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0日讯】看了12月21日央视“新闻调查”的“天灾人祸”节目后，心里久久难以平静。这些年，经常听到人们抱怨：现在的天灾、自然灾害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官方在通报时常常把一些恶性灾害说成是“不可预知”和“不可抗拒”的。其实，不说某些“天灾”根本就是一场人祸，就是真正的天灾在经过切实调查情况后，猛然发现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人祸。这不，陕西省宁陕县四亩地镇“6·9”大灾难在被当地各级政府彻底定性为“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灾难”后，时隔一年余，终于被央视记者（杨春等）挖掘出人祸原因。
2002年6月9日凌晨，陕西省千年古镇四亩地镇遭到灭顶之灾，一场特大洪水夺走了171条生命，光居住着500多人的四亩地街就有108人被洪水吞噬，有些家庭甚至绝户（家人死光）。其死亡人数之多，死亡率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当时灾民在咆哮的洪水恶浪中绝望挣扎的惨烈状况，人们不难想象。
鉴于这场洪灾导致的死亡人数特别重大，有必要在此将央视记者调查到的内幕尤其是人祸内幕好好梳理一下。
这场洪灾真的是“不可预知、不可抗拒”的吗？非也！灾难发生在6月9日凌晨2点10分左右。可早在灾难来临前26小时，“气象部门就已经对这次重大降雨过程做出了准确的预报，并将这一资讯及时地由防汛办传达到了各个乡镇”；“洪水到来前的14个小时，县政府办再次向各乡镇通告了重大雨情资讯”；“在洪灾发生前的1个小时里先后有三个报警电话从（发洪水的）蒲河上游打进四亩地镇的值班室”，这三个报警电话都是上游的村民看到河水暴涨，出现险情，担心地势很低的四亩地镇要遭殃，而自发地向镇里报警的。所有这些资讯都及时地传到了镇政府，可天天喊着“为人民服务”的父母官置若罔闻，几乎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举措，致使本来可以预防或将伤亡降到最低限度的灾害成为一场惊天惨案。
那麽我们的父母官当时在干些什么呢？镇里一个姓杨的鸟文书，负责打电话通知各村防汛，“防汛电话没打通，（8日）下午四点打通了饭馆老板郑伦彦的电话，给镇长张志清预定晚上的酒菜。而这时离洪灾降临还有10个小时”。镇里的一帮鸟官，从“下午四点半到五点钟，吃到七点钟结束”。“喝了两瓶城古特曲”。按照郑老板的话说“这些领导的素质还可以，基本上喝酒也不会东倒西歪，喝了酒以后端端正正都回去了”。而张镇长不无傲慢地对记者说：“吃饭这些小问题我肯定记不住。”
酒醉菜饱后，父母官们“与民同乐”，前往镇电影院观看马戏；500多村民济济一堂，对大祸即将临头毫不知晓。晚11时许，大雨倾盆而下。镇领导们见势不妙，提前溜了。当记者问及为什么不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几百人发出预警时，张某横蛮地说“没有必要”，因为“工作已经到位了”。
为镇领导醒酒助消化、陶冶情操而辛苦演出的10名外地马戏团演员，当晚夜宿电影院舞台，全部成了他乡的孤魂野鬼，连姓名都没留下。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电影院的惟一通道上的两道门当时都被锁住了。电影院背后就是四亩地镇地势较高的老街。
最为卑鄙无耻的是，事后包括县官在内的父母官们集体造假，贪功抢功，掩盖事实真相。洪水过后，镇里官员找到某些当事人，要他们统一口径。张某谎称后街之所以伤亡轻微，是因为他们冒着风雨喊叫村民、组织村民及时撤离的（其实是地势较高，村民自动逃出的）；经记者找村民逐一核实，纯属子虚乌有。洪水袭来后，300多名居民被困在孤岛上，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灾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设法自救，并成功逃生；可镇官员硬要他们说只救了37个人，其他人都是父母官们救出来的。
正因为镇官员们“抗洪抢险有功”，洪灾后诸多官员得到升迁，“原来的镇长成了镇委书记，原来的镇委书记现在是县办公室的主任”。当记者就此事向宁陕县委副书记桂明德提出质疑时，桂极力辩护，称赞四亩地镇的干部在“灾害来临之时的表现是合格的”；并厚颜无耻地说“我们（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是为人民负责的”。
笔者查阅了去年“6·9”灾难发生后的一些即时报道。讲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如何如何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身先士卒，废寝忘食，不惧危险，不怕疲劳，带领群众抗洪抢险救灾。场面十分感人。本文就借用新华社记者李梁当时的一篇采访报道（《宁陕三日》）的最后一段作为结尾吧。
“在四亩地镇采访的几天里，记者分不出哪个是干部，哪个是群众。所有的人都在默默忙碌，他们疲倦的脸上写着共同的信念：重建美好家园。洪水无情人有情，在灾区人民最为艰难的时刻，安康（宁陕县上一级）各级干部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实践“三个代表”，展示和灾民同甘共苦的鱼水深情，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进灾区人民心里。”
源自《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