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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中共资本市场的“半拉子改革”

王赫:中共资本市场的“半拉子改革”
“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图:2025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开幕会议期间,保安人员在北京大会堂里。(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2026-08-1412:28 中港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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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6年08月13日讯】7月A股大跌。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表述,从4月的“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调整为“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首提韧性,第一要义是“不急跌”。当局要“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但“深化”极难。本文对其中三个政策措施略作评论。

其一,中长期资金入市:趋于停滞

2024年9月,中央金融办、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2025年1月,六部门联合发布《实施方案》,将“三年/五年长周期考核机制”作为核心制度突破正式确立;并明确将“优化险资权益投资会计核算”(股价波动不进利润表)作为重点突破手段。之后,公募基金、国有保险与社保基金等的长周期考核细则全面落地。

从数据看,截至2025年底,各类中长期资金(社保、保险、年金等)合计持有A股流通市值约2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36%。政策效果看似不错。

但是,进入2026年,入市的中长期资金就基本停滞了。为什么呢?

(1)长周期考核刚起步,基层“惯性滞后”,在实际操作中“不敢投、不敢等”,无法真正做到放眼长期;而且,在缺乏明确的投资容错与免责制度下,机构面临合规审计压力,往往选择“安全第一”,加大国债等防御性资产配置。

(2)作为“水源”的核心长线资金,供给转化率偏低。例如,全国个人养老金开户数已突破1.5亿个,但实际正常缴存和转化为权益投资的用户占比不足三成。

目前,中国保险业整体资产规模突破40万亿元大关,但其纯股票配置比例仅约10%(近4万亿元),广义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也仅为15.4%至22.19%。虽然,政策硬性要求大型国有险企每年将新增保费的30%明确用于投资A股,部分大型国有险企的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上限最高已被允许提升至45%甚至50%,但在低利率环境下,险资的核心任务是防范“利差损”(投资赚到的钱不够支付承诺给客户的利息),资产配置必须以安全、稳定的长久期国债、地方债等固定收益资产为绝对底座(通常占70%以上),因此不敢把仓位打满,整体距离监管“天花板”依然有15%至25%的理论提升空间。

其二,强制分红与回购注销:引发上市公司既得利益、地方保护与现行法律法规之间的深层摩擦

2024年4月,中共国务院发布新“国九条”,首次明确提出将现金分红与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大股东减持及再融资硬性挂钩,并对“注销式回购”给予政策倾斜。2024年11月,证监会颁布并实施《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2025年1月,《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正式将“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与红利回报”定位为吸引保险、养老金等长线资金入市的底层制度基石。

随着2025年年报与2026年一季报、半年报的全面披露,证监会与交易所直接启动了对不达标企业的处罚与限制程序。该政策的核心内容:

(1)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低于年均净利润的30%,且累计分红金额低于5,000万元的公司(科创板、创业板考虑到高研发特性,金额标准降至3,000万元),将被交易所实施ST(特别处理)风险警示;

(2)只要公司分红不达标,或股价处于破发、破净状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一律禁止在二级市场减持股份;

(3)要求因维护公司价值而回购的股份必须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延续并常态化实施央行“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允许大市值与破净公司以约1.75%的极低利率向银行借款,专款用于回购本公司股票并进行注销。

从数据上看,2025/2026年度A股整体现金分红总额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大关,刷新历史纪录;过去A股回购有80%用于股权激励(变相给高管发福利),而2026年以来,新公告的回购预案中,明确用于“注销”的比例飙升至72%。但是,由于长线资金看穿了中小盘、垃圾股的“应试型分红”,疯狂涌向极少数“真分红”的超级央企(如四大行、长江电力、三大运营商),抱团取暖,导致这些权重股估值过热;而80%的中小市值股票即使勉强分红依然乏人问津,陷入流动性枯竭的“失血”状态。

更重要的是,该政策面临四大核心难题:(1)A股大量高分红、大市值的优质企业为地方国企或央企,加大分红或回购注销,本质上是将原本可能流向地方财政或地方项目的现金,强行分配给了二级市场的公众股东(包括长线资金),引发地方政府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

(2)科技成长型企业在“生存与回报”两难中,利用“研发投入超15%可豁免强制分红”政策搞“研发注水”与套利;

(3)法律与财务制度的刚性制约(《公司法》规定“无利润不可分红”、注销须债权人同意等);

(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操纵与套利风险,诸如大股东“左手换右手”套现、迎合考核的“借债回购/分红”等等。

其三,常态化退市:绝不开放“美式集体诉讼”

2024年4月,新“国九条”将常态化退市与中长期资金入市、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等作为核心配套政策。2025年初出台《关于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的实施方案》,声称通过“应退尽退”彻底清理A股的“僵尸空壳”与“害群之马”,为中长期资金腾出高质量的投资空间。从数据上看,2024年度52家退市,创历史新高;2025年度32家;2026年至今已完成及锁定退市超过23家。

与自己比,A股加大了出清力度;但与美国、印度股市等成熟且高效率的退市机制相比,存在显著的制度与生态差距(见下图)。

中、美、印上市公司退市比较:

最关键的差距是散户救济与赔付机制。美国拥有极为发达的集体诉讼(Class Action)和做空机制;一旦公司造假面临退市,专业律师团队会立刻发起集体诉讼,通过分配巨额罚款、没收大股东财产、甚至追究审计机构的连带赔偿责任,让受损散户获得实质性补偿。印度则推行极其严厉的“强制溢价回购”制度,如果一家印度上市公司因违规被强制退市,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会强制要求该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发起人,必须按照独立评估机构计算出的公平价格,自掏腰包把散户手里的股票全数买回去。

中国呢?大批垃圾股在面临“面值退市”或“财务退市”时,股价连续无量跌停,散户根本卖不出去。公司退市后股价直接归零,大股东往往两手一摊自称没钱,实质上依然是普通股民承担了绝大部分的退市代价。

这里最荒唐的是,中共不敢学美国放开民间集体诉讼,而是“发明”了由官方主导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其核心在于把“组织权”和“主导权”牢牢收归政府。

在美国,任何受害投资者与商业律师(原告首席律师)皆可主动发起,形成全方位的市场监督;在中国,普通律师无法发动,官方(投保机构)只挑选“指标性大案”(如康美药业、金通灵),绝大多数中小案件无法进入此程序。这种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既给了股民一点实质补偿、释放了社会怨气,又残酷地将分散的股民“隔离”开来,彻底切断了他们相互组织、形成社会运动的可能性。

中共绝不放开“美式集体诉讼”,一是害怕这会催生出一批专门帮股民打官司、拥有极高社会号召力和跨省组织能力的民权律师、独立中介或股民同盟,二是害怕“效仿效应”,如果股民能通过集体诉讼成功向上市公司甚至地方政府索赔,那么烂尾楼业主、地方理财爆雷受害者、环保受害者、甚至被欠薪的农民工,都会迅速效仿,要求建立类似的集体诉讼和谈判机制。在中共的政治逻辑里,任何能把成千上万人联系在一起的民间纽带,都是潜在的政治隐患。

结语

目前,A股总市值约为110万亿元人民币,规模位居全球第二;累计开户投资者总数突破2.4亿人,市场内真正具备资金且相对活跃的实体个人投资者在9,800万人左右。中共的资本市场改革,从来都不只是A股改革、经济改革,它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与政治高度纠缠。中共从来没想过真正改革,它的所有“改革”都有先天致命缺陷,最终都是愚弄和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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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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