind Wave》在首尔市恩平区的一座教堂内放映。）很多韩国的观众可能讲，我也没想看这部电影。但这已经不是问题的核心了。问题的核心是，不管你喜不喜欢看，因为中共的影响你已经看不到了。在韩国，韩国人要看一部电影需要一个外国的政府同意才行，已经是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更多的人应该站出来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关注自己国家的政府在这些良心选择题面前是怎么给出答案的。
3. 您的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请问您是如何让不具备商业价值的人权问题等主题变得具有商业性？
有很多类型的影片是经久不衰、具有商业性的，比如说悬疑片、恐怖片、浪漫爱情片。因为几乎没有人在忙碌一天之后，回到家想“让我们上一课吧”，人们都是想看影片放松一下。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想法，所以电影娱乐性的本身是它商业化的一个主体。
但是人权方面的电影如果能够真正把故事讲好的话，也是有市场的。虽然可能做不到像动作片、恐怖片有这么大的受众，但是在很多人还是愿意花一点时间看一部让自己被感动的电影。所以如果人权故事能够找到与观众心灵上的一种结合，就会具有商业性。因为不管人权事件是发生在朝鲜还是发生在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在逆境当中对生存的向往，在真正的考验面前，是良知占了上风还是利益占了上风，这种永恒不断的话题是共通的。
我在这次翠雀花电影节中观看了一部关于营救朝鲜人到韩国的影片。虽然我对朝鲜知之甚少，也没有情感的连结，但是当逃跑的男主人公与母亲身陷绝境，在摄氏零下三十几度，很可能随时被发现、活不下去的时候，妈妈跟他讲说“你走吧”，这个孩子说，“要么我背你走，要么我们死在一起。”这跟语言、文化、背景、国籍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这是人之所以称为人的共同东西。不管他是以什么背景被呈现出来的，人会被感动。即使在自由社会的人也会去想，“哇，我是不是可以视我所享有的自由为理所当然。”
因此，第一是找到这个故事的普世价值，与人类共同情感的连接，第二个是真正把这个故事讲好，那么，人权方面的故事应该更有市场。
4. 具体创作的时候，您是怎样做的呢？
第一步，在选择故事的时候，我会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到底什么方面打动了我？”导演是第一名观众，如果这个故事我听完都什么感觉没有，那我就很难把他讲好。打动我的那一点，我要把他记住。因为很可能在经历了长达几年的拍摄、剪辑过程中，我会麻木，这时候我就要问自己“当初是什么打动了我？为什么打动了我？”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是比较深奥的。因为真正打动了我的，绝不是一个同情的问题，一定要把更深的东西发掘出来，其实每一部影片的这个发掘过程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第二步，我会问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它最合适？”因为电影作为一个博大精神的艺术门类，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用。你可以拍纪录片，可以拍故事片。故事片的话，你可以拍真人实境（Live action），也可以拍动画片（Animation）；真人秀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动画片也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动画。
举具体例子，我之前拍了一部反映中国孤儿的影片《布娃娃》（Rag Doll）。这部影片反映了在中国很多良心犯的孩子在父母遭受到拘禁，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情况下，不仅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境遇，同时面临着整个社会歧视的问题。我选择用定格动画，从一个布娃娃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因为如果单纯地讲一个小孩子受苦的经历，有的时候人们不太容易接受。
再比如《求救信》这部影片，我如果把它拍成故事片，观众们第一念就会想“这是编的吧”。如果把《沉默呼声》拍成纪录片，因为它很厚重，就缺少了很多能把人心抓住的娱乐成分。在不同的题材和艺术形式上，我觉得我们是找到了最合适的形式。
5. 在拍摄的过程中，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我所讲述的这些故事都是令人惊心动魄的，甚至有些故事是“真相比小说更离奇”（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 —— Mark Twain）。意思就是，有的时候真实的故事比虚构的故事还要更不可思议。所以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感动的瞬间。
我的纪录片《求救信》讲述了俄勒冈州普通女子朱丽‧凯斯（Julie Keith）2012年在Kmart超市购买了万圣节装饰品，两年后才打开包装盒，意外地发现了一封藏在装饰品内的求救信。这封信竟是法轮功修炼者孙毅从八千公里之外的中国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秘密传出的求救信。信中揭露了中共黑暗的劳教制度。
主人公孙毅在电影上映前骤然离世，医院诊断他死于肾衰竭，亲友要求解剖检验尸体遭到拒绝。
我通过《求救信》见到了作者孙毅。孙毅是一个经历长时间酷刑折磨的人，但是他的意志并没有被摧毁。他很平静地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那份内心的平静和他讲述出来的故事本身的惨烈和惊心动魄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拍摄的最后一天，我要赶飞机到韩国采访另外一个人。我们很紧张地在街头拍了最后一场，我把设备放在行李箱里直奔机场，都没有机会跟他说一句再见。我在车内挥挥手，他还站在街头，穿着一件短的衬衫，肩有一点微驼，那么祥和地看着我，挥挥手，然后汽车慢慢远去，消失在视线里，就此永别。我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如果知道再也见不到了，我肯定会好好说几句话。当时匆匆忙忙告别的瞬间一直在我脑海里。
对于孙毅走了的这件事情，我很长时间很难接受。因为剪辑这部影片的几个月时间，我每天打开电脑，他就在我的面前，给我讲他的故事。拍电影期间，很多细节我是和孙毅反复核实的，所以我有事儿没事儿就在通讯软件上面问他问题。有一次我在剪辑的时候还习惯性地打开通讯软件想问他问题……那种感觉难以形容。
我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孙毅没有看到这部影片。他从来没有跟我说他要看这部影片，我当时想，我们全球首映的时候请他来，让他看一看。而且当时我们在很积极地帮他办加拿大签证。结果，他没有看到。
但是他可能有某种预感吧。在我最后一次采访他的时候，这么一个坚毅的人，整个看守所都知道他是经历那么大的折磨连叫一声都不叫的人，在镜头前，他失声痛哭。他就说了一句，“愿好人一生平安”。
但是我想，他在黑暗当中，冒着生命危险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把故事讲出来的。现在不管怎么样，他的故事伴随这部影片在世界各地放映，感动了无数的观众，他这种精神会留下来。
其实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不敢说有成就感，但是感到很欣慰，欣慰这些故事留下来了。哪怕是多少年之后，我们都不在了，人们也能看到这些故事，在屏幕上看到孙毅，就像当时我见到他一样。对于一个故事讲述者来讲，夫复何求。
6. 您在拍电影的过程中，接触了这么让人悲伤的故事，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
我分享一个比较神奇的小故事。《沉默呼声》里面的主角最后临面着上刑场的压力，他已经被告知要被秘密枪毙。在创造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无所适从，因为我完全想像不到一个人面对死亡是什么状态。
有一天，我就像发愿一样说，如果我能体会一下上刑场前一天那个心态该多好啊。讲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力量帮助了我，我当天晚上睡觉之前，突然就感受到了：那种故作镇定的紧张，那种无所适从的惶恐，既不敢想、又不得不逼着自己去想，从家人会怎么样，到子弹打到身上的一刻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切的想法都来了。我那一刻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想，“哎呀，我已经体会到了。这实在是太难受了，不管是什么力量给了我这个体会，请你还是收回去吧。”一瞬间，就停了。这个很奇妙的感受让我觉得，可能在冥冥之中有某种力量在帮助我。
讲这些故事，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主人公的一些不可思议的经历。另一方面，讲这些故事本身对我是一个升华，我会真正地被这些主人公所打动和感动，也能够有机会跟他们学习。我在海外面对再大的压力，跟在中国大陆真正面临生死考验的人相比不值一提，所以他们这种精神，他们面对绝境的时候这种心态，是我可以永远借鉴的力量的源泉。
此外，当一个人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用生命换来的经历告诉你的时候，是一种信任，我希望对得起这份信任。
7. 在探索的过程中，您是否遇到过瓶颈？
创作的瓶颈，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创作者对人生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有很多时候是必须通过阅历才能够感悟到的，而我要讲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都经历了巨大的磨难，在其中他们展现出的坚毅的精神，单靠我自己的阅历是很难理解的。我很荣幸地能够接触到这些既平凡又伟大的人物，他们毫无保留地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心路历程，我能做的就是用心地去体会，忠实地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尽量不要让自己的观念、自己技能上的局限影响了故事真实情感的传递，把每一个故事真正的核心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
但是，作为任何一个艺术门类，基本功是表达的基础，所以并不是说表现精神层面是第一位，技法是第二位，技法是一切的根本。当任何一个艺术门类失去技法要求的时候，这项艺术本身就已经开始堕落了。我只是说，制约创作的瓶颈往往不在技法上。
8. 做电影行业近20年了，您怎么看目前的电影行业？电影行业是否有承担起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给电影行业的创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很大的机遇。无论是AI的发展，还是电影拍摄制作等技术本身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再往下发展下去，会给整个电影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很清晰地说明白。我觉得，很多人的感受都是，既有一种对未知的兴奋，同时也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电影对商业化的考量也越来越重。衡量一部电影成功与否，一个指标是是否得奖，另一个是商业票房。虽然承担社会责任的影片一直都有，但是远远不够。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资金、创作者能够投入到制作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创作，让电影这个有如此大的力量的艺术形式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功能。
9. 您对有志于反映重要社会问题的年轻导演有怎样的建议？
首先，导演作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要对如何叙事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要对故事有高度的敏感性。讲故事是一个看似很简单，但是其实很复杂的事情。怎么能够把观众的心抓住、怎么能够让人们愿意看这个故事、怎么能够真正打动观众，同时又不让讲故事的技法成为一种干扰，这是学无止境的一件事情。
第二，导演是一名沟通者，因为电影不是个人的艺术，它是集体的创作，怎么能够跟所有的合作者清晰地表达一部作品的创作理念，导演需要和演员、摄影师、美术、配乐、剪辑等所有人合作。
第三，作为导演，要是一个很感恩的人。只有是一个很感恩的人，才能够对这个社会充满好奇，才能对人生如戏的这么一个大舞台上所呈现的各种人物、各种事件保持着一份敬畏，才能够很用心地、去真正地感受每一个生命的不容易。也只有这样，创作的作品才能够真正打动人。当你有机会去用镜头反映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一件很令人感恩的事情。
电影艺术是一门让人谦卑的艺术，越做越会发现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是非常浅的。我一直很相信一个说法，就是人的品德、天赋和阅历决定了一个人的艺术高度。天赋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但是品德和阅历是自己可以去努力的。现在很多人对技术的追求、对自我表达的追求占了上风，但是我认为艺术和艺术家应该承担传承文明、涵育道德的使命。所以如果能够更加注重自己的修为，同时能够勇敢地承担起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可能创作这条路会越来越宽广。
2025年5月30日，第5届首尔翠雀花国际电影节（SLIFF）在首尔市汝矣岛KBS大厅拉开帷幕。在“描绘自由”的主题下，通过电影呈现“正义、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而来自加拿大的几位导演带来的5部加拿大影片，因连续两家韩国影院取消影院租赁未能全部上映。其中之一的是李云翔导演的《沉默呼声》。
10. 对于电影被取消，您有什么想法？
翠雀花电影节的主题紧紧围绕 人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电影节。通过跟电影节的主要策划人许（银道）导演接触，觉得他对人权事业有非常赤诚的一颗心，而且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做电影节本身就很难，做人权电影节是难上加难。通过这次（影院取消场馆租赁），我们亲身体验到了他所面临的压力。
我来到韩国之后得知，我这次带来的四部影片都被取消放映了。我了解到，原定放映的剧院好像受到了韩国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些压力，就取消了上映。后来，主办方很努力地找到了另外一家剧院，可是，在公布之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剧院就单方面地、既没有通知电影节也没有通知我们这些来参加的导演，把所有包括我们两部影片在内的、跟中国人权议题有关的影片都取消了。
据我所知，我们现在并没有找到是中共直接干扰、影响的证据。但是，这些被撤销的影片都是反映中国人权问题的，那么我们有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或者是中共直接施压，或者是韩国有关部门自我审查。
这令我感到非常震惊。虽然中共对人权电影的干扰和影响是一直不间断的，但是在韩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难道老百姓看什么样的电影需要外国 政府来决定吗？这对韩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是一种羞辱。如果大韩民国的公民不能决定自己看一部什么电影，国家的尊严何在？民主自由的信念何在？所以这绝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电影节和几部电影的问题，是值得韩国所有的民众站出来发声的问题。因为中共今天可以阻止几部影片的上映，明天就可以阻止一些新闻的公开，后天就可以影响韩国的国策，所以以小见大。
11. 您是否在其它国家遇到电影被取消上映的情况？最后是怎样解决的？
我们曾经有一部影片在洛杉矶的影展上映，结束放映走出剧场时，影展负责人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啊，就在前几天，来了两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说：‘我们是中国领事馆来的，我们很想了解一下电影节有哪些中国影片？’”这个影展策划人也很惊讶，这么多年搞影展，没见过哪个领事馆的人过来。他就把中国影片都拿过来给这两个人看，这两个人看来看去然后就说了一句话，“有一部关于两个大卫的影片怎么这里没有啊？”
“两个大卫的影片”是指我的另外一部纪录片——《活摘》（Human Harvest），主人公是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这两名加拿大人是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先驱。
很明显他们就是冲着这这部影片来的。这个影展的负责人不卑不亢地说了一句，“那是一部加拿大影片。”然后这两个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对视了一下，慢慢地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影展的负责人对我说，“大厅外面都是记者。当时我就想，如果他们还敢对我施压的话，我就跑出去告诉所有的记者。他们（最后）什么也没说。”
这不是一个巧妙回答和措辞的问题，而是两个领事馆的人看到了影展负责人的决心。
有的时候中共施压，你看这个人很凶、很厉害，其实外强中干。一个真正很强、很厉害的人，你还害怕别人放一部电影吗？正因为他作贼心虚，他害怕，才因为这么一件小事虚张声势。
如果受到干扰的人很有勇气地跟他讲一句，“感谢你们的关切。这是在韩国，韩国人有能力来决定自己要看什么、不看什么。”也许这个干扰就会消失遁形。
12. 未来您是否会考虑与韩国电影界人士合作创作揭露重大历史事件的主题？
韩国电影界其实为全世界做出了表率，韩国的很多电影触及到了很深的社会议题，这展现了韩国电影人的勇敢以及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国电影界并不需要国外导演的帮助去讲韩国的故事。
反过来讲，每一个社会有它需要面临的问题，有的时候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参与，可能提供不同的视角。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也非常希望能够跟韩国电影界的前辈们、同仁们学习、交流，我会感到非常荣幸。
责任编辑：林琮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