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4日讯】在党权至上的中国，官本位体制仍然是民权难伸的瓶颈，官权之重与民权之轻的巨大不对称，甚至就是一方全有而另一方全无的天壤之别。这就决定了民间维权是争取“人权法治化保障”的运动，民间唯有取得了平等的法定权利，公民个人才有了对抗官权侵犯的有效屏障，弱势群体也才有了与强势群体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民间维权首先是争取中国法律中明示的公民权的落实，其次是改革或废除那些践踏人权的恶法（如已经废除收容遣送，正在争取废除的劳教），最后是创建以“保障人权和限制官权”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社会。
大陆民间维权正自发地走在这一轨道上——以关注人权个案的方式来推进制度改革。换言之，维权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全无任何人工设计，而完全是自发形成的。在不太敏感的人权个案上，民间的公开关注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区域内，民间智慧很善于在模棱两可之中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合法性空间。比如，在孙志刚案上，民间就充分利用了罗干等高官的表态，大胆呼吁公布真相、惩治凶手、违宪审查和制度变革，最终导致收容遣送的提前废除；在某种程度上，民间对延安黄碟案、李尚平案、孙志刚案、李思怡案、黄静案、孙大午案和拆迁户自焚反抗的关注，之所以能够成为众多体制内学者的发言机会，就在于民间制造出了一定的合法性空间来表达自身的权利诉求。而对敏感的人权案，如刘荻案、杜导斌案、郑恩宠案，民间则表现出越来越勇敢的良知，不但利用体制本身的模棱两可，而且不怕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
互联网为民间维权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平台，网络成为民间的维权和议政的聚集地，1,几乎所有的民间思想网站，皆把民间的维权和议政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公民李健还创办了“公民维权网”，60名国内著名学者担任该网站顾问；“学而是”、“春雷行动”和“民主与自由”等网站，大都开辟了旨在维权的专门栏目；2,网民的个人发言和相互交流，形成以网络为舞台的维权结盟。3,全国各地皆出现了类似思想沙龙的网友聚会，请著名学者与网友当面交流，维权是此类聚会的重要话题；4,此起彼伏的网络群体签名维权，已经成为民间维权的最明亮的聚光点。
同时，民间维权对个案的关注，已经超越了转瞬即逝的阶段，而逐渐形成特定的人群对某一特定个案的持续关注。如果说，在整个九十年代，长期坚持的维权只有天安门母亲运动和九十年代末开始的法轮功维权运动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知识界的维权运动也开始出现长期坚持的持续性。比如，余杰等人对“新青年学会案”的持续关注，从四君子被捕一直持续到现在；杜导斌、王怡、杨支柱等人对刘荻案的持续关注，先后发动三次颇具规模的网络声援签名；任不寐等人对李思怡案的持续关注，通过互联网发起接力绝食，既为了悼念小思怡的亡灵，更为了活人的良心安顿；高耀杰、万延海、胡佳等人对爱滋病人的人权问题的关注，王力雄等人对西藏活佛阿安扎西案的关注，李健、温克坚、李建强等人对黄静案的关注，记者石扉客对李尚平案的关注（他对此案的个人调查将近一年半，在关天茶舍创造了六万多点击率），胡星斗、许永志等人对孙大午案的关注……都不是过眼烟云的点到为止，而是采取追踪调查、网络签名、座谈会、请名流呼吁等多种方式的持续关注。
现在，这种持续关注，不仅是道义声援和司法救助，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帮助，民间自发为受害者及其家人募捐，并将募捐启示公开张贴于互联网上（如黄静案、罗永忠案、杜导斌案等），已经成为民间维权的又一大亮点。
在不太敏感的“延安黄碟案”、“孙志刚案”、“孙大午案”上，民间维权曾取得了程度不同的实效。现在，敏感的刘荻案也出现了一丝转机（当然，对这些实效并不能过于乐观和盲目拔高，因为与绝大多数个案的石沉大海相比，这几个个案简直就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刘荻作为一个活跃于互联网上的女大学生，她的被捕在大陆民间激起的强烈反弹，是同类案例中前所未有的，连续三次网上签名声援，总人次接近三千。正因为她得到了大陆民间的持续关注，才会在国际上引起较大的反响，内外压力合流的结果，才会为刘荻带来获释的可能。
2003年11月2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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