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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1日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上周在记者会上说，反对为二十三条立法的词句偏激，“例如十二月十五日游行，有些口号说二十三条立法‘天地不容’，这不是极度夸张吗？如何天地不容呀？…支持的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天经地义’，你可以说太简化，但有什么不妥？提醒市民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董建华两次在立法会提及为二十三条立法，也用了“天经地义”这个成语，叶太自然不会说不妥了。
反对的口号说“天地不容”，支持的口号说“天经地义”，两方面都诉诸“天地”。所谓“天地”者，即不是人类后天产生的“经”与“义”，而是“先天”的，是天道、天意，若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话，那就是不可违背的神明之意。
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咨询文件的人，提出来的诉求是有关立法违反人权；支持立法的人说立法是维护国权，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究竟哪一种权是“天经地义”？损害哪一种权是“天地不容”的呢？究竟哪一种权才是“先天”的呢？
由人民、土地、主权而组织国家，肯定是“后天”的产物。国家的权力，与人民对国家的义务，都是组成国家之后才产生的。但人权，却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的，人一生下来那一刻，尚未有任何可以履行的义务，他就应该享有文明社会中旁人必须尊重的“天赋人权”，包括尊重生命的神圣与人的尊严。当非洲部落士兵把六岁小孩的手臂活生生切断时，我们谴责这种暴虐损害了这个孩子的人权，我们毋须先问这孩子有没有尽到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
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最重要意义，就是意味容许一个更高的道德权力（即天赋人权）凌驾在国家对人民的主权之上。在没有这个宣言之前，国家权力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政府可以对它所统治的人民为所欲为，其他国家看不过眼也不可置喙，否则就是干涉内政。有了人权宣言之后，个别政府就不再有“关起门来打狗”的权力，它仍然可以这么做，但道德上会受到更高的审判。
人权中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也是天赋的。美国开国前期，一个名叫Patrick Henry的人，在一七七五年说了一句话：“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原意是“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亡。”中国二十年代启蒙时期将这句话译成“不自由，毋宁死”，更简洁有力。它的意思是，人权中的自由，比生命更宝贵，它是先国家权力而产生的，是“天赋”的，因此正是“天经地义”的东西。立法损害人权、自由，确为“天地不容”。
至于国家权力，公民的权利义务，则绝非“天经地义”而肯定是后天的东西。世界人权宣言所标志的观念是：国家、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尽量避免不必要地损害公民的天赋人权──即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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