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区文字 】廖亦武:“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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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1月4日讯】

   (作者注﹕1983年的“严打运动”对中国许多家庭来说是一场噩梦﹐据说起因于当时震惊全国的“二王持枪流窜杀人案”。这王氏兄弟为东北长春人﹐服兵役期间受过特种训练﹐精通枪支和射击﹐因报复杀人出逃﹐居然在长达几个月中流窜十余省﹐与各地成百上千的公安干警周旋﹑顽抗﹐屡屡突破重围﹐造成警方重大的人员伤亡﹐为中共建国以来首次被公安部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亲自出面召集各部人马﹐制定了“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的方略。并作为一种治乱国策﹐保留延续到本世纪。今年54岁的左长钟正是“严打”的牺牲品﹐当我2002年4月1日傍晚在“上访客栈”内与之交谈时﹐他仍心有余悸。“严打期间﹐司法从简﹐”他说。我追问“简”到什么程度﹐他回答﹕“公﹑检﹑法挤在一条板凳上﹐甚至一条裤裆里审案。”)

  左长钟﹕久仰了﹐老威先生﹐我曾在地摊上买过您的《底层》盗版﹐一口气读了个通宵﹐佩服。

  老威﹕您太客气了﹐看样子是个读书的人。

  左长钟﹕老三届高中﹐要毕业那年赶上文革﹐所以没拿毕业证。

  老威﹕但知识底子打得相当扎实﹐这从您的上访材料中能感觉到﹐行文简练﹐申诉理由充份﹐一笔行书也相当漂亮。

  左长钟﹕可惜衙门深如海﹐写得再多也不顶用。

  老威﹕上访得有耐心﹐你进入这个行当才一年﹐小学没毕业呢。老陆是上访名人﹐已抗战八年﹐算大学﹐上访十五﹑六年﹐就可以拿硕士﹑博士文凭了。好啦﹐不开玩笑了﹐这次交谈的主角应该是您。

  左长钟﹕听说您也坐过牢﹖

  老威﹕四年﹐反革命宣传煽动。

  左长钟﹕哪您一定晓得1983年的“严打”。

  老威﹕我所在的监狱﹐大约有一半犯人是1983年“严打”进去的。20来岁关到30出头﹐个个都成了劳改的主力军。他们说﹐所谓“严打”就是从重从快﹐公﹑检﹑法三家坐在一间屋﹐甚至一条板凳上审案﹐如果你要抵赖﹐不按承办机关的要求“供认不讳”﹐就吊就捆﹐打断肋骨算便宜了。有一个叫钟鬃的教书匠﹐涪陵人﹐被指控强奸女学生﹐屈打成招后﹐就投进死牢﹐镣铐加身一年零四个月﹗在绑赴刑场的前夜﹐高院下达了发回重审的通知﹐原来是“受害人”上诉翻供﹐并状告公安局制造伪证﹐冤枉好人。钟鬃被依法改判“死缓”﹐保住了脑壳。

  左长钟﹕唉﹐类似的案子我见得多了﹐怪只怪钟鬃生错了时代。我也生错了时代﹐按现在的标准﹐我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因为卖淫嫖娼也不算啥﹐罚款走路嘛。可是在80年代初﹐国门刚开了一条缝……

  老威﹕你也犯“花案”﹖

  左长钟﹕不过是暗地里开家庭舞会﹐跳跳贴面舞。我支过边﹐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来随大流返城﹐白天成群结队去省市有关部门静坐示威兼刷大字报﹑大标语﹐晚上更成群结队游逛﹑聚会﹐满腔青春热血发泄不完。那年头﹐支边知青个个多才多艺﹐弹吉他﹑吹口琴﹐唱文革前的老歌﹑港台歌﹑苏联歌﹐或根据这些曲调重新填词的知青歌。这是多年半军事化生活培养出来的﹐在那种类似劳改的环境里﹐不懂得自娱自乐就只有疯掉或自杀。总之﹐那个时代的风骚都领过了﹕造反﹑下乡﹑返城﹑街头演说﹑街头音乐﹔还有手抄本﹑喇叭裤(后来又穿牛仔裤)﹑火箭头皮鞋﹐最早都是由知青穿戴回城﹐才在追求时髦的城里青少年中流行开的。78年我就穿喇叭裤了﹐裤腿一尺五寸﹐在地上扫来扫去﹐把街坊上的居委会老太婆气惨了﹐就打小报告给派出所。户籍警揣了一把大剪刀来找我谈话﹐威胁“不剪大裤腿就关起来”。我根本不睬这一套﹐一心要新潮到底。现在回过头去看80年初的老电影﹐后进青年或港台特务都穿花衬衫﹑喇叭裤﹐真他妈活见鬼。

  那年月的街头音乐家多如牛毛﹐经常在滨江路和人民公园一带表演﹐两地的夹竹桃都非常茂密﹐路灯照不透。但见一个人在浓荫里抱吉他﹐衔口琴﹐又吹又拍﹐像一台音乐机器﹐从《送你一朵玫瑰花》到《哎哟﹐妈妈》﹐再到《秋水伊人》﹐不歇气地朝下弄。渐渐﹐围观者越来越多﹐先是勇敢的一对进入圈中起舞﹐而后是两对﹑三对﹐终于全场都舞开了﹐把音乐家累得够呛﹐就以录音机放老歌来代替演奏﹐那时的录音机体积相当于14英寸的黑白电视。

  成都坝坝舞会的兴起肯定有我一份功劳﹐这大约是文革后最早的民间社交场合。在夹竹桃的掩护下﹐陌生男女可以自由交往﹐不用先调查对方的家庭成分﹑工作单位﹐再考虑是否确立关系。我在其中如鱼得水﹐和许多新潮青年成了朋友或舞友﹐一个星期至少碰面三次以上﹐偶尔不跳舞﹐就听我弹吉他──这种音乐﹑幻想加浪漫爱情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大约一年﹐坝坝舞会就被政府明令取缔。

  记得有一次﹐有上百名舞客在人民公园的“辛亥年保路同志会纪念碑”下如痴如醉﹐忽听有人大喊﹕“牛脑壳(由民兵组成的执勤人员──老威注)扫黄来了﹗”吓得大伙轰地一下散开﹐钻树林逃跑。谁知戴红箍箍的“牛脑壳”们就埋伏在四周﹐大半非法跳舞的人都落网了。公园派出所被挤得水泄不通﹐值班警察忙不过来﹐就命令大伙蹲在院子里﹐一个挨一个进屋候审。“把《工作证》掏出来﹗”他吼一声。结果有单位的就让牛脑壳押回去受处份﹐没单位的即送交所在街道派出所受审──就这样﹐我的吉他被缴﹐还被单位──一家街道修配厂除名。父母气坏了﹐赶我出门。

  我血气方刚﹐破罐子破摔﹐就搬去和朋友王翼同住﹐他分在阀门厂当钳工﹐住集体宿舍。80年代的人都轻财重义﹐我在王翼处混了几个月﹐同室的四个年轻单身汉都挺崇拜我的音乐天赋。那年头﹐像我这种33岁还没结婚的人﹐也算物以稀为贵。

  没事可干﹐心里又骚动得厉害﹐坝坝舞会取缔了﹐就像把一个戏子的台拆了﹐咋办﹖只好组织家庭舞会。我的门路宽﹐就负责给单身汉们约舞伴﹐相貌好歹倒是其次﹐在当时﹐姑娘能来就算胆子大了。王翼从家里搞来录音机和几盘港台歌曲﹐硬件就齐全了──舞会定在周末﹐宿舍楼的单身职工几乎都回家或外出﹐我们用被单和棉絮遮死窗门﹐熄了顶灯﹐只留用毛巾裹了又裹的台灯。正是阳春三月﹐春心萌动﹐五对年轻人在几平方米的空间搂抱着跳舞﹐两边是双层架子床﹐磕磕绊绊的﹐莫说动作不能大﹐就是手臂抬高了也不方便。灯光幽暗﹐邓丽君的歌显得朦朦胧胧的。我们像幽灵一般﹐无声无息地原地你进我退﹐脚不敢抬﹐鞋底不敢摩擦﹐生怕惊动楼下的告密者。其实﹐这种所谓的舞会只是借跳舞之名男女拥抱罢了──所以单身汉们一旦尝到禁果的甜头﹐就兴奋莫名地企盼着下一次──一共三次﹐到了第四次﹐大伙刚轻车熟路地堵死门窗﹐放出音乐﹐让身体接触到一块时﹐门就被蓬地一声撞开了。

  那是1983年夏天﹐“严打”正进入高峰﹐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审﹐我们被定为“特大流氓轮奸集团”。您看我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这是筷子夹的﹐有一出古装川剧叫《审妻》﹐用的就是这种刑。谁招架得住﹖还有拳打脚踢﹐灌辣椒水﹐更可恶的是警察累了﹐就让看守所的劳改犯上场。我的生殖器现在还有疤痕﹐烟头烫的﹐替你搓硬了﹐烫龟头。你只能招供﹐哪怕指控你奶奶和蒋介石乱搞﹐你也只能盖手印。

  我和王翼都判了死刑﹐脚镣手铐﹐我不甘心﹐天天撞铁栅喊冤。看守所为了整治我﹐在死刑复核前﹐居然把我硬扛出去陪了回杀场。听说那次一溜毙了64颗脑袋﹐游街示众时﹐万人空巷﹐热闹非凡﹐20多辆卡车载着五花大绑的死囚﹐缓缓穿过市中心。我的嘴和脖子都注射了麻药﹐一声不能吭﹐像一条死鱼先曝晒﹐后又淋了场瓢泼大雨。

  回到看守所﹐同监的犯人议论说﹐一次崩这么多脑袋﹐老天爷都不忍﹐流泪啦。我哆嗦了一宿﹐还是不甘心﹐就狂喊报告﹐要见住所检查官。唉﹐天不绝我﹐这个案子的五个被告都喊冤﹐翻供﹐把看守所闹得河翻水翻。

  我被反铐了大半年﹐腋下生疮溃疡﹐浓淌到哪儿就烂到哪儿﹐但我一有机会得到笔﹐就用反铐的手在背后写申冤状──我居然学会了如此绝技﹗

  1983年底﹐我和王翼都熬到了改判(我无期﹐他有期20年)。解铐那一瞬间﹐我的双臂还下意识反拧着﹐复不了原。我慢慢活动关节﹐骨头﹐□□响﹐动作不能猛﹐这是老犯说的﹐动作猛了要损筋断骨。

  20分钟后﹐我试着伸平手臂﹐腋窝忽地掉下几颗肥蛆。我走向水池﹐终于可以自己给自己洗澡了──从此﹐我暗下决心﹐要不惜代价洗刷罪名﹐争取一个清白的自由之身。

  老威﹕明明是冤案﹐怎么没无罪释放呢﹖这“严打”不成了“乱打”么﹗左长钟﹕只要在“严打”中栽了﹐就不可能无罪﹐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可惜我老子没做大官。

  老威﹕请您接着讲。

  左长钟﹕接着是漫长的劳改﹐差不多把一辈子耗尽了。监狱的规矩是﹐只要你坚持申诉﹐不认罪服法﹐哪怕劳改再卖力气﹐也不考虑减刑﹐所以83年进去的一批人﹐尽管冤案如山﹐敢冒险申诉的也很少。我认命了﹐入监随俗﹐混吧。我是吉他高手﹐由新犯集训时就成了文艺积极分子﹐一年不到名扬全监﹐经常参加排练演出。王翼内向﹐不善交际﹐所以分在隔壁二大队﹐干铸造﹐这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天不亮就得起床﹐列队去车间开炉﹐机器将熔化的铁水倒入坩埚﹐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犯人们伸着长柄耳杓﹐从锅里舀铁水﹐像菜农浇地一般灌入广阔沙盘中的一个个模型。由于车间的粉尘如经年不散的大雾笼罩着﹐铸造工百分之九十都得矽肺病﹐咳黑痰﹑黑血﹐死亡率极高。

  我终于混入知识份子成堆的教育队﹐彻底逃避了重体力改造。我和王翼经常擦肩而过﹐每次都见一个从煤坑里掏出的黑人﹐一摘下黑口罩﹐白牙齿格外醒目。坏蛋惜坏蛋﹐我得帮帮这位患难兄弟﹐就向教导员介绍他的专长──毛笔字﹐刚好写大标语用得着。

  过程太长﹐我简略点﹐总之﹐我和王翼在一块了。他忍不住向我透露天大的秘密﹕逃跑。开始我认为是痴人说梦﹐深监重地﹐岗哨密布﹐插翅难飞嘛。王翼说﹐上天不行就入地﹐我已绘制了监狱下水道的分布图﹐肯定能爬出去﹗我说﹐你是外国电影看多了吧﹐想做“基督山伯爵”﹐逃出孤岛发大财。王翼说﹐电影算个屁﹐还不如做个寻鼠专家﹐只要搞清老鼠经过哪条沟﹐哪个洞的路线﹐这事就成了百分之七十。我问﹐没钱出去奔哪儿﹖王翼说﹐他有两百块现金﹐出去就直奔新疆﹐那儿的流窜犯多如牛毛﹐逼急了﹐就向苏联越境﹐宁愿赌一把﹐也比憋在笼子内强。

  我动心了﹐自由诱人啊﹐在苏联境内弹吉他浪漫啊﹗我有音乐天赋﹐在哪儿都能混出人样。于是乘父母探监﹐我也积攒了两百元现金藏下来。就这样不急不躁地准备了三个多月﹐机会却出奇不意地降临﹕教导员的孩子嚷着跟我学吉他﹐教导员拗不过﹐就带那12岁的小姑娘来教育队﹐命令我教──这显然违反干警纪律﹐我毕竟是重刑犯嘛。为了避嫌﹐教导员只好假公济私﹐将我和王翼安插进短刑犯组成的建筑队﹐带出重兵把守的内圈﹐经过家属宿舍区时让我们留下﹐吩咐管教领去他家教孩子。

   一星期出来两次﹐一晃两个月了﹐王翼教书法﹐我教吉他。教导员夫妇培养神童心切﹐我们迎合这种心理﹐对孩子的每点微小的进步都赞不绝口﹐陶醉的回数多了﹐他们自然就放松警惕﹐忘记了随时可能发生的敌情。1986年1月3日下午5点半钟﹐我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20年的第四天﹐我和王翼趁无人之机﹐偷了教导员的便装﹐穿过楼下的小买部脱逃。门岗就在三米开外﹐背对着我们。出了小卖部就是大街──自由这么轻而易举就到手了。满地树叶的秋日﹐我们强作镇定沿街走了20多米﹐转过街角﹐突然撒腿疯跑。80年代的小县城﹐既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出租﹐我们跑一阵﹐大口大口喘气﹐才想起叫三轮去长途汽车站。

  最晚一班车是7点﹐还要等1个钟头。我们哪敢停﹐抬腿就朝城外跑﹐没任何熟人﹐不晓得任何一个地名。只能像无头苍蝇瞎撞。出城时天色黯淡﹐一弯新月跃出云端﹐前方一片开阔的田野。我们连啃干粮都顾不上﹐奔命啊﹗田野尽头是丘陵﹐我们边跑边寻藏身之地﹐几十步开外就有瓦房和炊烟﹐可逃犯哪敢冒失﹗这地球上最危险的就是人﹐为了避开人﹐累死也要跑。我说我不行了﹐快虚脱了。王翼说再冲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吧……唉﹐他拖着哭腔﹐泪汗交加﹐长钟啊﹐看来你我活到头了﹗

  好像为了应验这句倒霉话﹐身后响起汽车喇叭﹐然后是人声和狗吠──追兵到了。我抱住一棵树止步回望﹐山脚下﹐几十支手电光拉开了一张追捕网。快跑啊﹐王翼嚎叫着﹐我紧跟上去﹐在丛林里乱窜。站住﹗缴枪不杀﹗喝令声回荡着﹐紧接着是枪声﹐子弹擦过我的头皮﹐簌簌击落了一片叶子。狼狗脚撵脚扑过来﹐爪子撕开衣背﹐露出光溜溜的后脊梁。天晓得我为啥要跑﹖都尿裤子了还要跑﹗王翼在我前头﹐双臂狂舞﹐迎击密密匝匝的枝条﹐两条狼狗从左右窜过去﹐回身反扑。王翼蹦个高﹐居然一腿踹翻了狗。这家伙厉害得不像人了﹐像他妈个外星人﹗

  眼前豁然开朗﹐波光粼粼﹐原来遭遇了一座堰塘。我本能地在陡坎边猛刹步﹐转瞬就被狼狗扑倒﹐束手就擒。而王翼却凌空一跃入水﹐激起颇为壮观的水柱。一班﹐左﹗二班﹐三班﹐右﹗全线包围﹗教导员一声令下﹐天罗地网几分钟就布好了﹐几百平方米的堰塘四周长满了兵。

  眩目的手电在塘面扫荡﹑交叉﹐最终牢牢地罩住王翼。没料到﹐他不仅体力好﹐水性也好。自由泳﹑蛙泳﹑侧泳﹑剪刀泳﹐他换着姿势游﹐而几十道光柱如胶水一般死粘着﹐那怕他下潜﹐也紧追水下模糊的剪影﹐直到轰地冲出一条人鱼。不准开枪﹗教导员吼道﹐看这狗日的能顽抗多久﹗

  我投降﹗王翼喊﹐他已在几百米水面游了数十来回﹐累极了﹐就中止折腾﹐在离堤坎几米远的地方高举双臂。

  你尽管逃嘛﹐你咋不逃呢﹖教导员笑道。
  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王翼绝望地喘气。
  不敢就算了﹖教导员埋腰察看说﹐王八蛋﹐你必须继续逃。
  政府饶了我﹗

  你变鬼嘛﹐教导员拔出佩枪﹐哗啦子弹上膛。你死定了﹐泡着也拒捕﹐上来也拒捕﹐总之你死定了。

  静夜里响起一片拉枪闸的声音﹐王翼吓坏了﹐急忙回头朝塘中心游去﹐只有交叉的手电光﹐真是索命光啊﹐不依不饶地粘着他。月儿高挂﹐山丘起伏﹐狼狗也不叫了﹐堰塘里的划水声那样清晰﹐估计一里之外都能听见。真的﹐太安静了﹐我被铐在陡坎上﹐脑子一片空白﹐可眼睛却下意识地瞅塘里。哗﹐哗﹐王翼游得太慢了﹐越来越慢﹐像梦游一样﹐我居高临下地跟踪他﹐我的眼睛也成手电光了﹐几十名武警的眼睛都变成手电光﹐哪怕王翼潜入泥底﹐也能取他性命。他又靠近塘边了﹐他又喊投降了﹐可回答他的是滚回去﹐上来就打死你。这已经是第十次﹐或者第十三次﹐他可怜巴巴地回头朝相反的岸上游﹐哗﹐哗﹐他喘气﹐他开始呛水﹐咳嗽。他哭了起来﹐喊着教导员﹐我不想死的话。可二十来分钟过去﹐他靠近另一处塘边时﹐答复他的还是滚回去﹐否则以拒捕罪打死你。他再次回头﹐这大约是十五或十七个回头了﹐他划不动了﹐就仰在水中歇着。还有啥子花样﹐尽管拿出来耍﹗教导员大骂。

  王翼漂在面上﹐只露一张脸﹐几十道手电光就钉死那张脸﹐比月光强一百倍。他又挥了两三下手臂﹐疲软得像鞭子。他到底放弃了划水﹐那张脸又在表面浮了几分钟﹐就突然下沉。
  手电光还钉在原地﹐王翼又憋不住冒出水﹐动静比前几次小多了。他再沉﹐再浮﹐翻来覆去。没人吭气﹐直到他永远沉没﹐手电光还钉着原地咕咕回旋的几颗水泡不放。

  跟着是声势浩大的打捞工作﹐世界转眼间苏醒了﹐人喊狗叫﹐两个排的武警战士几乎都下了水﹐不远的山下公路上﹐报警器拉得嘟嘟响﹐惊动附近的村民赶来看热闹。

  尸体上岸在大半个小时以后﹐王翼在月光下呲牙裂嘴﹐死相难看﹐他的肚皮灌圆了﹐比平时大两倍﹐连裤腰带都胀断了。教导员命令两名武警架我去“受教育”﹐我一下子瘫了。
  像拖死狗﹐一副手铐把我和王翼连在一块﹐塞进囚车﹐这叫生死相随。之后我被送进由地下防空洞改造的小间……老威先生﹗怎么啦﹐老威先生您走神了……

  老威﹕我的思路已中断在水里。那王翼咋不上坎呢﹖宁愿挨子弹也该上坎呵。

  左长钟﹕他吓迷糊了﹐水鬼附体了。

  老威﹕无论如何该活下去……

  左长钟﹕您流泪了﹐老威先生﹖唉﹐我不该讲这一段﹐既伸不了冤﹐也报不了仇﹐连个证人都没有。罢﹐罢﹐死了好﹐省得受活罪。我被全监批斗﹐宣布加刑4后﹐就戴脚镣手铐打入小间。深入地下十多米﹐再拐三个弯﹐走一段烂泥路﹐到了﹐鬃管教说﹐就弯腰开锁﹐并把住铁栅门命令我进去。这是一口凿在岩壁内的棺材﹐我从门口直接爬上石头床﹐稻草垫子﹐渔网般的被褥﹐我一曲腿﹐铁栅就□啷关上了。

  借着外头昏暗的灯光﹐我认清了床边的马桶和塑料碗﹐这就是全部家当。熄灯了﹐我一动不动躺着﹐浑身发潮。我用手摸洞顶﹐湿漉漉的﹐坐起来﹐就顶天接地了──我就在里面关了整整四年﹐吃喝拉撒睡﹐不见天日﹐不出这长两米﹐宽一米的洞穴。不能站﹐连伸个懒腰也不行﹐我唯一的运动场是石头床﹐做伏卧撑﹑仰卧起坐和下蹲﹐几十上百﹐几百上千﹐哪怕一顿只吃二两饭﹐哪怕天旋地转﹐眼冒金花﹐运动也是每日必修功课。我宁愿累死﹐也不能成残废──后来我晓得﹐周围的反改造邻居有20多个﹐多半都废了﹐抬出去已半死不活。

  昼夜的区别是有没有人来﹐送不送饭。老鼠自由出入﹐令人嫉妒。监狱政委和大队指导员每年视察一次﹐戴着口罩和手套﹐挨着问犯人有啥想法﹐悔不悔罪﹖一大堆领导由武警保护着﹐离栅栏门两米远﹐大约在黑暗里关久了﹐小间犯人的眼睛都闪闪的亮得骇人﹐所以领导总要开玩笑说﹐生活咋样﹖学没学会咬人﹖

  老威﹕你咋回答﹖

  左长钟﹕和所有人一样﹐磕头作揖﹐叫政府亲爹亲娘。我绝不逃了﹐谁要逃﹐我就揭发﹐和他斗争到底。我要立功受奖﹐回到人民怀抱﹐我满嘴白沫地嚼着舌头。

  老威﹕您想没想过王翼﹖

  左长钟﹕我恨他﹐淹死憋死还不够﹐该拿他千刀万剐。教导员大好人﹐几次叫这狗日的上来﹐他拒捕顽抗﹐太反动了。

  老威﹕您真洗心革面了﹖

  左长钟﹕您进去试试﹐不“洗心革面”就烂在里头。

  老威﹕古罗马有一个人﹐因为信教问题被统治者关进地窖好几年﹐结果他利用黑暗沉思默想﹐重见天日时已修炼成哲学家。

  左长钟﹕您嘲笑我﹖太没心肝了。我在里面啥也没想﹐思路集中不了﹐对镣铐都失去知觉了。当某一天﹐突然上了地面﹐眼睛差点叫光刺瞎。教导员不计前仇﹐过来鼓励我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减刑回家。不知咋的﹐我居然感动得哭起来。由于缺钙﹐除去镣铐时我试着起身﹐动作猛了点﹐两腿胫骨崩地全骨折﹐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才柱着拐下地。

  老威﹕有后遗症么﹖

  左长钟﹕风湿性肌肉萎缩﹐还有心脏病﹐痛风﹐糖尿病﹐总之﹐所有器官都提前衰退﹐我今年53﹐已相当于70岁。还好﹐办保外就医顺利得出奇。老威﹕您上访﹐企图翻案﹐就不怕被重新收监﹖

  左长钟﹕尽管放马过来﹐候着呢。笑话﹐现在的我是当年的王翼么﹖(完)

  读者推荐﹐转自“天涯虚拟社区”

  (编后记﹕本文作者廖亦武(笔名“老威”)﹐中国诗人﹑作家﹐先居四川。他也是海内外民间享有盛誉的《中国社会底层访谈录》的作者。此书几经辗转﹐在海外出版发行﹐引起广泛关注﹐也因此受到官方查禁。廖亦武由于支持八九六四学生运动﹐曾经被逮捕判刑。狱中归来﹐意志不改﹐从事记录中国社会底层民间生活的采访写作。由于他自由写作的精神和所遭受的苦难﹐他今年获国际独立笔会所属的中国独立笔会“写作自由奖”。目前正在从事另一项浩大的文字工程﹕调查﹑记录遍布中国的民间冤案情况。本月18日﹐廖亦武突然遭到四川公安部门拘捕传讯﹐家被搜查﹐电脑和写作资料被没收。目前他正在被“监视居住”。坊间和海外媒体普遍认为﹐他这次的遭遇和以前一样﹐是由于言论惹怒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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