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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3800家农村金融机构是中国银行业的雷

农商行主要靠净息差活命，但2026年一季度平均净息差持续降至1.58%，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图：2015年8月12日，北京，一名男子在中国人民银行前骑车经过。(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2026-07-03 24:12 中港台时间|07-03 01:26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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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6年07月02日讯】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问题重重。当局寄予希望的A股市场，激烈震荡、上升无力，在打4000点保卫战。而一度稍有起色的银行股，呈现整体下跌势态。42家上市银行总市值9.86万亿元人民币（仅计算A股部分），较年初缩水约1.41万亿元；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1.2%（至于A股一季报所称整体归母净利润实现了约3.0%的同比增长，则是另一种统计，口径不同）。申万银行指数累计下跌12.27%，跑输大盘（沪深300指数）近15个百分点。

不过，在4000家左右的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中，这42家上市银行还算好的。也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323亿元，增速从2025年全年的2.3%转为-3.7%。其中，农商行（2025年末接近2000家）仅实现净利润615亿元左右，大跌30.2%。

为什么农商行跌得这么惨呢？

第一，农商行主要靠净息差活命，但2026年一季度平均净息差持续降至1.58%，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农商行的主要客群在县域和农村，存款多以长期限、高利息的定期存款为主；而在政策导向下，农商行对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的贷款定价不断走低。负债端（存款）成本居高不下与资产端（贷款）收益率大幅下滑，让农商行遭遇“存款刚性”与“贷款让利”的双向挤压。

第二，零售端坏帐核销暴增。一季度不良贷款余额（大概8300亿～8400亿）与不良贷款率（整体2.79%）“双升”，为了使报表符合监管指标，农商行不得不加大了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并被迫拨备大量资金来抵御信用减值损失，这直接吞噬了绝大部分的账面利润。农商行的整体拨备覆盖率降至159%左右，部分高风险机构跌破100%，面临巨大的补充资本金压力。（相比而言，六大行和头部城商行的拨备水平超过200%甚至300%。）

第三，非息收入的增长点也出现了熄火。近年来，信贷需求疲软，农商行主要依靠买卖地方债和国债等“配债”业务来赚取投资收益以粉饰报表。然而进入2026年一季度，监管层“扎紧篱笆”，对中小金融机构债券投资行为实施了历史最严的约束政策。债券投资盈利空间大为收窄。

此外，2024年下半年以来，当局正式启动“减量提质”，已有700多家中小银行因合并或解散而正式注销。截止2025年底，中国的银行机构法人约4000家，其中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包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约3800家，占比95%，“减”主要是减农村金融机构。普遍认为集中清理和出清过程还将持续3到5年，可能最终会精简至2000家甚至更少（注意：目前中国有1302个县、398个县级市、117个自治县、52个旗/自治旗、以及贵州六枝特区、湖北神农架林区，合计1871个）。在“减”的过程中，被减的农商行必定会财务“洗大澡”，也就是集中暴露并主动处置历史包袱，在账面上进行彻底的“风险出清”，这也必然会大大影响利润表现。

概言之，农商行利润总额下降是个趋势，并可能持续一些年头。

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两种主流模式及其弊端

中国地域经济差异大，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一省一策、因地制宜”，大体上分为“联合银行”和“全省统一法人”两种主流模式。

其一，一级法人模式（辽宁、河南、海南等）：将省联社（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与全省所有县市的农商行、农信社彻底新设合并，打包变成全省唯一的一家“超级农商行”。所有的县级农商行注销独立法人资格，降格为省级农商行的“地方分行”或“支行”。

其二，两级法人模式（浙江、江苏、四川等）：保留“大平台 + 小法人”的两级架构。将原来的省联社改制为“省级农商联合银行”，而各县、市的农商行继续保留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核算，但省行必须控股或具备强势行政管理权。传统路线是“下参上”，即由各县市农商行出资入股省级联合银行（如浙江、江西）。四川则是“上参下”，由省级国资注入省行，再由省行参股地市级农商行，并推动“市并购县”，形成产权母子关系。

但这两种模式各有弊端。第一种模式以辽宁为例，它在推动中小银行机构合并、注销和高风险出清时，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速度、力度与体量”：2023年9月，直接把沈阳农商行和30家极其弱小的县级农信联社揉碎了新设合并，在最短时间内诞生了全新的“辽宁农商银行”；其后，辽宁农商银行直接一口气吸收合并了省内另外36家农村中小银行机构。前后仅仅两步，多达66家独立的法人金融机构直接在市场上“注销消失”，全部变成了辽宁农商银行的一级、二级分支机构。

业界将辽宁的“省级统一法人”模式形容为“将无数个小火药桶，捆绑成一个特大号定时炸弹”，是说它在行政上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眼前的挤兑与信用危机，却在内部结构上将局部风险无限放大并递延到了未来。如果辽宁农商银行在未来几年内无法脱胎换骨、提升盈利能力，那么这个被捆绑起来的“特大号定时炸弹”，其爆炸的威力将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基层农信社危机。

再说第二种模式，以被广泛视作最成功的顶层设计样本之一的四川为例。它的成功在于，既避免了“全省一家大银行”导致的县域管理死角，又解决了传统省联社“管人管事却不管风险”的行政顽疾。且通过“省投市、市并县”的阶梯布局，将全省104家县级法人机构彻底重组合并，实现了县级高风险机构的全面清零。但它也有四大不容忽视的隐患：

（1）风险只是“物理集中”，而非“化学消除”。县级高风险机构“清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财务合并，把原本分散在穷县、小县的坏帐，并进了底子较好的市级农商行报表里。（2）高度依赖地方政府的行政配合（例如通过发行地方专项债、调配国有资产入股来化解底层坏帐），地方政府的“手”依然可能伸得太长。（3）双重法人结构下的“效率内耗”。（4）规模做大后，天然产生“脱农向城”的冲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信社“扎根泥土、服务三农”的政策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