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7日讯】权力腐败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大问题，已到了天怒人怨、难以收拾的地步，反腐败恐怕也是官方喉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仅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外逃贪官携带的赃款竟超过了50亿元。这一数字的公布并没有让人吃惊，仍然大权在握的贪官更是心知肚明，只嫌自己捞得不足，同时对那些捞得脑满肠肥而逍遥法外的同行羡慕得流口水。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对此无奈、无力，早已了无兴趣。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草案）出台之后，一位长期研究反腐问题的学者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提出应选择有条件的县、市进行“反腐败特别行动”试点。有人则在《新华网》发表《“反腐败”试点究竟从哪里开始》的商榷文章，提出“反腐败试点应从首都北京开始”，但对搞试点本身并无异议。
反腐败也需要搞什么试点吗？从一个老百姓粗浅的立场看，反腐败应该是地不分南北，举国一致，乃致全球协力，使贪官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腐败在中国不是个别掌握公共资源的人灵魂堕落、思想腐化的问题，不是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已局部糜烂的问题，不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剜掉就可以了，而是制度性的缺陷所致。通过搞试点、搞运动的方式来反腐败，如同蜻蜓点水，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它有可能查出几个大案、要案、窝案、串案，有可能揪出几个腐败分子，在反腐败的功劳薄里加上一笔，为新贪官的登场做一些清道的工作，却改变不了腐败正常化、制度化的事实。
反腐败，多么熟悉的词汇，起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官方喉舌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严刑峻法不是没有用过，成克杰、胡长清不是被处以极刑了吗？以陈希同的权位不是也倒了霉。像“远华走私案”这样的惊天大案也时有破获，反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战果不可谓不辉煌。从纪委、监察机关到司法系统，从“双规”到判刑，对付腐败的机构、办法不可谓不多，为什么腐败越反越厉害？一个王宝森倒下去了，马上就有千百个甚至更多的张宝森、李宝森站起来。一言以敝之，只要权力不受制约，总是自己监督自己，即使反腐败的口号喊得再响，也注定了无济于事。说得不客气，事至今日，所谓反腐败早就沦为一种无聊的表演，观众也已看得厌倦。这些简单的道理，专门从事反腐研究的学者们岂会不懂，只是不敢说真话，不敢直面现实，只能说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话，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所以才会提出什么“反腐败试点”。假如搞试点管用，我们早就没有腐败问题了，真是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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