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8日讯】“关注杜导斌”的维权活动自国内拉开帷幕，就以其不同凡响的声势震惊了我们，据说也震动了有关当局。到今天为止，签名数字已逾千人。在这次签名活动中亮相的，既有国内最著名的一批学者，如许良英、茅于轼，也有一直坚持在人权抗争最前线的知识分子刘晓波、王怡；既有旅居海外的著名中国学者高尔泰、作家哈金，也有以马悦然为代表的一批西方著名学者和汉学家。
在几次签名活动中担任义工的笔者，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要为公开信征集签名？签名有什么用？它又能改变什么？
几次发起维权活动的四川学者王怡，对这些问题做出如下的回答：“公开签名参加政治敏感案件的声明，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隐晦表达的直白行为。所以我和朋友们发起和参与这一次的公开声明，这样做能否为救杜导斌出狱发挥作用，发挥多大的作用，这是我丝毫不敢确保的。
“但我认为，签名本身最大的效果并不是救人，而是救自己。如果我们在每一次基本人权遭受侵犯的关口，在言论与思想的自由遭受专制者强暴的现场，都出于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权衡而不参与、不介入、不从事这样的发言，然后晚上也绝不会做恶梦。那我们自己还有救吗？我们还配称自己是一个知识份子吗？我们敢在任何意义上自诩为社会的精英，在任何意义上妄想去启蒙他人吗？”
王怡的话，强调了签名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自我拯救的意义。事实上，签名不只是对拯救知识分子的良心有用，它还具有更多方面的价值。
第一，签名对于国际关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人权无国界。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孤立于世界，它是联合国的一员，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中国政府想要“关起门来打自己的孩子”不让外人知道，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是，希望国际社会付出最大的关注，首先需要我们中国人自己发出最大的呼声，那么，签名就是引起国际关注的一种方式。
第二，签名对于被迫害的政治犯、良心犯，是最大的安慰和支持。不少中国前政治犯都回忆过，狱外声援曾经给予狱中的他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曾经多次入狱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也曾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外面的人对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狱中生存下去。”狱外的请愿书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哈维尔说：“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这种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请愿书显得非常重要。”
第三，签名对于一个蛮横的政府，也不会是毫无作用的。中国政府可以藐视一个或一群异议人士，但他们却无法轻视越来越多原本沉默的中国公民，在忍无可忍的关头发出的呼声。
这些“沉默的人们”，在我们关注刘荻、杜导斌的签名名单中，他们是学生、工人、普通职员和家庭主妇。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一群无权无势的人，唯一拥有的就是未泯的良心。由于他们按照自己本性或良心，在公开信上签署自己普通人的名字。当越来越多的人做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行动，对于专制政府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人民不再接受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民族不再被恐惧感所压制。
因此，看起来毫无力量的签名公开信，却可能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从而使侵犯人权的状况有所改变。哈维尔说：“它（请愿书）还有着更深的意义：这标志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过程的开始。尽管政府对这些请愿书并没有作出反应，但对于这无限的要求最终所造成的局势却不得不作出反应。这些结果是间接的、不过分的和大范围的，但是它们是存在着的。“
李慎之先生深刻理解了哈维尔的意思，他说：“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从小处着手！’”
当每一个中国人都从签名这样的小处着手，他们就展示了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曾几何时，旅居西欧的捷克作家昆德拉不承认“无权者的权力”，他认为哈维尔在捷克所做的维权运动一次次失败，完全徒劳无益，只不过是为了表现自己，出风头而已。而留在捷克一次次入狱的哈维尔。却坚持说：“我可以用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历史证明，哈维尔和捷克公民在极权制度所做的每一点争取人权的努力，都是有用的。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展示“无权者的权力”之日，就是中国尊重人权的开始。
关注杜导斌网站：http://sky.prohosting.com/liudiorg/DuDaobin01.htm
签名信箱：FreeDudaobi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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