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3日讯】大纪元德国记者藤敏编译/谢普先生在德国明星周刊就职已10余年。 1992年至1998年期间﹐他被派驻莫斯科。1999年﹐他在中国首都开办了明星周刊的办事处。他和妻子及两个孩子现生活在北京市中心。谢普先生攻读过历史﹐他自己说﹐”我对危机及变革时期人们的表现很感兴趣。共产主义之末路是我最关注的课题。在俄国可以说是一瞬间就发生了﹐而在北京﹐我正观察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的逐渐衰亡过程。”
谢普先生在今年五月初的明星周刊上以”改革还是革命– SARS如何改变中国”为题撰文, 点评中国目前的萨斯现象.
１.神州大地在国际上魅力不再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以平均超过百分之十的经济增长率引人注目。德国总理和高级经理们往往在为期三天的短暂访问时惊讶不已。他们把日新月异的大都市上海当作中国其它地方的未来蓝图。但他们忽视了数以９亿的乡村人口还在贫困线上挣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即他们的这个左右逢源的对话伙伴还实行着专制。
谁如果还敢指出中国仍在马克斯列宁主义制度的严格统制之下﹐那他就会被嘲笑﹐仿彿这个一手遮天﹐自行操纵制定法律而实质上根本无人监控的政治局早已经在空气中消失了似的。
人权的侵犯已被遗忘
那些德国驻北京的记者们若在新闻发布会上大胆地提及人权问题时﹐得到的只是带着同情的微笑﹐有些嘲笑甚至是来自绿党的代表。
失踪的异议人士﹐被逮捕的法轮功成员﹐数以千计的死刑犯﹐被处死者器官的交易, 计划生育的苦果﹐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 – 这一切在那些中国通的眼里好像已经是过时的话题了。
为求得经济发展﹐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如果有谁提出, 没有法制和更高的自由度, 经济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那他的想法会被视为落伍。
至今在三十多个国家数百人命丧ＳＡＲＳ﹐数千人被感染, 这使得中国政府一贯老生常谈的,令西方国家颇为信服的”稳定至上论”听起来比任何时候都空洞。中国的政客和外交官的在每一个场合都解释说, 为了保住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不天下大乱﹐就必须得容许独裁,人权迫害和媒体监控。他们的执行人员在西方高级经理和使馆代表的督促下﹐不得不承认﹐在SARS这个问题上﹐自由和真相并没有威胁社会稳定﹐而是谎言和信息贫乏在威胁着稳定。
英文周刊”经济学家”上一期的封面颇具挑舋性: 戴着面具的革命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这幅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场瘟疫的起因和其导致的后果
2. 共产党对本国人的吸引力也在消失
SARS的爆发对中国内政导致的后果估计不亚于其对医疗系统的重大影响。那些消息灵通的城里人都明白﹐自从中国南部广东省的大学城佛山市发现第一例萨斯病人后, 中国政府把实情对全世界以及对自己的民众掩盖了4个月之久, 迫于国际压力以及谎言过于明显时﹐中共开除了北京市长和不久之前还对疫情夸夸其谈﹐称SARS已被控制的卫生部长。这只不过是被点着的烟雾弹﹐被利用的替罪羊﹐以转移人们对真正的责任人的视线。
因为在中国某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在处理SARS问题上敢无视政府指令试图把大事化小﹐这样的事是不可设想的。
对于目前的困境而负政治责任人是: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对于SARS负政治责任人也是: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现任的军委主席﹐依然掌握国家的至高权力﹐江泽民的接班人及党内最高领导胡锦涛﹐还有新上任国家总理温家宝.
所以我想﹐没有比在北京喊出第一条标语更有冒险性的了: “SARS将被共产党战胜”. 我不是恨共产主义﹐但是在SARS面前我优先考虑到医生和学者﹐而不是政客。
SARS已经蔓延到36个省市中的22个
如果胡锦涛和温家宝没有能成功地控制SARS疫情﹐那么许多中国人会将他们视为成百上千例死亡病例的责任人。法国颇有声望的费加罗报社认为,若SARS向穷苦的中国内地蔓延, 有可能引发一场革命。根据每日形势来看确实可能性越来越大。SARS从北京到广东已传染了36个省份中的22个。在北京和港口城市天津之间的一个村里﹐数千人暴动﹐很快将当地的一所学校烧毁。事发原因已经明确﹐因为听说城里的SARS病人要被转移到那里。
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北京知识分子中的乐观者期望着一场民主法制的变革﹐这也是某些外国评论员的看法。他们将SARS这场瘟疫看作”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核反应堆事件后﹐当时的苏维埃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加强了公开度以及与西方社会的合作。
当然我希望乐观者的看法是正确的。当然我期待SARS给中国带来意义重大的变革。当然我也惊慌地想到人民起义会带来的后果。目前没有人能保证说﹐在中土大地上会继续发生什么。但现在能肯定的是﹐SARS将会比被血腥镇压的1989年的学生运动和九十年代末兴起的法轮功更深一层地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http://www.dajiyuan.com)
