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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领导不会改变既有社会格局
作者﹕何清涟
与国际社会众说纷纭的乐观预测相反，笔者认为十六大以后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执掌政权，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局势不可能有方向性的改变。原因有二：
第一，制度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力量。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知识三类精英的联盟已经形成，并且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只不过是为这种强势集团“俘获国家”的社会格局正名，并开辟一条制度化通道而已。任何人从江泽民手里接过这一权力接力棒，都得依靠现在已经形成的统治基础，都得容忍强势集团通过挤压平民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这一点只要平心静气想想朱镕基总理上任之初，举世对他的热切期望以及现在的深切失望就了然于心。
第二，中国的危局实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代领导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临的问题却比前任要严重得多。现在的所谓“政治稳定”，主要是依靠几种并不明智的方略维持：1、剜肉补疮式的罗掘资源。最明显地莫过于严重透支生态环境；将股市办成了一个大赌场圈钱；近乎疯狂地发行国债。中国的全部国家债务（外债、国债、债转股坏帐、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银行坏帐，股市坏帐、基层财政赤字）是12.8万亿，相当于每年GDP的140％。而全部国家资产（外汇储备、国有资产账面净值、自然资源、技术性衍生工具、通贷膨胀税即印钞票所得税）总价值不过9万亿元。如果不是源源涌入中国的外资替代了中国外逃的资本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就爆发。2、从“八九”民运之后，借助现代文明国家很少使用的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将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组织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使中国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对抗力量。比如在政治上借助一些极不光彩的手段，在统治者内部利用抓贪污腐败等把柄控制官员。采取了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加强对公共领域的极权控制，用“收买”与“打压”两手抓的策略消弥知识精英的反抗意识，清洗不合作的知识精英，从而成功地在短期内维护了所谓“社会稳定”。
但任何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三种支撑力量：1、生态环境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底座。这个底座坚实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2、社会道德是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力量，构成社会整合的文化亲和力，在日常生活中起着比法律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提供了起码的判断是非标准，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准则。3、政治整合力，亦即法律与制度的约束力量。
中国的生存底座已经岌岌可危，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8％，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整个社会道德秩序的破坏也达到空前未有的严重状态，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政府。地方基层政权行为更是已经彻底流氓化，与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政府与国民的暴力倾向几乎同步发展。现在中国仅仅只剩下一种整合力量，即共产党政府的政治暴力。一些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花费巨大投入的“消防设施”如舆论控制、政治高压、由防暴警察与国家安全部构成的“安全系统”能有效地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上述分析表明，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当中，显然不会产生可以解决甚至缓和上述问题的伟人。◇◇
【23条论坛】余若薇：保障政权是错误逻辑
街头设23条论坛只1人赞成立法
余若薇2月9日在23条论坛上发言。(大纪元)
【香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2月9日报导】针对香港政府在《基本法》23条咨询文件意见书汇编上漠视民意，“民间人权阵线”今午在旺角举行了一次23条论坛。出席论坛的立法会议员认为，保护政权并非维护市民的利益，是错误的逻辑；香港记者协会认为，经过修改的条文仍未能保障新闻从业员的权利；另有神父认为，在维护人权自由方面，教会不应该保持缄默。
立法会议员余若薇在23条论坛上指出，23条立法若影响香港现有的生活方式时，一定会影响香港的优势和现有制度。
就反对立法是否不爱国，余若薇认为爱国有多种方式；立法其实是人民通过法例，赋予执政者权力。她解释，保障政权和保障国家是两回事，立法是为了保障国家，而非保障政权，因为国家是代表人民，所以受到保障的应该是市民的生活，而不是确保一个政权不被更替。因此在愈多市民不满意政府的时候，政府愈加压制这些不满的声音，去保护一个政权，余若薇认为从逻辑上很有问题。
无修改三项重要条文
余若薇又指政府作出的九个修订，反映出咨询文件本身就是“开天杀价”；有很多立法建议本身就不应该出现在咨询文件中，所以不能称作让步。她指出，咨询文件意见书汇编中，政府对最基本的三项条文：“禁制组织”、“透露未经授权的资料”和“煽动叛乱”中有关煽动刊物等条文，并没有作出修订。
她认为，“禁制组织”是“六四事件”的后遗症，因“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有上百万人上街抗议北京政府镇压学生，又对内地学生提供支援，因此中国政府担心香港成为颠覆内地的基地。她质疑政府在条文中加入“禁制组织”一项，但又表示非自动启动机制，而是要经过调查，目的何在？因为若该组织在香港有违法的活动，已经可以法办，又何需要证明该组织是否与国内的组织有从属关系？
23条对组织定义过宽
余若薇又说，政府在23条中对“组织”的定义过宽，只要两个人或以上，不用注册，即可被定为一个组织。而且一旦出现问题，即使没有拘捕行动，单是调查已经可以对市民造成很大的滋扰。
她又指政府表示有超过六成人支持立法是取巧，因为有一些团体并不反对立法，却反对立法的内容，政府未有就此分类。
权益受剥夺不应缄默
被主持人毛孟静问及，在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的带领之下，香港的天主教徒如此高调反对23条立法，是否一种政治姿态，天主教香港教区社会传播主任夏其龙回答说，香港的天主教绝对没有参政或聚集势力的意图，但有关社会、民生、教会团体这些方面的问题，教会都很关心。
夏其龙又引用了希特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就此事在欧洲有很多人质疑，为何当时的天主教会不作声，事后天主教认为是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发表意见。因此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当市民的权益受到剥削的时候，教会应该站出来说话。
修订未能保新闻自由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则表示，虽然政府已经在“非法披露未获授权资料”条文方面作出了收紧，加入了只有从盗窃、黑客、抢掠、爆窃等途径获取的资料，再作损害性披露，才可能干犯23条，但实际上，很难跟进资料来源，若媒体每次报导前都要向提供资料的人士查询资料来源，恐怕日后很难有内幕消息提供给市民。
不纳入公众利益抗辩
对于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曾表示，政府会考虑将“公众利益”纳入抗辩理由，但最后并没有这样做，麦燕庭表示感到很失望。麦质疑日后即使有涉及公众利益的消息，记者或者报料人士（广东话，提供独家消息者）可能因为怕干犯法律而不敢将之公开，以致大量资讯流失。
现场有一市民愤怒、激动地质问出席论坛的讲者，为何要害怕23条，是否作贼心虚，夏其龙心平气和地表示，就是正正因为政府一定要立法，在欠缺民主机制的情况下，感到无奈，所以要发表意见。
应持法轮功精神抗23条
不过，一名自称是法轮功学员的女士并不同意夏神父的说法，她表示很同意“有什么人民就有什么政府”的说法。她指法轮功在国内被镇压近四年，北京当局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去年十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更在美国被控以“群体灭绝罪”，今年一月，又有美国的法轮功学员成立了一个名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在事实的基础上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犯送上法庭。故她认为应该以乐观态度来反对23条。
论坛结束前，毛孟静即场让围观的途人做了一次投票，就23条应否立法表态，结果只有一人投赞成票。◇
重判王炳章说明了什么﹖
作者﹕林保华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王炳章二月十日上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被一审判处终身监禁。他的罪名是间谍罪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
自从文革结束﹐中共“改革开放”以来﹐这是对民运人士判处的最重刑罚。之所以如此﹐并非如宣判中所说的﹐因为王炳章有什么间谍罪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也不是因为他第一个在海外创立民运组织﹐而是当前中共政局和高层权力斗争的需要。虽然当局没有公布详细情况﹐但是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分析﹐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王炳章从来就不是中共机要体制内的人﹐也没有混进去过﹐何来“间谍”可言﹖他的火红时期是八○年代中国民联刚刚开创的时候﹐事先中共已经放风说他是给台湾当间谍﹐但是至今已经十几年了﹐如果真是什么间谍的话﹐王炳章在1998年被中共逮捕时就被控间谍﹐不必等到现在。何况中共当时已经宣布同国民党当局“一笑泯恩仇”﹐莫非这是“笑里藏刀”﹖
第二﹐所谓王炳章组织﹑领导恐怖组织云云﹐是中共迎合美国的“反恐”﹐要堵住美国的干预。问题是中共所指的恐怖组织是哪一个组织﹖既然已经“领导”﹐那就是已经做出恐怖活动﹐不知有那些恐怖活动是在他领导之下做出来的﹖至于他主张暴力的“理论”﹐一方面只是他的空谈而没有做过﹐而且他也没有主张把矛头针对平民。真正对老百姓实行恐怖主义的﹐是中共的“红色恐怖”。
第三﹐这一期《开放》杂志报导﹐去年十一月﹐王炳章的老拍档﹐中国民联总干事和机关刊物《中国之春》主编丁楚（房西苑）在多年回中国做生意后﹐突然再被当局关押两个星期﹐要他写当年做这些事情的“悔过书”。要写悔过书当年回国时就要写了﹐不必现在才写﹐可见现在写﹐是要他提供王炳章从事“间谍”和“恐怖活动”的情况。因为目前中共需要以此为王炳章定罪﹐这不是“罗织”又是什么﹖
第四﹐中共十六大后﹐胡锦涛正在展现他的“新政”﹐国内外对他也有一定的期望和好评﹐并且常常把他同江泽民做比较﹐对江泽民的负面评价比较多。当局突然判王炳章重刑﹐显然是中共高层有人要坏胡锦涛的形象﹐使外界觉得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加残酷﹐人权情况更糟。而由于中共政法委书记仍是李鹏爱将罗干﹐新任公安部长是江泽民亲信﹐相传是曾庆红妹夫周永康﹐因此江泽民要导演这场戏是太容易了。结果王炳章就成了中共高层斗争的牺牲品。当然，对整个中共统治集团来讲，加强镇压异议人士也是他们维持统治的需要，内部矛盾要服从“对敌斗争”的大局。
在民运内部﹐王炳章是有争议的人物﹐但主要是路线上的争议。中共对王炳章的重判﹐不是对他个人的重判﹐而是对整个民运的挑战和示威。所以民运应该团结一致来面对﹐寻求对策﹔对目前的中共政局﹐民运人士不宜抱太多的幻想。◇
中美间谍和反间谍活动升级
作者﹕龙延
国与国之间的间谍活动自古就有。美国一直是中共的战略重点﹐自然收集美国的有关情报也应该是中共情报部门的一个重点。对这些美国当然不会一无所知。最近几年媒体不断地有报导﹐说有华人要把美国敏感技术运到中国﹐这些都被美国视为间谍活动﹐这些华人也遭到逮捕。
中共派间谍可能重点收集美国科技﹑经济﹑军事﹑反间谍和异议人士等方面的情报。美国可能更注重收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反间谍方面的情报﹐对中国的科技情报也应该有兴趣﹐可以跟踪中美之间科技上的差距。
美国显然意识到和中共之间在重大战略利益上存在潜在冲突﹐但是并没有把中共作为最优先的“工作”对象。尤其是“911”以后﹐美国现在的战略重点在中东﹐在一些方面还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和配合。但是最近的发展表明﹐美国正在加强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在今年中国新年的时候﹐CIA在一些华人集中的城市刊登广告﹐招募间谍。前几天﹐《纽约时报》报导﹐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招募中国留学生﹐进行对中共的反间谍活动。
CIA的这一举动表明﹐中美之间的间谍战已经升级﹐而且对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将产生影响﹐因为双方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是华人社区和华人社团。
最近一些年来﹐中共对美国华人社区渗透的很厉害。据美国一个非营利的民间机构詹穆斯基金会2001年的一项报告﹐中共通过收买等方式已经控制了海外华人社区许多重要的中文媒体﹐这些亲共媒体已经默默地为中共在海外的统战和政治目的服务。使馆或领馆为了笼络华人社团中的积极分子﹐给他们回国做生意提供方便﹐ 然后再透过这些亲共华人社团影响和控制华人社区。
在美国的几个华人集中的大城市里﹐聚集了众多中共高干子弟﹐他们花着父辈们在大陆搜刮了民脂民膏。几年前﹐从国内传到海外的一条消息说﹐中共向西方派出大批情报人员﹐在西方扎根﹐长期潜伏下来﹐高干子弟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西方的高干子弟应该是CIA工作的重点对像之一﹐可以用来刺探国内的情报和进行策反与反间谍活动。◇
大陆银行改革的困境
作者﹕梁京
海内外关注中国大陆经济的人士都很清楚，大陆新领导班子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之一就是潜在的金融危机。有一位美国的华裔学者认为，大陆当局依靠现代技术武装的国家机器，可以有效地控制各种局部的危机，因此，如果没有一个机制能够同时触发全国性的危机，大陆当局就可以无视百姓的不满，继续混下去。他认为，这个能够同时触发全国性危机的机制就是银行危机。
五年以前，当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亚洲各国时就有人指出，大陆也存在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江泽民、朱镕基对此不敢掉以轻心，虽然一方面继续粉饰大陆的金融状况，另一方面也开始学习各种所谓”化解金融风险”之道。无奈他们改变不了讳疾忌医，避重就轻的本性，只是学了一些自欺欺人的花架势。他们知道，为了降低银行危机爆发的危险，必须将不良资产的比例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但是，他们不能正视导致大陆银行不良资产迅猛增长的真正原因。结果，并未对银行系统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朱镕基所谓降低银行金融风险的两大措施，一个是由财政向国有银行大量注资，另外一个措施就是把银行的坏账剥离出来，另组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置。换句话说，朱镕基只不过是用作帐的手法，使大陆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下降了。这无异于对一个高烧的病人外敷冰袋然后宣布病人已经退烧。
这个并不高明的把戏，在当时就被许多人看穿，指出这种措施只能刺激更多的银行坏账的发生。短短几年里的事实证明，这些人的看法是正确的。当年，大陆当局自己评估的银行不良资产率为20%。朱镕基在1998和1999两年注入了1.7万亿本金用来填补坏账黑洞。但是，到2002年底，大陆官方自己承认的坏账率已经达到25%，而国际权威机构的评估则远高于此数。
面对这一现实，一贯以渐进改革派自诩的周小川不得不在最近大陆央行工作会议上说：如果靠渐进式的方式提升资产质量，可能跟不上整体经济对金融业的要求，还可能在提高金融资产质量与支持经济就业增长这两种目标之间产生冲突。但是，如果放弃一些人主张渐进的方案，是否意味着大陆当局再度大规模对国有银行注资呢？周小川对此没有发表任何具体的意见，只是说，需要有新思路、新举措。
大陆财经报刊《21世纪经济报导》发表社评，题目是”不良资产处理加速，重注资更要重改制”，郑重提醒周小川，莫忘前几年单纯注资毫无效果的教训，要把改制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但是周小川能够听从吗？
所谓改制，是大陆对私有化的一个比较温和的说法，以避免刺激一些政治神经过敏的人。《21世纪经济报导》的社评撰稿人显然是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解决不良资产的治本之道在于把国有银行私有化。这种主张虽然在理论上不无道理，但是在大陆中国的现实中能够行的通吗？私有银行不是在任何经济环境下都能够并且愿意发展的。中国大陆的多数地方，政府以及政府拥有的企业依然主导着经济决策，是大陆投资主要的决策者，因此，不论银行是否私有化，他们的主要的客户不是别人，而只能是政府和政府的企业。政府和政府企业投资决策的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不大在意资金的回报，而主要关心短期的政治回报。在大陆缺乏法制和民主制约的环境下，私有银行的生存空间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
在不改善大陆的政治和法制环境的前提下，加速银行的所谓改制，极有可能出现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加速资金向少数沿海发达地区的集中。目前的大陆，私有银行确有发展空间的就是少数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浙江省。但是，不可能想像在这些有限的发达地区为数亿的就业不足者和失业者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事实上，目前大陆内地和农村资金外流对当地经济的打击已经非常严重，所谓加快银行改制，只会进一步加剧这个问题。
大陆的银行危机不是单纯的银行体制问题，而涉及到许多基本的制度。大陆银行改革的困境在于大陆当局没有能力面对基本的制度问题，而企图想从单纯的银行改革中寻求出路。(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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