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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領導不會改變既有社會格局
作者﹕何清漣
與國際社會眾說紛紜的樂觀預測相反，筆者認為十六大以後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執掌政權，對中國未來的社會局勢不可能有方向性的改變。原因有二：
第一，制度的力量遠遠大於個人力量。從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知識三類精英的聯盟已經形成，並且對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三個代表」與「七一講話」只不過是為這種強勢集團「俘獲國家」的社會格局正名，並開闢一條制度化通道而已。任何人從江澤民手裡接過這一權力接力棒，都得依靠現在已經形成的統治基礎，都得容忍強勢集團通過擠壓平民達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市場經濟＋極權政治」。這一點只要平心靜氣想想朱鎔基總理上任之初，舉世對他的熱切期望以及現在的深切失望就瞭然於心。
第二，中國的危局實在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代領導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臨的問題卻比前任要嚴重得多。現在的所謂「政治穩定」，主要是依靠幾種並不明智的方略維持：1、剜肉補瘡式的羅掘資源。最明顯地莫過於嚴重透支生態環境；將股市辦成了一個大賭場圈錢；近乎瘋狂地發行國債。中國的全部國家債務（外債、國債、債轉股壞帳、社會保障基金缺口，銀行壞帳，股市壞帳、基層財政赤字）是12.8萬億，相當於每年GDP的140％。而全部國家資產（外匯儲備、國有資產帳面淨值、自然資源、技術性衍生工具、通貸膨脹稅即印鈔票所得稅）總價值不過9萬億元。如果不是源源湧入中國的外資替代了中國外逃的資本在支持中國經濟增長，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就爆發。2、從「八九」民運之後，藉助現代文明國家很少使用的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將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組織力量消滅在萌芽狀態，從而使中國民眾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無法形成有組織的對抗力量。比如在政治上藉助一些極不光彩的手段，在統治者內部利用抓貪污腐敗等把柄控制官員。採取了新的意識形態戰略，加強對公共領域的極權控制，用「收買」與「打壓」兩手抓的策略消彌知識精英的反抗意識，清洗不合作的知識精英，從而成功地在短期內維護了所謂「社會穩定」。
但任何社會的穩定，都離不開三種支撐力量：1、生態環境是一個民族的生存底座。這個底座堅實與否，決定了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生存狀態；2、社會道德是社會整合的一種重要力量，構成社會整合的文化親和力，在日常生活中起著比法律更為重要的作用，因為它提供了起碼的判斷是非標準，規範著人們的行為準則。3、政治整合力，亦即法律與制度的約束力量。
中國的生存底座已經岌岌可危，威脅人類的所有污染種類，如水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固體廢物污染、化學污染正在迅速侵蝕著中國的肌體，沙漠化面積現在已佔整個國土面積的38％，對礦物資源的掠奪式開採導致一種極其矛盾的現象出現：資源綜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資源消耗量卻達到極高，單位國民生產總值的礦物消耗量為發達國家的2～4倍，投入的原料僅有三分之一轉化為產品。整個社會道德秩序的破壞也達到空前未有的嚴重狀態，其源頭可以追溯至政府。地方基層政權行為更是已經徹底流氓化，與黑社會沒有本質區別。政府與國民的暴力傾向幾乎同步發展。現在中國僅僅只剩下一種整合力量，即共產黨政府的政治暴力。一些認為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長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們，其分析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政府是一支高效團結的「消防隊」，花費巨大投入的「消防設施」如輿論控制、政治高壓、由防暴警察與國家安全部構成的「安全系統」能有效地維持中國社會的穩定。
上述分析表明，希望通過中共內部的權力更替來改變中國現在的危局，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中國的第四代領導人當中，顯然不會產生可以解決甚至緩和上述問題的偉人。◇◇
【23條論壇】余若薇：保障政權是錯誤邏輯
街頭設23條論壇只1人讚成立法
余若薇2月9日在23條論壇上發言。(大紀元)
【香港大紀元記者吳雪兒2月9日報導】針對香港政府在《基本法》23條諮詢文件意見書彙編上漠視民意，「民間人權陣線」今午在旺角舉行了一次23條論壇。出席論壇的立法會議員認為，保護政權並非維護市民的利益，是錯誤的邏輯；香港記者協會認為，經過修改的條文仍未能保障新聞從業員的權利；另有神父認為，在維護人權自由方面，教會不應該保持緘默。
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在23條論壇上指出，23條立法若影響香港現有的生活方式時，一定會影響香港的優勢和現有制度。
就反對立法是否不愛國，余若薇認為愛國有多種方式；立法其實是人民通過法例，賦予執政者權力。她解釋，保障政權和保障國家是兩回事，立法是為了保障國家，而非保障政權，因為國家是代表人民，所以受到保障的應該是市民的生活，而不是確保一個政權不被更替。因此在愈多市民不滿意政府的時候，政府愈加壓制這些不滿的聲音，去保護一個政權，余若薇認為從邏輯上很有問題。
無修改三項重要條文
余若薇又指政府作出的九個修訂，反映出諮詢文件本身就是「開天殺價」；有很多立法建議本身就不應該出現在諮詢文件中，所以不能稱作讓步。她指出，諮詢文件意見書匯編中，政府對最基本的三項條文：「禁制組織」、「透露未經授權的資料」和「煽動叛亂」中有關煽動刊物等條文，並沒有作出修訂。
她認為，「禁制組織」是「六四事件」的後遺症，因「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有上百萬人上街抗議北京政府鎮壓學生，又對內地學生提供支援，因此中國政府擔心香港成為顛覆內地的基地。她質疑政府在條文中加入「禁制組織」一項，但又表示非自動啟動機制，而是要經過調查，目的何在？因為若該組織在香港有違法的活動，已經可以法辦，又何需要證明該組織是否與國內的組織有從屬關係？
23條對組織定義過寬
余若薇又說，政府在23條中對「組織」的定義過寬，只要兩個人或以上，不用註冊，即可被定為一個組織。而且一旦出現問題，即使沒有拘捕行動，單是調查已經可以對市民造成很大的滋擾。
她又指政府表示有超過六成人支持立法是取巧，因為有一些團體並不反對立法，卻反對立法的內容，政府未有就此分類。
權益受剝奪不應緘默
被主持人毛孟靜問及，在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的帶領之下，香港的天主教徒如此高調反對23條立法，是否一種政治姿態，天主教香港教區社會傳播主任夏其龍回答說，香港的天主教絕對沒有參政或聚集勢力的意圖，但有關社會、民生、教會團體這些方面的問題，教會都很關心。
夏其龍又引用了希特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就此事在歐洲有很多人質疑，為何當時的天主教會不作聲，事後天主教認為是應該在這種情況下發表意見。因此作為一個宗教團體，當市民的權益受到剝削的時候，教會應該站出來說話。
修訂未能保新聞自由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則表示，雖然政府已經在「非法披露未獲授權資料」條文方面作出了收緊，加入了只有從盜竊、黑客、搶掠、爆竊等途徑獲取的資料，再作損害性披露，才可能幹犯23條，但實際上，很難跟進資料來源，若媒體每次報導前都要向提供資料的人士查詢資料來源，恐怕日後很難有內幕消息提供給市民。
不納入公眾利益抗辯
對於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曾表示，政府會考慮將「公眾利益」納入抗辯理由，但最後並沒有這樣做，麥燕庭表示感到很失望。麥質疑日後即使有涉及公眾利益的消息，記者或者報料人士（廣東話，提供獨家消息者）可能因為怕幹犯法律而不敢將之公開，以致大量資訊流失。
現場有一市民憤怒、激動地質問出席論壇的講者，為何要害怕23條，是否作賊心虛，夏其龍心平氣和地表示，就是正正因為政府一定要立法，在欠缺民主機制的情況下，感到無奈，所以要發表意見。
應持法輪功精神抗23條
不過，一名自稱是法輪功學員的女士並不同意夏神父的說法，她表示很同意「有甚麼人民就有甚麼政府」的說法。她指法輪功在國內被鎮壓近四年，北京當局不但沒有成功，而且去年十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更在美國被控以「群體滅絕罪」，今年一月，又有美國的法輪功學員成立了一個名為「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組織的主要工作是在事實的基礎上把參與迫害法輪功的罪犯送上法庭。故她認為應該以樂觀態度來反對23條。
論壇結束前，毛孟靜即場讓圍觀的途人做了一次投票，就23條應否立法表態，結果只有一人投贊成票。◇
重判王炳章說明了甚麼﹖
作者﹕林保華
中國著名異議人士王炳章二月十日上午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被一審判處終身監禁。他的罪名是間諜罪和組織、領導恐怖組織罪。
自從文革結束﹐中共「改革開放」以來﹐這是對民運人士判處的最重刑罰。之所以如此﹐並非如宣判中所說的﹐因為王炳章有甚麼間諜罪和組織﹑領導恐怖組織罪﹐也不是因為他第一個在海外創立民運組織﹐而是當前中共政局和高層權力鬥爭的需要。雖然當局沒有公佈詳細情況﹐但是從目前掌握的情況來分析﹐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王炳章從來就不是中共機要體制內的人﹐也沒有混進去過﹐何來「間諜」可言﹖他的火紅時期是八○年代中國民聯剛剛開創的時候﹐事先中共已經放風說他是給台灣當間諜﹐但是至今已經十幾年了﹐如果真是甚麼間諜的話﹐王炳章在1998年被中共逮捕時就被控間諜﹐不必等到現在。何況中共當時已經宣佈同國民黨當局「一笑泯恩仇」﹐莫非這是「笑裡藏刀」﹖
第二﹐所謂王炳章組織﹑領導恐怖組織云云﹐是中共迎合美國的「反恐」﹐要堵住美國的干預。問題是中共所指的恐怖組織是哪一個組織﹖既然已經「領導」﹐那就是已經做出恐怖活動﹐不知有那些恐怖活動是在他領導之下做出來的﹖至於他主張暴力的「理論」﹐一方面只是他的空談而沒有做過﹐而且他也沒有主張把矛頭針對平民。真正對老百姓實行恐怖主義的﹐是中共的「紅色恐怖」。
第三﹐這一期《開放》雜誌報導﹐去年十一月﹐王炳章的老拍檔﹐中國民聯總幹事和機關刊物《中國之春》主編丁楚（房西苑）在多年回中國做生意後﹐突然再被當局關押兩個星期﹐要他寫當年做這些事情的「悔過書」。要寫悔過書當年回國時就要寫了﹐不必現在才寫﹐可見現在寫﹐是要他提供王炳章從事「間諜」和「恐怖活動」的情況。因為目前中共需要以此為王炳章定罪﹐這不是「羅織」又是甚麼﹖
第四﹐中共十六大後﹐胡錦濤正在展現他的「新政」﹐國內外對他也有一定的期望和好評﹐並且常常把他同江澤民做比較﹐對江澤民的負面評價比較多。當局突然判王炳章重刑﹐顯然是中共高層有人要壞胡錦濤的形象﹐使外界覺得胡錦濤比江澤民更加殘酷﹐人權情況更糟。而由於中共政法委書記仍是李鵬愛將羅幹﹐新任公安部長是江澤民親信﹐相傳是曾慶紅妹夫周永康﹐因此江澤民要導演這場戲是太容易了。結果王炳章就成了中共高層鬥爭的犧牲品。當然，對整個中共統治集團來講，加強鎮壓異議人士也是他們維持統治的需要，內部矛盾要服從「對敵鬥爭」的大局。
在民運內部﹐王炳章是有爭議的人物﹐但主要是路線上的爭議。中共對王炳章的重判﹐不是對他個人的重判﹐而是對整個民運的挑戰和示威。所以民運應該團結一致來面對﹐尋求對策﹔對目前的中共政局﹐民運人士不宜抱太多的幻想。◇
中美間諜和反間諜活動升級
作者﹕龍延
國與國之間的間諜活動自古就有。美國一直是中共的戰略重點﹐自然收集美國的有關情報也應該是中共情報部門的一個重點。對這些美國當然不會一無所知。最近幾年媒體不斷地有報導﹐說有華人要把美國敏感技術運到中國﹐這些都被美國視為間諜活動﹐這些華人也遭到逮捕。
中共派間諜可能重點收集美國科技﹑經濟﹑軍事﹑反間諜和異議人士等方面的情報。美國可能更注重收集中國政治﹑軍事﹑經濟和反間諜方面的情報﹐對中國的科技情報也應該有興趣﹐可以跟蹤中美之間科技上的差距。
美國顯然意識到和中共之間在重大戰略利益上存在潛在衝突﹐但是並沒有把中共作為最優先的「工作」對象。尤其是「911」以後﹐美國現在的戰略重點在中東﹐在一些方面還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和配合。但是最近的發展表明﹐美國正在加強收集中國方面的情報﹐在今年中國新年的時候﹐CIA在一些華人集中的城市刊登廣告﹐招募間諜。前幾天﹐《紐約時報》報導﹐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在美國大學校園裡招募中國留學生﹐進行對中共的反間諜活動。
CIA的這一舉動表明﹐中美之間的間諜戰已經升級﹐而且對在美國的華人社區將產生影響﹐因為雙方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是華人社區和華人社團。
最近一些年來﹐中共對美國華人社區滲透的很厲害。據美國一個非營利的民間機構詹穆斯基金會2001年的一項報告﹐中共通過收買等方式已經控制了海外華人社區許多重要的中文媒體﹐這些親共媒體已經默默地為中共在海外的統戰和政治目的服務。使館或領館為了籠絡華人社團中的積極份子﹐給他們回國做生意提供方便﹐ 然後再透過這些親共華人社團影響和控制華人社區。
在美國的幾個華人集中的大城市裡﹐聚集了眾多中共高干子弟﹐他們花著父輩們在大陸搜刮了民脂民膏。幾年前﹐從國內傳到海外的一條消息說﹐中共向西方派出大批情報人員﹐在西方紮根﹐長期潛伏下來﹐高干子弟是其中重要組成部份。所以在西方的高干子弟應該是CIA工作的重點對像之一﹐可以用來刺探國內的情報和進行策反與反間諜活動。◇
大陸銀行改革的困境
作者﹕梁京
海內外關注中國大陸經濟的人士都很清楚，大陸新領導班子面臨最嚴峻的考驗之一就是潛在的金融危機。有一位美國的華裔學者認為，大陸當局依靠現代技術武裝的國家機器，可以有效地控制各種局部的危機，因此，如果沒有一個機制能夠同時觸發全國性的危機，大陸當局就可以無視百姓的不滿，繼續混下去。他認為，這個能夠同時觸發全國性危機的機制就是銀行危機。
五年以前，當金融危機的風暴席捲亞洲各國時就有人指出，大陸也存在爆發銀行危機的可能。江澤民、朱鎔基對此不敢掉以輕心，雖然一方面繼續粉飾大陸的金融狀況，另一方面也開始學習各種所謂”化解金融風險”之道。無奈他們改變不了諱疾忌醫，避重就輕的本性，只是學了一些自欺欺人的花架勢。他們知道，為了降低銀行危機爆發的危險，必須將不良資產的比例控制在較低的水平。但是，他們不能正視導致大陸銀行不良資產迅猛增長的真正原因。結果，並未對銀行系統進行實質性的改革。朱鎔基所謂降低銀行金融風險的兩大措施，一個是由財政向國有銀行大量注資，另外一個措施就是把銀行的壞賬剝離出來，另組資產管理公司來處置。換句話說，朱鎔基只不過是用作帳的手法，使大陸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下降了。這無異於對一個高燒的病人外敷冰袋然後宣佈病人已經退燒。
這個並不高明的把戲，在當時就被許多人看穿，指出這種措施只能刺激更多的銀行壞賬的發生。短短幾年裡的事實證明，這些人的看法是正確的。當年，大陸當局自己評估的銀行不良資產率為20%。朱鎔基在1998和1999兩年注入了1.7萬億本金用來填補壞賬黑洞。但是，到2002年底，大陸官方自己承認的壞賬率已經達到25%，而國際權威機構的評估則遠高於此數。
面對這一現實，一貫以漸進改革派自詡的周小川不得不在最近大陸央行工作會議上說：如果靠漸進式的方式提昇資產質量，可能跟不上整體經濟對金融業的要求，還可能在提高金融資產質量與支持經濟就業增長這兩種目標之間產生衝突。但是，如果放棄一些人主張漸進的方案，是否意味著大陸當局再度大規模對國有銀行注資呢？周小川對此沒有發表任何具體的意見，只是說，需要有新思路、新舉措。
大陸財經報刊《21世紀經濟報導》發表社評，題目是”不良資產處理加速，重注資更要重改制”，鄭重提醒周小川，莫忘前幾年單純注資毫無效果的教訓，要把改制放在更優先的位置上。但是周小川能夠聽從嗎？
所謂改制，是大陸對私有化的一個比較溫和的說法，以避免刺激一些政治神經過敏的人。《21世紀經濟報導》的社評撰稿人顯然是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解決不良資產的治本之道在於把國有銀行私有化。這種主張雖然在理論上不無道理，但是在大陸中國的現實中能夠行的通嗎？私有銀行不是在任何經濟環境下都能夠並且願意發展的。中國大陸的多數地方，政府以及政府擁有的企業依然主導著經濟決策，是大陸投資主要的決策者，因此，不論銀行是否私有化，他們的主要的客戶不是別人，而只能是政府和政府的企業。政府和政府企業投資決策的一個基本的共同點就是不大在意資金的回報，而主要關心短期的政治回報。在大陸缺乏法制和民主制約的環境下，私有銀行的生存空間事實上是非常有限的。
在不改善大陸的政治和法制環境的前提下，加速銀行的所謂改制，極有可能出現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加速資金向少數沿海發達地區的集中。目前的大陸，私有銀行確有發展空間的就是少數沿海發達地區，尤其是浙江省。但是，不可能想像在這些有限的發達地區為數億的就業不足者和失業者創造充分的就業機會。事實上，目前大陸內地和農村資金外流對當地經濟的打擊已經非常嚴重，所謂加快銀行改制，只會進一步加劇這個問題。
大陸的銀行危機不是單純的銀行體制問題，而涉及到許多基本的制度。大陸銀行改革的困境在於大陸當局沒有能力面對基本的制度問題，而企圖想從單純的銀行改革中尋求出路。(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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