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明:现实社会中的人的极端非理性

田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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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5日讯】极端非理性是潜藏于一些人的意识中的一种不良情绪,有这种情绪的人多是弱者,或相对的弱者。环境的变化将扰动人的这种情绪,这种情绪会在瞬间爆发,它致使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本文将探讨这种情绪的来龙去脉。导致人的极端非理性的原因很多,它既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本文将集中寻找社会方面的原因。

一、极端非理性表现之一

2003年1月24日,一名中学教师在由重庆飞往成都的客机上引爆了一枚炸弹。同年2月2日,一名叫董跃的锦州人在从北京起飞的客机上纵火。

2003年春天,北京又发生两起影响重大的事情。一个是一青年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餐厅里制造了两起爆炸案,在这些案件中有多名教职员工受伤;另一个是一位黑龙江人闯进路透社驻北京的办事处,并声称自己携带了炸弹。

2003年夏天,西安市炭市街发生一起爆炸案,官方称在这起爆炸案中有5人死亡、9人受伤。民间的说法则是有9人死亡。西安警方公布的数位显示,2003年头八个月在西安发生的爆炸案中,既遂的有四起、未遂的有二起,还有五起是用爆炸来恐吓对方的案件。

上述由一个人造成的对公共安全的破坏或威胁被一些专家称为个人恐怖行为。(注一) 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在2002年有张丕林客机纵火案,此案中的死者为103人;陈正平投毒案,死者为44人。西安麦当劳餐厅爆炸案,死者为2人、伤者为28人。

上述案件的制造者都是一个人,他们使用的工具也比较简单,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在很短的时间里使多人死亡或受伤。将这些案件跟职业犯罪活动比较一下,看看我们可以发现什么结论。

白宝山系列抢劫杀人案和张君犯罪团伙系列抢劫杀人案,都是当年公安部督办的头号大案。白宝山在抢劫的过程中共打死15人,抢得现金一百余万元。张君犯罪团伙在犯罪过程中打死28人,抢劫财物价值536.9万元;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打死了43人。我们知道,张丕林使102人与他同归于尽;陈正平则害死了44人。

由于缺乏统计资料,所以我们无法从宏观上比较恐怖活动的制造者和职业犯罪者对公共安全的威胁程度;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这样一点:任何犯罪活动都是非理性的,然而每个犯罪者的非理性程度是不相同的。白宝山和张君等人杀人是有目的的,他们作案的目的就是以非法的手段掠夺财物,被他们打死的人都是一些妨碍了他们作案或继续作案的人,杀人者与被杀者存在着因果关系。恐怖活动的制造者经常是漫无目的地杀人,那些死者中的绝大多数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与职业犯罪活动的制造者相比,恐怖活动的制造者已经达到了非理性的极点,他们是极端非理性者。

二、极端非理性表现之二

2000年12月26日《北京青年报》转载《生活新报》报道:云南省玉溪市北城镇夏井小学学生何卫(10岁)在上学的路上玩耍、逗留,教师潘光礼对此很不满意,他让何在规定的时间里回到家里,然后再从家返回学校;何没有在潘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任务,于是他就遭到了潘的惩罚。何因此在背地里称潘为”潘狗”,潘知道这件事之后,让学生用棍子打何200下,然后让何吃苍蝇10只,何被迫吃了7只。

中国基础教育网转载《春城晚报》报道:云南省云龙县诺邓完小教师李建江用木棍打三名学生,致使一女生眼睛失明。这些女生是在请了假之后到校外去的时候,在校园里遇到李的,于是李用棍子打了那些学生。

2000年8月2日《华西都市报》报道:四川省达县银铁乡茶斗坡小学教师张荣芝将一个8岁的学生打伤,使他患了脑衰弱综合症。

2000年5月18日《燕赵都市报》报道:云南省会泽县上村乡中学教师聂朝宽因张林未完成作业和在教室里玩耍而毒打他,致使张死亡。

中新网2003年9月19日根据《燕赵都市报》有关报道播发的电讯稿称:河北省成县常庄乡孟官庄小学学生孟某的脸变黑了,其家人经询问得知,他的老师逼迫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互相打嘴巴,孟的脸就是这样被打黑的。

2003年9月17日,news.tom.com转载《华商报》消息:西安市临潼区相桥中学刘老师用竹棍子打迟到的学生,使被打的学生的腿部呈现出紫色;此后又打迟到学生十几个耳光,把学生的脸都打肿了。

news.tom.com转载《兰州晨报》报道:2003年6月19日,永登县回民小学贾老师因为一女学生未完成作业,就撕扯女孩的耳朵,使其掉了三分之二。

以下消息来自中国基础教育网:

1999年10月6日,陕西省华阴黄河工程机械厂学校教师崔敏叶怀疑一名学生偷了别人的钱,于是在这名学生的脸上刺了一个”贼”字。

2002年3月27日,西安市雁塔区鱼化乡老烟庄小学二年级有12人未完成作业,一教师让他们脱去裤子在教室里走,其中有7名男生、5名女生。

郑州市伏牛路小学一教师将一学生的耳膜打穿。

柳州市29中附属小学一教师的水杯里被人放了颜料,该教师在找不到投颜料人的情况下,让全班的同学喝了带有颜料的水。

河北省井陉矿务局第一矿小学学生马国君经常遭到教师焦燕君的体罚,马第一次被打是因为他没穿校服。经专业机构鉴定,马有延迟性心因反应。

2000年7月7日,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黑鱼小学四年级教师孙艳红让孙浩天和周雷倒立着听课,他们被罚的原因是他们写过一些错别字。孙倒立的时间竟达30分钟。

1999年12月13日,贵州省湄潭县杪乐乡中心小学五年三班冯航因上课回了一下头,教师罗远寿就罚他吃粪便。

安徽省濉溪县百善镇后李小学三年级学生朱路明因与同学吵架被教师李红明殴打,李又让吵架的两个学生互相打嘴巴,打得不响还不行。

1999年9月13日,湖南省搬源县架桥乡小学一学生因为违反校规被学校扣分,他的教师钟月英让同学们打他的嘴巴,他共遭到112次击打。

山东省济南市一名中学生被罚蹲着听课,时间长达一星期。

一些研究表明,少年儿童在经常遭遇暴力侵害之后大致会有两种反应:一是对暴力行为进行仿效;二是在恐吓之下变得懦弱。如果校园暴力持续下去,人格有缺欠的少年儿童会越来越多,当这些人长大之后,社会的不可预知性会增大。一些教师施加给学生的暴力是这些教师为未来设置的定时炸弹。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见过犯人如何虐待犯人,其虐待方式有如下几种:让人把脑袋插进盛有尿的桶里,但头顶没触及到尿。让人半蹲,其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夹角为九十度。用鞋底打人的脸。让人蹲下,打人者用脚后跟踢蹲下去的人的后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教师们的暴力行为,他们的残忍决不亚于犯人的残忍,在某些方面他们还胜过犯人呢。

三、促成极端非理性行为的原因

我将从两方面来寻找促成极端非理性行为的原因。一是寻找促成教师极端非理性的原因;二是寻找促成恐怖活动制造者的极端非理性的原因。

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导致那些教师的极端非理性行为的原因都不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不写作业、写错别字、淘气、迟到、贪玩,这在学校都是司空见惯的,这些行为为什么会引发教师们暴跳如雷、大发淫威? 学生的轻微的过失是导致教师情绪失控的直接原因,在这后面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中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对教师的心理测试显示,有百分之五十的教师存在着心理障碍。在中小学教师中普遍存在着自卑、嫉妒、焦虑等情绪。中小学教师觉得,那些学历和自己都相同的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高于自己。这是诱发他们的心理障碍的最初原因。

心理专家还告诉我们,中小学教师的下列需求经常得不到满足:取得成就的需求;人际交往的需求;得到尊重的需求;对公平的需求(实际上教师的收入与其他职业的收入的差距正在加大);生存需求(教师的工资受到过拖欠,这种现象在农村尤其普遍)。这些得不到满足的需求会进一步加剧中小学教师的心理障碍。

人的心理变化会不会引发极端非理性行为?下面就回答这个问题。由于农村获得新闻资讯的渠道要少于城市,所以农民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要少于城市人;由于新闻媒体集中于城市,所以记者到农村的次数是比较少的。综上所述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新闻媒体对农村的报道要少于对城市的报道。前面列举的新闻媒体报道的教师体罚学生的17个事例中,农村教师虐待学生的事例为11例,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在现实生活中,农村教师体罚学生与城市教师体罚学生相比,到底哪个更严重?新闻媒体对农村的报道要少于对城市的报道。假如城市中教师体罚学生的现象比农村严重,那麽在新闻媒体中对城市教师体罚学生的报道就要多于对农村教师体罚学生的报道。实际上,新闻媒体对此的报道恰恰相反。这就说明了在农村,教师体罚学生的情况要比城市严重。人的生存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如果人的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那麽人就会陷入到深深的焦虑中。现在可以建立这样一个推论,因为农村教师被拖欠工资的现象要严重于城市,所以农村的教师就比城市的教师更加焦虑。这就是他们更倾向于体罚学生的原因。心理因素与极端非理性是相关的,而人的心理变化却是有外界环境引起的。当一个人遇到不人道的对待,可能作出极端非理性的事情。

为了进一步认清来自外界的不公正的刺激对人产生的影响,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人对于那种刺激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少年儿童对于来自外界的刺激的反应最接近于本能,因为他们对法律不了解,对风俗和习惯了解得也不多,道德对他们的影响也没达到那麽强烈的程度。

近几年,在中国的中小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它是由一首儿歌的歌词改编的: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何背上一个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弦/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倒掉了。

当教师对学生的暴力侵犯增多的时候,当学校变成一个枯燥乏味的训练营的时候,当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不友好交往增多的时候,学生就会倾向于用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来反抗不人道的行为。那首儿歌反映的就是少年儿童的这种行为倾向。少年儿童的这种对极端非理性的向往就是一种接近于本能的反应。一个不公正的刺激使人产生的本能反应,就是陷入到极端非理性的状态中。

按理说,成年人对于来自外界的不公正刺激的反应,应该有别于少年儿童,因为他们的社会化程度要高于少年儿童,然而实际情况并不一定会如此。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正常的法律秩序,人们又漠视道德观,那麽人们的社会化程度就会降低,人们对于来自于外界的不公正刺激的反应,就会是一种接近于灸艿姆从Α?

有一些教师是不幸的,但是当他们在不幸的时候虐待学生,这就成了宣泄积压在自己心头的郁闷。学生及其社会都会成为这种宣泄的受害者。

个人恐怖活动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从新闻报道中无法知道,因为官方新闻媒体对此的报道总是讳莫如深。然而一些专家的分析却间接地透露了那些危及公共安全的活动的原因。有专家称,社会转型期间的失意者不能正确地对待由社会分化带来的心理失衡,是一些人搞个人恐怖活动的原因。还有专家认为,一个人意识到贫困并将贫困归结于社会,这就有可能使他将不满情绪指向社会和政府。(注二)

这些专家的分析将极端非理性的行为与外界的某种刺激联系在一起了。

四、能消除极端非理性吗

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冲突多发的时代,这其中有官与民的冲突,企业主与工人的冲突,以及商人与非商人的冲突。一个社会出现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在中国,民众的意愿无法得到顺畅的表达。一些执著于上访的人有过遭到拘禁的经历。有些人在表达自己的呼声的时候做了一些比较过激的事,比如使道路交通中断,这些人也有被拘禁过的经历。不久前,美国的港口工人的罢工使许多船只无法正常地出入港口,他们并未受到国家的惩罚。法国运输工人的罢工使交通陷于瘫痪,他们也没受到国家的制裁。这时,民主国家的政府会主动地与罢工者谈判,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也会斡旋于劳资双方,帮助他们早日解决问题。那些勇于表达自己的愿望的中国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要小于那些外国人,可是他们却受到了国家的惩罚。中国官方不太愿意和那些人在有序的框架内心平气和地谈判,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官方一方面为民众表达愿望设置障碍,另一方面又阻止新闻媒体替民众伸张正义。中国的新闻媒体有一个总领导和若干个分领导,总领导为新闻报道设置了详细的纪律,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有一定的原则要遵守。这样的纪律还总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

一个人在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之后就要寻求救济,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呼声这是寻求救济的第一步,他的第一步计划无法实现的时候,他寻求救济的行为就会到此终止。请不要忘记我刚才说过的话:对人的一个不公正的刺激,会引起一个人的极端非理性行为,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

一个社会没有救济机制,这不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建立这种机制,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根本就不想建立这种救济机制。 对于一股执政力量来说,它的合法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民主政治中的执政者的合法性来源于选民对他们的信任。专制政治中的执政者的合法性来源于他们对自己的神化包装。在古代,统治者喜欢讲述君权神授那一套理论。普通民众对于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崇拜使民众容易接受统治者的统治,当这种统治异化为一种欺压时,民众仍然不太愿意反抗。那套神话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君王的权利来自于神秘的上天的授予,所以君王是圣明的、是无所不能的,伟大的君王维护了江山永世长存和民众安居乐业。

然而神话说明与现实情况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一个官员如果据实说出了自己治下出现了冲突,那麽这首先将证明他是无能的,其次又将证明那套神话只不过是一个虚构故事。在专制统治的框架内,人们总是否认冲突的存在,总是封锁坏消息,总是歌功颂德,总是自吹自擂。人们不能承认现实中的阴暗面,也不敢承认现实中的阴暗,因为这样做就会威胁到统治的根基。既然社会上没有冲突,社会上也不会有救济机制。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

联合早报网的消息显示,全世界每年有81.5万人自杀。中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自杀未遂者为约200万。中国的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数量的五分之一,全世界近2.8个自杀者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导致一个人自杀的原因有很多,来自于社会上的不正常的压力对于人的压迫,是导致人们自杀的众多的因素中的一个。前不久,江苏的翁彪和安徽的朱在亮因为房屋拆迁中的纠纷而自焚,就是不正常的社会压力致使人自杀的一个例子。不正常的社会压力和其他的因素一起,促使中国的自杀者数量超过了一个正常的水平。

当一个国家缺乏一种救济机制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弱势群体就会产生绝望的情绪,极端非理性因此而生。

一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将自己的不幸归结于社会,这没有错误;他因此要报复社会,这就错了;因为这会使很多无辜者受害。这种报复有时是自觉的(比如恐怖活动的制造者的行为),有时是不自觉的(比如教师虐待学生)。对于这种报复,社会简直是防不胜防。怎样才能使这些人走出极端非理性?一条可以依赖的路径就是以自由和民主的理念立国。当国家在公平与公正的轨道上运行的时候,弱势群体就会尽可能少地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使中国变成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中国的出路是一条崎岖的山路,这将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和耐心。

2003年9月20日早晨,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面对面》节目,其主持人王志采访了预防艾滋病志愿者高耀洁女士,这位70多岁的老人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河南男孩的父母因为卖血双双得了艾滋病,后来两人故去了。
这个少年经常自言自语,”我要杀了他。”有人问他杀谁,他答道:那个买血的。

2003年9月21日中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今日说法》,该节目介绍了发生在江苏的一起学校员工猥亵少女的案件。当镜头对准那位少女的后背时,那少女说:如果法律允许,我要杀了他。

少年的今天如此阴霾,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良心的话,我们就要让他们的明天变得光明。

注释:
(1)
唐建光:《个人恐怖犯罪威胁中国社会》刊登在中国《新闻周刊》。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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