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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30日讯】上周末，中国政府终于向世人公布了北京等地的非典型肺炎的实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在公布真实疫情的同时，还撤换了多方掩盖疫情真相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八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渤海二号恶性沉船事件，时任石油部长和相关国务院负责人在事件发生后隐瞒真相，最终遭到处分。这一次是时隔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再次就政府官员向公众隐瞒恶性事故和事件的真相处分相关责任者。
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处分国务委员康某和石油部长宋某等人，并不真正表明当时的执政者决心从此向人民群众公布重大事件的真相，而是文化革命后复出的那些党内老人借此消除在毛泽东极左时期一直走红、在邓小平复出后仍然势力强大的保守派的一个步骤而已。二十年后的今天，胡锦涛、温家宝等人是不是与八十年代的老人们有所不同，真正想在实现现代政治文明的正确道路上向前迈进一步呢？ 大家都明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指望中国在现有体制下立即全面的遵循”公开性”的文明政治原则，恐怕是过于天真了。但是如果现在的政府真的想在取信于民方面多多少少作出些许努力，他们至少应该做两件具体的事情。
第一，毫不手软地撤换所有在”非典”疫情上隐瞒事件真相的责任者。在中国官场，扣压人命关天的公众信息，隐瞒”非典”真相的，绝不是只有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以北京为例，市长孟学农不向市委书记刘琪汇报、自作主张向公众隐瞒”非典”疫情的可能性极小。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省、市、自治区，重大事情都是由党委的书记碰头会或者党委常委会决定。书记是真正的当家人，市长只是二把手。这一点，任何稍有共产党官场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孟学农果真胆大包天、未经向刘琪汇报而擅自决定隐瞒疫情真相，那么对他的免职处分就不免过于轻描淡写了。但是，如果不是孟学农，而是刘琪最后决定或者同意隐瞒疫情，那么应该被撤换的就是刘琪。
此外，只要对官方公布的信息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像张文康那样掩盖疫情真相的官员在其他部门和省、市、自治区比比皆是。例如，据人民网驻一个直辖市的记者四月二十一日报道，该市有两名患者二十日死于”非典”。无论是根据从发病到死亡至少有数天甚至数月的病情恶化过程的常识来看，还是根据死亡人数低于百分之五的发病人数的一般规律来看，该市的”非典”病例应该不止二人，也决不始于病人死亡的当天。但是，直到死亡发生的四月二十日，该市还坚持没有疫情的报告。显然，该市也在撒谎。
总之，在此事上撒谎的人，祸国殃民。应该有一个撤一个，有一千撤一千。决不能象征性地撤掉张文康和孟学农二人完事。如果仅仅处分他们，借以杀鸡吓猴，不公道，也不厚道。此次风头一过，那些撒谎者依然故我，祸国殃民；而且，由于胡、温等人此次追究部分人的责任，使无数撒谎成性的官员感受到了威胁。这些势力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一定会纠集起来，在党内招致反弹。如此这般，当局者当然无法取信于民。
第二，中央政府应该褒奖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揭露谎言的蒋彦永大夫。作为大夫，救死扶伤是天职。在医疗第一线抢救病人是救死扶伤，公布疫情真相、保护普通民众不受感染更是救死扶伤。
数月来，中国至少有数千名医务工作者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与”非典”搏斗，他们的精神可敬可佩；但是，地方和中央官员对公众撒谎，贻误预防和治疗迅速蔓延的”非典”的时机，这是对医务人员的忘我努力的无耻亵渎。
令人深思的是，面对各级官员们这种与救死扶伤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做法，数月来，数千名知情的医务工作者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向公众揭露真相。对这个体制了解的人当然理解这些医务人员的苦衷，因而也不会去苛求医务人员。但是正因为我们理解他们的苦衷，所以我们更应该对蒋彦永大夫的道德勇气感到敬佩。他是真正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全身心救死扶伤的医疗界的楷模和拯救千千万万普通民众于死亡威胁之中的的民族英雄。
公开褒奖蒋彦永，就是提倡一种诚实的社会风气，一种鼓励公民敢于站出来批评失职和腐败官员的社会正气。这样的社会氛围是杜绝层出不穷的”非典”这样的恶性事故的必要条件。
撤换所有在”非典”问题上隐瞒事件真相的责任者和公开褒奖仗义执言的蒋彦永大夫这两件具体事，做起来并不难。但是，想不想做和能不能做，却是检验北京的当政者想不想和能不能与祸国殃民的谎言文化决裂的一个试金石。 (RFA,200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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